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七日），何澄的同胞大哥何厚吾卒于朝阳知府任上。接到大哥逝世的电报，何澄惊痛无比，本来同气三人，相依为命，而对他最疼爱的长兄却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即永诀，苍苍者天，何其残酷！何澄哀不胜哀：棠棣三枝，犹如前日，四海茫茫，冷峭如梦，活着情深，逝去也情深，遂即请假回国奔丧并送大哥榇归故里。出殡时，朝阳“官僚叹伤，吏民号泣，榇归之日，追送如云”。何澄扶着大哥的灵柩往灵石两渡走，看见侄儿撒飞的纸钱在狂风中横飞，他的心就回旋起大哥对他的种种疼爱：甲午之战，若不是大哥把他托付到京城族亲何乃莹家，日军攻占辽东半岛之后针对平民所进行的杀戮，也许就不会有他这个在日本学武备的留学生；庚子事变之后，假使不是大哥开通绅明，筹够斧资，早早把他送到上海学习日语，哪里会使自己成为山西自费留学东洋的第一人？每想到一件事，何澄就触动旧情，内心深处的往事不是渐去渐远，反而增添了更多萍踪浪迹、孤山感逝后的绵亘深情……回到两渡，亲族都已等候在路口，其亲情甚为可感。何澄不由忆起高祖何元烺、何道生嘉庆初年回两渡安葬高祖之母所作的《到家》诗：
到家翻似异乡人，手足相依谊独真。
同族少年多不识，先民旧俗尚馀淳。
村当驿递喧嚣近，客尽生疎揖让频。
敢以科名耀乡里，朝来情话悦比邻。
然而，乡间的红白事，都是喜事。除了正式的下葬几天之外——族亲上上下下，此时还没见过一个剪了辫子的，于是比何澄小两辈的“长”字辈，无论年岁大小，都管他叫“秃八爷”；拖着小辫子的小孩子围着他笑嘻嘻地直喊喊“秃八爷！秃八爷！”直至现在，在两渡，你说何澄，恐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但一提“秃八爷”，几近无人不晓。由此可见，在世势将要大变的关头，先行者，标新立异者，总能给人以历久难忘的印象。
葬事完毕，春节也到了。何澄和二兄何厚贻在两渡过了一个可以勾起许多儿时亲情往事的大年。今天到这家，明天到那家，“亲知多慰藉，絮语劝加餐”，悲伤的心情得到许多慰藉：
村居多半路迢迢，短晷催人觉更遥。
乍诉合离杯迭劝，旋留信宿烛高烧。
园蔬家酿饶风味，山色溪声破寂寥。
头白尊行呼小字，儿时光景话连宵。
正月初五一过，何澄与二兄何厚贻便急急回到北京。何澄从何厚贻手里得到一笔钱，又从何乃莹等族兄那里筹了一笔钱，说是要在天津办一个经营文房四宝和古碑帖及新式教科书的书局。拿到足够开办一家书局的钱后，即赶往天津。灵石两渡何氏在天津也有一支，如大名鼎鼎的何炳莹（字仲瑾），即是从长芦盐场起家的近代大商人，其女儿嫁于袁世凯四子袁克端。一九〇九年一月，袁世凯被清廷罢职后，何炳莹将河南彰德洹上村占地二百余亩的别墅送给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并没有返回豫东南的老家项城隐居，而是把何炳莹的这所别墅重新加以修整扩建。园成后，袁世凯又将他五十寿辰时西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作为花园的名字，表示不忘西太后的恩情厚意。所以，何澄在天津并没有费什么力气，也没花多少时间，就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北段）开办了店名为“利亚”的书局。这个利亚书局，表面上是经营文房四宝及新式教科书的，实则是何澄为了从日本传输革命书报刊的秘密机关。等把书局的经理和店员全部找好并吩咐一切后，何澄即由天津登船返回日本，在振武学校继续学业。
一九〇五年夏季，景梅九趁着学校放暑假，与几位朋友一起回国。从天津上岸后，就到何澄开设的利亚书局访友，恰巧碰上一位天津法政学校的学员也在书局买书。这位学政法的听说景梅九他们是从日本回来的，讲了几句应酬的话，便谈到学问上来。满口的新名词，让景梅九有点不入耳。最可笑的是，这位学政法的学员说到外国人在天津，常常有不法行为，中国又不能管理，他们有了诉讼，归他外国领事馆自行判断，可叹的是我们中国没有“治外法权”，所以对待这些居留的外国人，简直是无法可施，也算是一种国耻了。说完之后，这位学员还很有些愤愤之意。景梅九虽没学过法律，但在日本时却常听人们讲过些法律名词，也确确实实知道“治外法权”并不是这位学政法学员所说的这个意思，于是就对他说：你说得不大对！所谓“治外法权”是说在外国的人，可以不服从所在国的法律，有用自国法律支配的特权。比如，外国代表公使领事等，以及普通的外国居留人员，因国际条约订明，可享有这种特权。你所讲的，正是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但把意思弄错了，反倒是说我们中国没有惩治违法的外国人的法权了。因为是初次会面，景梅九不好意思继续与他辩驳，只说了一句宽慰的话，“治外法权，本来字面有点含糊，不能全怪先生粗心”，就让他继续糊涂去，拉倒。事后，景梅九对没把这个词的本义给那位学法政的糊涂学员说深说透，很是后悔，认为自己是犯了一条消极的罪状。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了机关报《民报》。革命党人揭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全仗着书报刊的传播。清廷方面，也知道这些报刊宣传的厉害，一面禁发行，没收书册；一面不准购阅，实行全面检查。尤其是孙中山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概括为民族、民权与民生三大主义，在《民报》第一号发刊词中正式发布出来之后，清廷极为恐慌，设法防备，严加检查，不准《民报》等民党的书报刊输入内地。从上海方面流通传播还算容易，但要从天津方面传播却很难。正当革命同志对此一筹莫展之时，何澄却想了一个极妙的法子，就是利用他族内的一位兄长，在回国时，将《民报》包好装到箱子里，说是给他朋友带的《法政丛编》。何澄的这位兄长，并不在意是不是革命宣传品，便全部给他带了回去，国内的同盟会员居然都收到了。何澄为什么敢让他的兄长带这些被清廷严查的革命宣传品呢？因为海关上，见了满洲人名片和那一条辫子，便晓得不是革命党，绝不会搜检他的行李，所以十分妥当。还有陕西的革命同志，把《民报》集成厚册，另行装订，标题《心理学讲义》，送回内地去的也不少。为了发行革命的书报刊，何澄还以发行新学堂教科书为掩护，把留日学生界翻译出版的革命书籍和报刊悉数发行到他先前的天津日租界内的利亚书局，使得《民报》和同盟会会员所作的众多革命宣传品在国内精英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
