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去时，我们这些干校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气，在外面惹是生非。经济所魏某某的儿子抓住老乡家的鹅，把翅膀绑起来扔到水塘里，差点儿把人家的鹅淹死，气得老乡到干校告状。领导很头疼，不得不认真考虑怎样安排这帮孩子。结果决定14岁以下的到当地学校借读；14岁以上的自己选择，要么去机务班学开拖拉机，要么到公社中学借读。我选择后者，于是跟其他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了东岳公社中学。
当地学生听说北京来的孩子要跟他们一起学习，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农民的后代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彩旗，在老师的带领下，打着纸糊的小旗子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兴奋地一边鼓掌，一边不断高呼：“向干校子弟学习！向干校子弟致敬！”那情景让人联想到当年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
这是一所戴帽中学。所谓戴帽，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顶帽子，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学校没有操场，只在院子当中竖起一个自制的篮球架。作为教室的土坯房只开有门洞和窗口，却没有门板和窗扇。天暖和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蒙块塑料薄膜挡风，可门还是大敞着，晴天的时候屋子里比外面还冷。有时课上到一半，农民家的猪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老师见怪不怪，照常讲课。
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学生，校长感到师资不足，要求干校支援。而干校正愁个别病残人员不好安排，于是派了两人到学校教书。一位是经济所的刘克祥，三十出头，搞经济史的，患有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岁，搞生物学史的，因患小儿麻痹造成腿部残疾。到公社中学后，刘老师教语文，汪老师教化学。
汪老师教的化学课当时叫“化工”，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按说教这点课不在话下。可学校里没有实验室，上化学课又不能不做实验，真难为他了。为了让学生理解所教内容，演绎各种化学反应，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土办法，做了几个简单的实验，如酸、碱中和等。当时流行一句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人们似乎没想过，“创造条件”也是需要条件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学校教学经费极少，除了黑板和粉笔，几乎没有任何教具。有一阵甚至连粉笔都快用光了，老师只好用很小的粉笔头儿写字。校长为此愁得不行，不得不发动学生勤工俭学。所谓勤工俭学就是去挖半夏。这是一种茎块状的中药材，学校附近没有，得走15里路才能到有半夏的地方。那天我真想多挖一些，为学校做贡献。说来惭愧，低头忙活了几个钟头，才挖到半个拇指大的一块。当地学生比较会找，少的三五块，最多有挖到十几块的。这也难怪，那地方实在太穷了，人们都想通过挖半夏换点钱。收割后的庄稼地不知被人翻过多少遍，很难再找到。
当地学生很朴实，我不久就跟他们打成一片。班上有个叫崔明兰的女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明兰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她因家庭生活困难，曾辍学几年，后来自己还是想念书，又回到学校。她比我大四岁，那年已经19岁了，跟我在同一个班上课，我有时放学后带她到干校驻地玩。一次她见到我母亲，说最近改了名字，叫崔艳丽，问好不好。母亲说不好，“艳丽”太俗气。你原来叫“明兰”多好啊，很清纯，为什么要改？明兰特别信服我母亲，很快又把名字改回去了。
春节快到了，学校准备开个联欢会。班主任黄继斌老师听说我会拉小提琴，问能不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当然愿意，可问题是演出的“舞台”就是学校院子，在数九寒冬的室外，手肯定冻僵了，根本没法拉琴。黄老师问能不能想办法克服？我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在上台前用热水泡手，使手暖和过来。他说没问题，这事交给他了。演出那天，黄老师左手提个暖水瓶，右手拿个脸盆，一直站在“舞台侧幕”。我们密切配合，等我前面一个节目刚一开演，他马上把热水倒在盆里，边用手试水温，边催促我赶紧泡手。当报幕的人说“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北风吹》”时，我已用毛巾擦干了手，从容地走上台。农村学生从来没见过小提琴，好奇得不得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以饱满的激情演奏着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悠扬的旋律从指尖淌出。一曲奏罢，同学们拼命鼓掌。我羞得涨红了脸，飞快地跑下台，连鞠躬都忘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台演奏”，终身难忘。
当地学生跟干校子弟刚开始关系还不错，但后来逐渐有了矛盾。主要是干校子弟有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家长还是中央机关的，看不起农民的孩子。有人向农民子弟炫耀说：“看，我这件的确良衬衫，是我爸花十块钱买的。”还有的人嫌农村学生土，不愿意跟他们坐同桌，下课也不跟他们玩，这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子弟的自尊心。后来干校子弟与当地学生竟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对北京学生的有些做派看不惯，站在农村同学一边，绝对是个异类。
自己当年为何会那样，我想大概与母亲的潜移默化影响有关。她虽从未跟我讲过“人人生来平等”这类概念，可她总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对我影响很大。
两派学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发展到动手打架。汪子春老师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专门召集干校子弟的家长开会。他也站在农村学生一边，指出干校子弟种种行为的不当之处，要求家长严加管教。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没起什么作用，直到干校搬离，两派学生还是水火不相容。回想当初刚到这个学校，农民子弟是那么高兴。他们大概万万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一群死对头。
1971年4月4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临走之前，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捧着用手绢包着的四个煮熟的鸡蛋，那鸡蛋还是热乎的。我大受感动，深知在这个贫穷的乡村，鸡蛋有多金贵。农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着用它们换取食盐、灯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绢里包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她的心啊！ 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