1972年7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 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位于八号楼南边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
听得我差点憋不住笑出来。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新约全书》，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1961年2月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上面有他的签名。在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chén。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查出“鸩”字果然读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得，我认输了。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的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1%，他也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间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伯伯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
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先生功不可没。
顾准伯伯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副所长的职务也无疾而终。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伯伯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先生经常向顾伯伯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伯伯过去并不知道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并随后翻译了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并列，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
顾准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人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20多年不用英语，有点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20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叔叔谈到顾准伯伯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叔叔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伯伯。本来那天顾伯伯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赵叔叔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伯伯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我手里有一张珍藏了40多年的字条，是顾准伯伯当年帮我母亲批改翻译作业后写给她的。上面说：
在巫先生那里，谈起过这篇文章。我说好翻，他说不好翻。这次有机会读阁下的译文，完全佩服巫先生所说不错。这一次我费去16小时，按比例，绝不低于Kaldor。
校时，有些译语很伤脑筋，有的只好放一放，晚上躺到床上去捉摸。
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我愿把阁下嘱咐我的，仍以奉赠阁下：慢、慢，不是拖拖拉拉，是要捉摸-琢磨。今后译文，拿出去至少要过得去才行，捉摸-琢磨，决不可少！
从字条内容可以看出，顾准伯伯那时为提高这些学生的翻译水平，倾注了大量心血(花16小时批改翻译作业)。他对学生的要求极其严格，让我母亲翻译时一定要“捉摸-琢磨”。他还说，“以后不见得有机会为阁下效劳了”，看来他那时已经感觉自己身体很差，意识到来日无多了……
八号楼二层东侧有一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七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一次他们谈到孙冶方，母亲不无忧虑地说：“冶方已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伯伯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他还说：“冶方若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
顾准与孙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期间。1939年，顾准从江苏省职委调至文委，与孙冶方在一起工作。50年代中期，顾准到经济所搞研究，再一次与孙冶方共事。他们在探讨理论问题时，顾准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上世纪50年代就能提出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正是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孙冶方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文章深刻阐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对按照主观意志“不计盈亏”大办工业等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1963年，孙冶方在一次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辩论会(实为批判会)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概冲口而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据母亲讲，“文革”初期，孙、顾二人都被打成“黑帮”，红卫兵“勒令”他们打扫楼道和厕所。他们每天故意去得特别早，趁楼里还没有人来，边干活儿边交换思想，讨论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孙冶方以“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孙伯伯被关押后，顾准很想念他，经常谈起他。遗憾的是，顾伯伯没有等到孙伯伯出来就故去了，这当中仅仅差了几个月，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孙冶方于1975年出狱后，对价值规律进一步做了全面研究，确立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领袖的地位。然而他却多次强调，他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旧发挥重要作用，是受顾准的启发。他《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有个后记，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就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在孙冶方临终前，经济所吴敬琏、张卓元两位去医院探望，他还当面嘱咐他们：今后整理出版他的文集时，一定要把这个后记附上。孙冶方在与顾准讨论学术问题时受到启发，如果他自己不说出来，别人并不知道，然而他却一再申明这一点。这充分体现了孙冶方的学术道德之高尚。
顾准伯伯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送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办法才好。”从那以后，骆老、江明，还有我母亲，时不时会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