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当时人们经常背诵的一段主席语录。用它来形容干校生活，却实实在在。笔者在干校短短两年，就经历了若干起非正常死亡。
第一起死亡事件笔者亲眼目睹。郭谨仪阿姨是我们住进土坯房的室友，平时话不多，老实巴交的。干校没有自来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取自食堂边的一口井，宿舍里的人轮流去挑。1970年9月的一天，轮到郭阿姨挑水，正赶上下雨。东岳的黏土地在雨天变得异常泥泞，单纯走路都很吃力，更何况挑水。水井离我们的房子不是很远，仅一百多米。那天我们眼见郭阿姨吃力地把两桶水挑进屋，还把扁担挂在墙上，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大家都吓坏了，赶紧把她抬到床上，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同宿舍的陈长源阿姨那时年轻，胆子也大，冲上去为郭阿姨做心脏按压，并口对口地人工呼吸。她折腾了很久，累得满头大汗，也没救过来。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
郭谨仪阿姨是经济所的合同工，在经济史组整理图书资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严格来讲不是学部的人，只因在经济所做工，不得已跟着一起下干校，结果由于劳累过度把命送了。
第二起死亡事件发生在1972年初。工业经济组研究人员袁代绪那段时间在食堂帮厨。他40岁上下，做事特别认真。春节快到了，为了做好年夜饭，他挨门挨户征求意见，问大家想吃什么。敲过几个门后，突然一头跌倒在地，很快就没了气息。待人们赶过来七手八脚施救，却已无力回天。
郭谨仪与袁代绪当时都是中年人，40岁左右。他们的猝死或许是因为心脏本身有问题。可要不是在干校长期从事超负荷体力劳动，恐怕不会这么早离世。
除经济所外，别的所也有人猝死。干校学员接受再教育的内容之一是观看露天电影。放映队一个晚上要放好几场，轮到学部干校往往是后半夜了。军宣队一声集合哨，大伙就得赶紧起床，拎着马扎排队前去观看。如此“再教育”老年人怎么受得了？结果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庄寿慈老先生坐下就再也没起来。直到散场人们才发现，这位早期译介美国文学的老学者因脑溢血已静静地死去，没留下只言片语。
1970年春节期间，干校还发生了一起拖拉机翻车事故。院部通讯员徐济成在那场事故中丧生。
为了耕种划拨给学部干校的几千亩地，院部购买了两台轮式“铁牛”牌拖拉机。为此，还成立了机务队，有五六个人，并指派考古所老司机羿师傅教他们驾驶。
2月8日，机务队在一块空地上练习开拖拉机。新学员徐济成还没怎么学会，就硬要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让已能熟练驾驶的孙时平坐在旁边。羿师傅看见赶忙说：“你不行，赶紧下来！”可徐根本不听。他大概认为自己过去是院部通讯员，会骑摩托，开拖拉机不在话下。他驾着这头“铁牛”跌跌撞撞上了水渠，结果方向盘没把稳，一头翻倒在水渠里，四轮朝天。徐济成整个上半身被扣在拖拉机底下，淹没在泥水中，只露出两条腿，拼命蹬踹；孙时平腰部以下被拖拉机死死卡住，不过还好是仰面朝天，头还露在水外。机务队薛永应见状，连鞋都没来得及脱就跳进水里，试图用肩膀把拖拉机扛起一些，好救出底下的人。可那几吨重的铁家伙他哪里扛得动？
当时经济所陈瑞铭、刘克祥两位正在不远处的席棚顶上干活，目睹了事故的发生，大喊救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折腾了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孙时平从拖拉机底下拽出来，可徐济成却早已被淹死。
孙时平是经济所张闻天的生活秘书。那次事故把他的肠子砸断了，大伙赶忙把他送到附近铁道部干校医院急救。那里医疗条件比我们这儿要好得多，居然做手术把断了的肠子接上了，捡回一条命。
2月11日，北风呼啸，天特别阴沉。干校在棉花仓库前的空地上给徐济成开追悼会。他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同事们只好凭印象为他画了张素描肖像。他在农村的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赶来奔丧，哭得死去活来。她要求干校追认徐济成为烈士，否则她们孤儿寡母在乡下会让人欺负。领导当然不允。结果她只拿到很少一点抚恤金，抱着孩子回去了，特别凄惨。
1971年干校从东岳搬到明港后，还发生了一起自杀事件。夏秋间，考古所的高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不堪高压，在军营厕所自杀。他先是割腕，没死成。于是又上吊，结果绳子断了，跌断了几颗牙齿，还伤了太阳穴。最后取来新的绳子，还是把自己吊死了。足见死意已决。
近日打电话给经君健叔叔，跟他谈起考古所高旗因“五一六”案挨整而自杀的事。他说：“这不奇怪，我自己当时也是挨整，逼我交代‘罪行’和同伙。我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被逼不过只好乱说、乱供，但总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诱供的‘罪行’不断升级，上纲越来越高，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也曾经动了自杀的念头……”
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也记述了一起“五一六分子”自杀事件：1971年1月3日下午，她在菜园里干活儿，看到三四个军宣队的人用大车拉来一具尸体，要在附近掩埋，其中有个人还走过来向她借铁锹。她问军代表死的是什么人，那人告诉她死者是个男的，33岁，死于自杀。杨绛先生的女婿就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不堪逼迫自杀的，因而对那个死者极为同情。事后她对同事说：“哎哟，这个坟上什么都没盖，多冷啊……”
上述死者都是学部普通职工，并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可是，陆志韦这样的一流学者去世，却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他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聚集了一批中国文科顶尖的学者。这些人都是国宝，走一个少一个，对国家来说是重大损失。为此专门批示，以照顾老弱病残的名义，将11位一流学者提前调回北京。1971年元旦，这批人从干校返回，其中包括吕叔湘、丁声树、俞平伯、何其芳、吴世昌等。按说钱钟书先生作为一级研究员，绝对应该在这一批上调人员名单里，可不知什么缘故却没有他。到了1972年3月，又调回了第二批。这一批包括一些二级研究员，钱先生和夫人杨绛随这一批返回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