尽管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对士官生有着种种严格的纪律约束，但何澄依旧秘密地参加同盟会的各种组织活动。
继加入同盟会后，年底，何澄又加入了由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同盟会会员结社的秘密革命团体明明社。明明社是专门介绍西北各省有关人员加入同盟会、兼联络情报的一个秘密组织。其成员主要有直隶的张继、杜羲等；山西的谷思慎、荣福桐、荣炳、景定成、朱炳麟、燕斌、景耀月等；陕西的康宝忠、邹子良、曹雨亭、赵世钰、于右任等。明明社在组织上非常严密，入会有严格的手续，会中有各种制度和纪律，遵守者奖，违反者罚。
明明社社址起先设在东京神田区仲猿氏町五备地。何澄来过两次后，外面有人就说景梅九同革命党往来，清廷驻日官员使人来密探他的动静，日本侦探也时时来探望。虽说景梅九已是当然的革命党，但怕暴露身份，未免还是有些惊慌。有人说：“既然咱明明社有了破绽，咱或是搬房子，或是把这牌子去了，或是另改个名称也好。”于是大家说：“还是改个名称，试试看。”景梅九说：“这个名称太奇怪了，惹人注目，固然是不好；太平常了，也觉得无味。”话犹未了，何澄拍手道：“我有个好名称，改成‘何公馆’三字，大家看怎样？”景梅九笑道：“好便好，但明明社未免一落千丈了。”大家也笑起来。为什么说“何公馆”这三字好呢？一者因为公馆在中国是很普通的名词，在日本却很新鲜；但是日本人，研究中国风俗的，也知道这公馆是官僚住宅的名称，而官僚是断不会革命的，一定是不注意的。二者，利用“何”字在公馆上面，何澄的意思是，“何”字可作“什么”解，就说这是“什么公馆”，还不是“明明社”吗？恰保住本来面目。如果日本侦探不作此想，就可以把他们瞒过去了。所以大家决议改成了“何公馆”。却也奇怪，明明社自从改为“何公馆”后，日本侦探再没来胡缠过。明明社的人才知道这“公馆”两字的魔力不小。虽说何澄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一来把革命的形迹掩饰过去，二来日本之有“公馆”实自此始，也算有开创的奇功了。
那个时候，同盟会上下，“非关系革命的书不愿看，非关系革命的话不愿谈，非关系革命的事不愿做”。自明明社改为“何公馆”之后，对于联络同志，依然照常进行。每天必有同志来谈，然而不同志的人，也挡不住他来。如果不是同志的人碰在一处，便不好说话。普通的革命议论，固然是不要紧；若是秘密的计划，泄露了就有些不妥。古人说：“机事不密则害成。”所以同盟会，有种种约定的密语和手势，以为表示同志的作用。这是秘密结社的规矩，毫不足为奇。这时，《民报》社是彰明较著的一个革命机关，去的人都系同志，没有用密语的必要。惟有“何公馆”，普通朋友时来聚会，非用密语不可。常用同盟会约定的密语，常用也会露出痕迹。如问人姓，曰老兄姓贵姓（贵姓上的姓，说时略逗），答曰某姓；要是答姓某的，便不是同志之类，总觉有点勉强。当时何澄又为区别同志还是不同志想了一个法子：以“请坐吃水”和“请坐吃茶”辨别。譬如一个或几个同志正在谈话，忽然来了一位客，主人是认识的，先来客是不认识的，又不好意思问他是同志不是，这时候主人用一种方法表示，又要快当，又不要露痕迹，使大家互相知照才好。何澄想的话很简单，就是同志来，主人说，“请坐吃水”；不同志来，主人说，“请坐吃茶”。不用问，预先要把这密语告了同志才行。往往多少同志，在公馆正谈得兴高采烈，忽然来了生客，说一声“请坐吃茶”，大家就聊起闲话来胡搪塞；说一声“请坐吃水”，仍然继续前话，毫无顾忌。后来更加简便，来客让坐，唤下女倒茶，就是不同志；唤下女倒水，就是同志。何澄解得最好：因为吃茶普通，吃水特别，并不是薄待同志。有人说得尤妙：茶者杂也，非我同类；水者清也，君子之交淡如水。景梅九说：“论起这种密语，是专对待不同志的人，所以倒茶吃茶，很是自在；若说吃水，反觉奇离。对于同志，本来不须这个，因为可以明明说都是同志，没有甚么要紧。”所以后来同志来了，只说一句玩笑话：“又来了一个吃水的。”但是这里有个疑难，就是正和不同志的谈话，来了一位同志的，还能让吃水，叫倒水么？不用说，是不能的了。没法子，只好请他吃茶，以表示有不同志的在座。算来算去，还是“吃茶”这句话用途广輥輯訛。
在何公馆，“吃茶”、“吃水”非常热闹。而起名的主人何澄，还有和宫崎寅藏痛饮白酒而大醉的轶事。
一九〇六年八月，陆军士官学校放暑假。何澄在四个星期的假期中，每天不是泡在何公馆“吃茶”、“吃水”，进行着“同志”和“不同志”的秘密革命活动，便是跑到中国同盟会总部和孙中山、黄兴领受新的任务。一天，景梅九和何澄、谷思慎邀请宫崎寅藏到何公馆行长夜之饮。宫崎寅藏豪于酒，有一斗不醉、一石亦不醉的大量。谷思慎和何澄也能喝，景梅九本来酒量差点，但也随着大喝起来。喝到半醉，景梅九用日语唱：“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磊落仰塞之奇才，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拨浪沧溟开。”举座呼快。宫崎寅藏亦歌一曲，悲壮激昂，令人起舞。何澄闻歌起舞，唱起了一首日本志士吟咏巴黎革命的绝句：“一刀两断君王首，落日光寒巴黎城！”尤为慷慨激越。主客听后，皆为此干了一大杯。天将明，喝尽两桶正宗酒，宫崎寅藏酩酊辞去，何澄、景梅九、谷思慎则醉卧，不复能送客矣……輥輰訛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是个星期天，陆军士官学校照例放假。吃过早饭，查过内务，待值星官沿队看过外出的服装是否合格后，散队，何澄直奔神田锦辉馆。何澄为何这么急？因为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来说，这一天可是一个大日子——中国同盟会要开党报《民报》的纪元大会，孙中山要在会上作《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讲演。何澄赶到会场，只见会场四壁悬挂着欢迎及庆祝的对联，万国旗帜交悬其中。纪念大会由黄兴主持，章太炎致祝词，日本友人池亨吉、北一辉、萱野长知和宫崎寅藏出席大会并讲话。
