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军队改革和建设的总设计师。“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的思想，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和国内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根据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国家基本政策提出来的，是确立新时期军队建设目标和选择军队发展途径的指导原则的基本依据。
一、正确地分析安全环境是把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前提
正确地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战略关系。因为两者是关系到国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利益，即关系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国防建设直接涉及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又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安全环境是一个变量，它依据国内外变化而变化。我国50多年来的建设表明，国家安全环境变化对国防建设的要求一直是影响军费投入的重要因素。
建国初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从总体上说，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是主要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便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门口，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然而，输掉了朝鲜战争的美国却更加敌视中国，它在巩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时，又搞起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同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条约”，构成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台湾的武装力量，“缔约国的领土”遭到“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
60年代初，中国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一是龟缩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乘我暂时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紧张之机，紧锣密鼓进行战争准备，再次弹起“光复大陆失地”的老调，并千方百计要把美国卷进来，台海上空一时间战云密布。二是印度无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肆意蚕食我领土，制造流血冲突，中印边界地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美国则在我东西两个方向做文章，试图陷我于全面紧张之中。到6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面临来自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施加的更大军事压力。1964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轰炸北越。6月，美国政府正式肯定了“南打北炸”的扩大战争计划，8月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随之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把战火烧到中越边境。
美国对中国大力援助越南则充满了仇恨，发出一连串的战争威胁。
中国成功地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美国就声称：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付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共产党中国”。时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说：中国是“今天美国最主要的敌人”。约翰逊政府则扬言：“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在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同时，北面的苏联也开始动作。
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不断制造边境事件，扩大边界冲突。1963年7用苏联政府与蒙古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随之进驻蒙古，实施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势。
苏联自60年代中期起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增加军事力量，已对中国形成大兵压境之势。
面对这样的安全环境，根据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诱敌深入的方针，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推行一系列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的战备措施。如加快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步伐，建立和发展核反击力量；在加紧建设大三线的同时，要求各省、各大区建设各自的小三线，以形成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加快战备工程建设，形成战略支撑点以及联结这些支撑点的交通网、通信网；在重点城市和地区构筑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体系等等。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随之逐步走上了服从战备的轨道，工业布局调整和投资重点日益突出战备的需要。
建国初期和六七十年代，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对付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增强军事实力，国家削减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入，着重发展军事工业，加大军队建设规模。1950年至1953年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0%以上，1954年至1956年达20%以上。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在我国北部大兵压境，使我国不得不加强战争准备，以防强敌入侵，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达到20%左右，1964年为18%，1965年为19%，1968年为26%，1976年为18%。由于当时美国、苏联对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致使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担负着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不能不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
十年动乱刚结束以后，百业待兴，人民群众渴盼安宁富足的生活；同时，国际战略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关系由交恶发展到了两国建立联系。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我国若不跟紧发展潮流，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早在7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曾指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推迟；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延缓战争的一个办法。8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大仗几年打不起来，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如果当前老是强调战争马上打起来，使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打仗上面，就会影响“四化”建设。特别是80年代初，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国家安全压力减少，邓小平正确分析了国际战略形势，认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避免，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目的是为了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也是为了使军队的发展具备有良好的经济基础。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作了“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讲话，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
