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1978年5月，对苏态度强硬、极力主张应主动接近中国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受命访华，表示美方“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共同的利益，是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是源自于寻求建立全球或地区性霸权的任何国家的努力对抗的长久的战略观点”，进一步表达了美国的意图。自7月起，中美两国就建交问题开始秘密谈判。邓小平不仅关心谈判过程，而且对每一轮谈判都作了具体指示。谈判到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卡了壳，就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小平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条原则美国接受了，但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其坚持不让步。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邓小平会见了美方全权代表也是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美国方面从总统到谈判代表都对此次会见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作了充分而又比较积极的准备。考虑到美国决定按条约规定于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做了必要的让步，只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并接受了卡特总统请他于1979年1月访美的邀请。他提出：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建交后继续商谈来解决。这样，由于邓小平的决断和美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中美建交的最后一道障碍线得以突破，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于1978年12月26日发表了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现在看来，这是当时这一问题解决的最佳结局和途径，因为与美国建交一方面可以遏制在中国北部陈兵百万的苏联，另一方面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说，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和美建交的时机；但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务实作风的体现，即抓住时机，求大同存小异，赢得处理问题的主动权，同时搁置争议，继续谈判，成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
利用《建交公报》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
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是中美建交谈判时的遗留问题。中方在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的声明中强调：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也全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则公开表示，它将继续向台出售所谓“防御性”武器，声言“出售武器的数量和性能同北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一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潜在的麻烦，也是两国间经常发生磨擦的重要根源之一。中方利用中美建交公报所确立的原则，为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中美建交公报墨迹未干，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1979年4月10日签署生效。它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准则的规定，特别是实际上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向其出售武器，不期望其与中国大陆通过和平方式的统一。邓小平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于4月19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卡特总统表示他在执行这个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中国正在看美国以后所采取的行动。”接着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对美国提出严正声明和抗议。因为，“武器销售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军事关系或一种军备管制的挑战——武器销售即是对外政策之本身。”在美国，对外武器出口被称作“外交货币”。美国曾保证在建交后一年内不再与台湾签订新的武器销售合同，但事实上台湾当局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订单已经到1983年，总额达6.25亿美元。1979年12月31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美国便恢复对台的军售。1980年1月3日。美国防部长宣布向台出售五类价值2.8亿美元的武器，还愿意出售F-5新型战斗机。
1981年里根上台，表示将继续以每年7-8亿美元的水平对台军售。
邓小平始终反对美国的对台军售。1978年会见伍德科克时他就提出：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对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问题设置障碍。1981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邓小平严正指出，中美建交时，中国声明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中国原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但迄今为止，美国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中国同意中美建交后美国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决不是一般商品贸易，也不是民间往来，美国这样做，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相容的。黑格表示，美国将非常谨慎和克制地对待这一问题，但仍坚持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仍要向台湾提供一些经过仔细选择的、性能适度的防御性武器。”1981年国庆前夕，中国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叶九条”。此后，中方多次向美方表示：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外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因为这干涉了中国内政；在“叶九条”宣布后，外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就更没有必要、更没有道理了，这样做只能增加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美国认为愿意继续就此问题进行会谈，但在此期间“仍要做它必须做的事”。中方表示，在谋求解决售台武器问题过程中，如美径自决定出售武器给台湾，中国将作出强烈反映，两国关系的停滞或倒退不可避免。中方还提醒美方注意，此前，由于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中荷外交关系已降级，中国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双重标准，表现出我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不可动摇性。
1981年12月初，中美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开始谈判。中方要求美方承诺：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的水平，并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直至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同意此后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的水平，但不肯承诺在限定期限内完全停止出售武器给台湾，只表示将逐步减少，最终解决这一困难问题。它仍坚持要把美国逐渐减少售台武器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直接联系起来。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敏感时刻，美国国务院于12月底证实，美将向台湾出售价值6000万美元的武器零件，并已交国会审议。此外，1982年1月11日，美方决定同台湾联合生产F5-E战斗机，并拟向台出售飞机。