孙中山讲演“三民主义”达两个小时，“态度安详，声音清爽”。讲民族主义，他着重就清廷“排汉”的最近动态进行了论说，并认为现在已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关键地步：“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哪里？政权在哪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想起我汉族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闭眼想想历史上我们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们祖宗很对得住子孙，所难过的，就是我们做子孙的人。再想想亡国以后满洲政府愚民时代，我们汉人面子上从他，心里还是不愿的，所以有几回的起义。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那满洲人也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他们要长保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们这几句话本是不错，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汉人无团体。我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他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惟有他来阻害我们，那就尽力惩治，不能与他并立。照现在看起来，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权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汉人要剿绝他，故此骑虎难下。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要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想来诸君亦同此意。”輥輱訛孙中山讲民权主义，说“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为自己同胞求得自由民主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自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超乎常人的预判性，一直令何澄感佩。几年过后，孙中山所说的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便被袁世凯称帝所证实。而对于当时诸多革命党人所没有想到的十几年后的军阀割据乱局，孙中山在此次纪念大会的演说中也有警醒：“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輥輲訛说到民生主义，孙中山以他过人的禀赋，令听众深受感染。首先他承认，民生问题，“因这里头千条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并且社会问题隐患在将来，不像民族、民权两问题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会他。虽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远。凡是大灾大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发生之后，要扑灭他却是极难。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从留学到现在，何澄读过、知道的各种学说不知凡几，但还没有听到谁说过“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也没有听谁说过，“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而且真是最大的责任。为什么真是最大的责任？因为孙中山担心：“将来中国要到（贫富不均）这步田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孙中山对民生问题的虔诚真挚，让何澄热流涌动——初来日本学农，就是想着改善民生，但那时不但不知“民生”为何物，甚至连“民生”的名词都不知道。看了《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才明白“国计民生”即是一场社会革命。如今听孙中山先生一席话，愈发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最终目的，即是为了“国计民生”，即是孙中山在讲词中说到的“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世界上可称得上伟人的何其多？但像孙中山这样视野开阔，博览群书，用所熟知的国际关系、西方政治制度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通俗易懂地抨击中国数千年的弊政，并发誓社会革命成功后，要尽数蠲除苛捐，永远断绝人民租税太重的压迫，改善民生的政治家，百年间又有几个？
