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学家，20世纪初由清廷公派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归国后任翰林院编修。其代表作《九朝律考》被翻译成十几国外文，是研究中国法律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我的外祖父张耀翔早年考取“庚款”留学，由清华学堂保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并亲任中国心理学会首任会长，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心理学第一人”。
我的外祖母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是李大钊、胡适的亲炙弟子。她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等三位女性，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
1943年，母亲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准伯伯相识于1962年。顾于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劳改，四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当时经济所的办公地点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管理得
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白色木制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准伯伯回到所里第一天上班，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
原来事情始于1956年，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安排顾准去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任副主任，并根据顾准自己的要求兼做经济所的研究工作。而顾准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一些理论禁区，并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上。该文主张通过经济核算的手段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提高效率，以市场价格、市场规律调节生产。文章指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还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正是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使顾准逝世20年后，获得了“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的美誉，而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邪恶异端。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试论》一文中的观点被定性为严重的右派言论，成了顾准的罪状之一；另一项罪名是“反苏”。他在综考会工作时，参加了中苏联合考察队，赴黑龙江探讨两国合作利用水力资源。那时正值“一边倒”时期，别人见到苏联专家一般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可顾准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在坝址的选择上与苏方针锋相对，争执得很厉害，还对苏联专家傲慢无礼的态度表示不满。他的这些言行被人打了小报告。当时兼任文教系统领导的康生，在看到顾准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康生这一表态，把顾准划成右派就成了不可更改的组织决定。
1957年母亲刚到经济所不久，顾准就被划成了右派。经济所要对他的右派言论进行“消毒”，上层给母亲布置了一项任务：写文章批判顾准的《试论》。当时母亲很年轻，刚三十出头，属于进步青年一类。很快，由她执笔写出了一篇奉命文字，标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多年后，当母亲和顾准伯伯一起回忆起母亲写的那篇批判文章时，顾伯伯哈哈大笑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顾准1962年回到经济所后，被安排到政治经济学组工作，恰好与母亲同在一组。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准这个人非同凡响：他头脑清楚、看问题敏锐、知识渊博。特别是他在治学方面刻苦认真的态度，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革”前顾准在翻译西方经济学名著时，常碰到一些数学公式。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他借了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不厌其烦地一道道习题进行演算。这种刻苦治学精神在老干部中殊不多见。
给母亲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顾准那铮铮铁骨。“文革”初期，顾准受到很大的冲击，红卫兵勒令他们这些“牛鬼蛇神”交代自己的罪行。别人都小心翼翼把写好的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上，唯独顾准只在一张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便贴了上去。造反派将他痛打一顿，责问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眼见那些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看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母亲认为顾准在“文革”初期写下“读史”这两个字，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理性地看待“文革”。
据母亲讲，顾准做事非常讲原则，从不畏惧强权。“文革”中他给前来外调的人和本所的人先后写了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每句话都实事求是，从不为了讨好某人，或夹杂个人恩怨而写不负责任的话。从1967年3月起，找顾准外调的人逐渐增多，最多时一天就要应对三四拨人。当时如果不顺着外调人员的口径来讲，就要吃苦头。一次，有几个红卫兵来到经济所，要求顾准写一份材料，说明上海某人过去曾和国民党有瓜葛。可他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红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让红卫兵一连串打了十几个耳光。红卫兵见顾准怒目而视，也就打不下去了。后来顾准给他们的材料仍然坚持写不知道这件事。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她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顾准那刚直不阿的品质与渊博的学识令母亲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
“文革”初期，顾准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他20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80元钱。当时8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1972年他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顾准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80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当时我都险些没钱吃饭了，几次想找你借，只是不好意思开口……”
1969年春节过后，顾准随同其他监管对象，被押送到位于建国门外的学部大院接受隔离审查。他虽然在此之前已被迫与夫人汪璧离婚，子女又都跟他断绝了关系，可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深爱着的妻子、儿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与妻子破镜重圆。
1969年11月初，学部正式宣布要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经济所作为“先遣队”，将于11月16日出发。此时，顾准并不知道妻子已于一年多前自杀身亡，仍一再写申请要求在走之前与妻子见上一面。对于所领导、工宣队的支吾、搪塞，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意识到他的秀（汪璧）或许已不在人世。他急迫地对连指导员杨清华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领导这才对他说了实话。汪璧的死讯，对顾准犹如晴天霹雳，悲伤欲绝。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凄惨地写道：“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我此时只想知道她死时的情况。赵说，他们帮我找找，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顾准接下来恳求军宣队帮他找一下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希望在走之前跟她见一面，一起在外面吃顿饭，顺便了解一下亲人的消息。军宣队领导同意了，派人去和稖头联系，可她竟拒绝会见。
孩子的绝情，对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