这种以减少军费投入、“军队要忍耐”为特征的方针，解决了国防建设所占资金过多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促使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二、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国防建设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条件是建设和发展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根据这个基本观点，邓小平深刻地阐明了，只有使国家建设的大局好起来了，使国力增强了，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才有可靠的保证。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只有通过和平时期的建设，使整个国家力量不断增强，才能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事实上，平时的国家力量就是战争潜力，一旦战争打起来，国家力量就可以转化为战争实力。尤其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战争对国家经济力量的依赖程度明显增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的胜负在平时就决定了。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力量在整个国家力量中的突出地位，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指出“真正的硬仗是打钢仗”，后来，他又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又说“现代化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他还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并强调要“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这些说法与党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表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
2.军队要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
1975年以来，邓小平科学地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大仗近期打不起来；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随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国际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我军适时转入了和平时期建军轨道。抓住历史机遇，我国应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军队就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并服务于这个大局。军队在支援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有许多优势条件：一是军队人力资源丰富，又有组织纪律性，是国家大型重点工程建设中的生力军；二是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可以搞“军转民”；三是军队有一些可以转入民用的设施。邓小平说“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近20年来，军队先后向地方开放101个机场，开放和腾让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90条通信线路、1000多个仓库、300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全军共参加抢险救灾10万多次，出动官兵2300多万人次，机械车辆100多万台次，飞机、舰艇1.5万余架（艘）次，抢救遇险群众1000多万人，抢运各类物资2亿多吨；参加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工程建设，全军共投入4亿多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2500万台次，参加和支援重点工程项目1万多项，发挥人才技术优势，开展科技助民。10年来，军队以高新科技成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项目1000多个，解决国家急需的科研攻关项目150多个，向社会转让科技成果1万多项，培训各类科技人员近百万人，帮助地方企业技术改造900多项，使320家面临困境的企业扭亏为盈；支援农业和扶贫开发工作。近10年来，军队疏通河道500多条，修筑水渠、堤坝20多万公里，兴修水库上千座，开荒造田和平整土地200多万公顷，为农业丰产打下了基础。驻贫困地区的部队，大力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累计建立扶贫帮困点2.3万个，扶助近百万人口脱贫致富，军队集中力量支援了沂蒙山、太行山等20个重点地区的扶贫开发，帮助贫困地区创办乡镇企业3500多家，实施科技扶贫项目1.2万余个，培训农业科技人员450多万人次。各级医疗机构和驻军医院，向贫困地区累计派出医疗队860队次，对口扶持乡镇医院8100多所，支援医疗设备价值2000多万元，义务培训医务人员2万多人；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近10年来，军队先后投入1亿多个劳动日，帮助修桥补路、整治美化环境、修建供水供气供电工程等公益建设事业，共达10万余项，植树4亿多株。向希望工程捐款4157.55万元，捐赠各类物资价值1100多万元，援建各类“希望小学”697所，直接帮助11.5万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3.军队要抓住机遇，在“忍耐”中求发展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近期国家不可能拿出很多钱用于军队建设，加之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经济建设始终将是国家的中心，这就决定了军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然要过比较紧的日子，邓小平说军队要“忍耐”。但是，我军的“忍耐”是积极的，要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邓小平说军队“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战备工作，特别是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1985年6月，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这说明了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心与期待。在任何时候，军队的职能是不会变的，国家的安全需要军队来保卫，经济建设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另一方面，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了，军队和国防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说“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这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的辩证法。军队要发展，必须克服“和平建军”观点，抵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爱军习武，立足于打赢一场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切实响应邓小平的伟大号召，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三、等到国家大局好起来要加大国防投入
邓小平讲的“军队要忍耐”，并不是讲军队要无限期地忍耐。
邓小平早就讲过，等到国家大局好起来，我们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实力获得极大提高，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大国。198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836.8亿美元，2000年达到42383.4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人均GDP1500元，而2000年底GDP达到了3359元。1978年至200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5%。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GDP增长速度一般为4～5%左右，西方发达国家为2—3%。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中国的国防投入却呈下降的趋势，国防开支在GDP中的比例也不断下降。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国防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6.2%，与同期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3%相比，实际负增长1.08%。1995年至1997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636.72亿元、720.06亿元和812.57亿元人民币。年度国防费的增加，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保证军队人员的生活水平能够同步提高，官兵的生存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即使这样，这期间的国防费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分别为9.3%、9.1%和8.8%。
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国防费支出相比，中国国防费支出的总体水平是比较低的。1997年度美国为2671.8亿美元，俄罗斯为160亿美元，英国为356亿美元，法国为367亿美元，日本为430亿美元，韩国为172亿美元，中国为98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3.67%、俄罗斯的61.25%、英国的27.53%、法国的26.7%、日本的22.79%、韩国的5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