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他总结经验教训，郑重提出了“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结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①的思想，要求党中央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以体现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真正反对腐败的。
第四次：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重申：要把党风和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在改革开放中都要反对腐败，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纵观这些，说明邓小平不仅对反腐败矢志不渝，常抓不懈，而且对反腐败提出了许多光辉的思想。我们只有按照邓小平提出的那样去做，才能有效地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消除腐败，更好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二）
反对腐败思想，建设廉洁政治，是我党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反对腐败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和设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第一，加强思想教育，特别是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提高全党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对共产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和党纪教育，帮助广大党员不断增强党性，改造世界观，这是纠正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建设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一个时期内，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
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正在经受执政的考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容易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加上历史上的封建特权思想还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透和影响的增多，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强教育，党内的腐败现象就会滋长、蔓延。我们党要经受住考验，坚持和捍卫党的性质，就必须有严肃的纪律来保证，必须加强思想教育。
要通过教育，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提高自觉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现象表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正在污染社会环境，已经侵蚀到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少数党员干部，包括个别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所以，邓小平说，中国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腐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危险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腐败从根本上破坏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损害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如果共产党脱离群众，乃至丧失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由量变转变为质变，最终走向“自我毁灭”。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在于脱离群众。因此，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拒腐防变和搞好反腐败斗争的自觉性。
第二，抓好制度建设，努力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靠改革和制度建设，而不是用搞运动来制约和克服腐败现象的正确方针。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只有从制度上革除了弊端，党内腐败现象才会失去滋生的土壤。
要加强法制建设。权力不受制约、不受监督，必然就会产生腐败，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惩治腐败，除了要依靠教育、经济、行政等手段之外，最基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邓小平是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对端正党风、克服腐败的作用的。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一些旧的不良传统和思想意识对人们的影响很深，加上目前我们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还不太高，使绝大多数人的法制观念不强。因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总体上很重视法制建设，但在某些时期或地区，一些党员和干部有些松懈，只注重抓经济建设一头。只有同时做到这两手，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才能有可靠的保证。
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除了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外，也有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滞后的因素存在。邓小平就曾说过，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事实上，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相比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则显得较缓慢，这就为某些党员干部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另外，我们的大多数规章制度是形成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对新的经济关系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制度上的漏洞也给一些党员、干部大搞不正之风有了可乘之机。这就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和建设，使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把构建反腐倡廉防范体系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要完善监督机制。权力在某些缺乏自觉性的人手中就有可能不是被用来为人民服务，而是被滥用来为个人享乐，为小集团谋私利服务，被滥用来欺压群众，侵犯群众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对权力必须加强监督，对于党员干部的权力应该有一个监督机制，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总体说来：监督应该主要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以及舆论的监督等。党内监督包括党组织对党员个人的监督，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监督，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等等。如果我们党内监督制度比较健全，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另4是主要领导干部即“一把手”的监督，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腐败现象就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
群众的监督极其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大大弱化了群众的监督，因此，邓小平十分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对于干部的任用选拔，也要增强透明度，发扬民主，充分体现民意，才能真正体现对群众负责的精神，把素质好的干部选拔上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舆论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在与腐败现象作斗争过程中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事实上，从中外的反腐败实践来看，过去不少重大腐败案件首先是在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上曝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不应该怕舆论。要让舆论监督成为反腐利器。我们通过舆论的监督，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并据此改进我们的工作和作风，从而减少犯错误，也同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防止和反对腐败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党克服腐败，从而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反腐倡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必须贯彻好“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不仅要碰硬，而且要进行韧性的战斗。
“一要坚决”。首先，思想上一定要认识到反腐败不是一般性的枝节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全局。其次，真正做到党员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问题要一抓到底，决不能摆花架子，蒙骗上级和群众。只有敢于碰硬，真抓实干，并且持之以恒，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才能真正抓出成效来。
“二要持久”。对反腐败斗争，邓小平既指出它的长期性，也指出了它的经常性，即每天都会在斗争，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这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法制和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还不完善，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对外开放也容易使国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而西方敌对势力又一直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我们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腐败现象还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而且加大了我们反腐败斗争的难度。这些土壤和条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铲除的，因此消除腐败现象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目前，通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反腐倡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只要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实行标本兼治，我们完全能够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程度。
第四，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加强党风建设，反对腐败，关键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带头端正党风，那么，对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就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领导干部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能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当模范，事事做表率，就等于是无声的命令，党员和群众就会跟着学，就能带出一个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滥用职权，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化公为私。从客观上看，随着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从主观上看，一些干部经不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把权力商品化。这里就向我们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要坚决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影响，努力从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长城。
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增强商品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学会自觉遵循价值规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开展经济活动，调节经济关系，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努力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又要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党内生活的现象，严格按照党性原则处理党内生活，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在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时，决不能向党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在处理同志关系时，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相互利用；在处理分配关系时，决不能把按劳分配变成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在处理工作关系时，决不能搞权钱交易，为个人捞取好处。
对于新形势下的干部廉洁自律，贵在自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坚持做到：一是“君子之财，取之有道，”断不可滋生贪欲，用手中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甚至搞权钱交易；二是站在时代前列，在改革大潮中释放人生的能量，为广大人民群众造福，断不可抱有“摘桃者”之心，多占或私吞改革成果，以致被改革浪潮所吞没；三是在对外开放中率先打开窗户的同时，带头增强免疫力，断不可被夹杂在新鲜空气中的“苍蝇”、“蚊子”所袭中；四是在法制不完备、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容易成“风”，断不可任意随“风”跑，甚至趁“风”捞一把，这样很容易“风”过人倒；五是正确看待“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断不可在分配不公面前搞攀比，在攀比中因乱伸手而堕落，脱离群众，奢侈腐化。每个党政领导干部只要都能“独善其身”，并监督别人，就一定能收到“兼济天下”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推进这项工作，并取得进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一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全党反腐战略将实现“三大转向”：即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我们相信，新的党中央一定能领导全党将反腐倡廉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把那些腐败分子坚决彻底地清除出去，把各级党政组织建设成公正、廉洁、实干、高效的坚强领导核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新的“赶考”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镇江市史志办）
邓小平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刘喜发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高度重视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运用退休制、任期制、顾问制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并且身体力行，主动退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建立退休制和任期制，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带来的弊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有所觉察，并提出了通过建立任期制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构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龄普遍都很年轻，因此未能及时地解决，留下了历史的遗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年龄老化和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造成我们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浪费人才等现象的重要原因。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存在，使大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同志不能退下，年轻的干部上不去，因而干部队伍不断老化，形成老干部与中青年干部构成比例的严重不合理。造成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等现象，最终又促成官僚主义和家长制的恶性发展。同时由于老干部不能及时退出领导岗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就不能选拔上来，他们的才华没有施展的平台，这显然不利于培养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利于调动年轻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针对这种情况，进入改革开放心时期以后不久，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干部退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