孙中山的这场演说，与一年前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一年前，孙中山是激励留学生革命、革命再革命，一年后的这场演说，是让革命的同志思考、思考再思考。孙中山说：“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它自然生长，定然支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没有加增，这是与各国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后，却不能照前一样。比方现在香港、上海地价比内地高至数百倍，因为文明发达，交通便利，故此涨到这样。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元，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这种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过眼前还没有这现象，所以容易忽略过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后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筹个解决的法子，这是我们同志应该留意的。”百年前的演说，在过了百年之后，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的地价，哪一个不被一一说中？难怪当时坐在会场聆听孙中山演说的何澄为之动容，并在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时时处处遵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诚如孙中山所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輥輳訛演说完毕，全场欢呼不断——孙中山，这面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旗帜，似乎在真正的革命志士的手中不停传递，在志士仁人心目中不停顿地飘扬……在《民报》周年纪念会之后，出入何公馆的人更多了，但也不尽是前来“吃茶”、“吃水”、“喝酒”的人，它还成了资助、出版革命报刊的福地。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由景梅九、景耀月、谷思慎、荣炳、荣福桐等主办的《晋乘》就在这里创刊。其宗旨为：“发扬国粹、融化文明、提倡自治、奖励实业、收复路矿、经营蒙盟。”内容有图画、论著、晋语、文艺等。虽仅仅出版了三期，却是留日学生中第一块自我宣传革命的阵地。
一九〇七年三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请求，驱逐孙中山离境。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同盟会总部工作由黄兴负责。黄兴认为，留日学生入军校者渐多，为日后在新军中掌握力量、推倒清廷，就不能过早暴露革命党人的真面目。因此，特别嘱咐学习陆军的同盟会会员不要时常与同盟会总部往来，入盟证件也由黄兴一人独自保管。按照黄兴的意见，由黄郛輥輴訛和李烈钧等出面，选择一批已经加入同盟会、忠贞可靠的陆军留学生另外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丈夫团”輥輶訛。
据李烈钧所述：
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尝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輥輷訛。
由于事涉秘密，加入“丈夫团”的成员，大概除了黄兴外，外人大都不清楚到底有几何人等：
黄郛、李烈钧、李根源、李书城、程潜、赵恒惕、何澄、尹昌衡、黄恺元、叶荃、温寿泉、阎锡山、华世中、刘洪基、程子楷、孙方瑜、曾昭文、耿觐文、李乾璜、仇亮、杨曾蔚、陈强、段承瓛、袁华选、陈之骥、姜登选、李浚、王孝缜、王家驹、张群、曾继梧、蒋作宾、唐继尧、蔡锷、雷崇修。
参加“丈夫团”的这些人，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军事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毕业回国后大多在清廷新军中担任中下级军官；辛亥革命时，在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及至中华民国成立，不少人又是各省的督都、参谋长或军事院校的高级教官，是活跃在军界和政界的新知识群体中的精英。
何澄从赴日留学起，先后参加了“成城入学事件”的罢课运动，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加入同盟会，最终成为革命党人。由此，留学生在日本所发动的重大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事件，他无一不参与其中，从而成为留日新知识分子群体中为数不多的全程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