中国对此迅速作出强烈反应。邓小平在这一年3月与西哈努克亲王谈论中美关系时指出，中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要作好准备。他说：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啊！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他就此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售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它要求今后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他还说：“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一些云雾一扫而光”，“现在该是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时候了，不应再耽搁了”。双方同意继续进行会谈。邓小平依旧十分关心谈判进程。1982年7月，他会见美国谈判代表、美驻华大使恒安石。美方表示，并不谋求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两国的立场逐步接近。
经过10月的艰苦谈判，中美表达成协议，发表了《八·一七公报》。双方重申了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美国还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中国的立场是：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美国最终必须完全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也是中方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谋求海峡两岸统一的又一成果。
至此，中美“三个公报”成为中国进行对美外交斗争的正当的有利武器。
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相结合
《八·一七公报》公布当日即1982年8月17日，邓小平接见了恒安石，请他向里根转达口信：一是中美已达成协议，中国期待美方切实履行其承诺和保证。《八·一七公报》中说，美国对台军售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这一规定在原则上是很清楚的，中国不希望看到出于玩弄数字或借口生产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争执；公报中说，“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这个“一段时间”的含义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应推到遥远的将来，至于“最后的解决”，其含义也只能是最终停止对台军售，而不应作任何别的解释。二是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在公报中重申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向美国或任何人作出什么承诺，当然也不允许曲解为美国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前提，希望双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误解。三是中方重视中美关系，愿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美方一起作出努力，但毋庸讳言，在中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一片乌云，这就是美国单方面制定的、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国总统在执行该法时也有很大的机动权限，希望美国能正视这个问题。
9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再次表示了关注和忧虑：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关键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
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的担心，美国并未严格遵守公报，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1983年4月，邓小平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说：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同年8月，他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继续卖给台湾武器，卖的那么多。这就是损害我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一种动作。
美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我看还是不希望中国能够统一。”因此，“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毋庸置疑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又着复杂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美国的介入。
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干涉中国内政同步，中国政府和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战略构想。它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的国策。邓小平多次指出：按照上述方针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海峡两岸都能接受，也照顾到了美国的利益。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方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会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积极采取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如停止炮击金门诸岛，落实台胞、台属和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公开表示愿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制定促成两岸“三通”、“四流”政策等。这些都得到了台湾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台湾当局也相应地调整政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措施。由此，海峡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到逐步缓和，从长期隔绝到相互交往，向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两岸的经贸关系日益扩大，双边间接贸易发展迅速，到今天，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台湾成为大陆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日趋紧密，为两岸和平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中国政府就把反对美国的对台军售、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而两岸关系的发展反过来又成为遏制美国对台军售及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有利因素。
直到今天，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仍不时地作出损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与感情的事。中方和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前后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及进行斗争的艺术和策略，仍然是我们现在同美国的强权政治进行外交斗争、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有利武器。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第八章邓小平的旅欧经历和革命实践——浅谈邓小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选择和确立
吴芳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三落三起”，不仅使人们赞叹不已，而且唤起了人们的沉思：是什么原因促成邓小平的“三落三起”？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邓小平几经沉浮而又百折不挠？为什么每次复出之后都获得党和人民更大的信任，享有更高的威望？
邓小平之所以能屡陷逆境而不屈，愈挫愈奋愈辉煌，除了客观的时代条件之外，就在于他具有坚定而永恒的革命信念，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真理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邓小平正是由于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才使他每当处于逆境的时候，从不消极和沉沦，而总是不断地从共产党人的伟大信仰中，看到光明的前景，获得新的力量。又是这种人格力量，使身处逆境中的邓小平一旦复出之后，便能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这也是邓小平在剧烈的政治冲突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那么，邓小平的这种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本文想从邓小平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来探讨邓小平是怎样选择、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一、已觉悟分子思想的影响——对邓小平共产主义理想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