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随着探索和纠“左”工作的深入，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产生了意见分岐，毛泽东不把这种分歧看成是工作上的不同看法，而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和苏联、东欧等国际因素联系起来，误判了国内形势，于是，在党的1962年八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在四清运动中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在纠正中的一些正确做法看成是“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是在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直至“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9·13”事件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党和国家的历史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机。于是提笔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诚恳的信，感动了毛泽东。毛当即把邓的信批转全党，并在陈毅追悼会上特意对张茜讲：“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为重新启用邓小平打下了伏笔。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经毛泽东提名，恢复副总理职务。8月的中共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2月12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宣布：“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他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年，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的四届人大上，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周恩来病重后，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与中央工作期间，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整顿成效显著，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使广大干群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周恩来对邓小平讲：“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三落三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与支持，邓小平能够大胆地全面地进行整顿，使全党全军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但随着整顿的全面深入，必然要触及“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
1975年11月24日，根据毛主席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会议。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又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
1976年2月，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但毛泽东仍让他“专管外事”，同时保留党籍。同年3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邓小平再一次受到公开批判，这是他投身革命后第三次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4月10日，仍然身处困境的邓小平就“两个凡是”写信给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军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后来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决议。
邓小平推动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应向何处去的指导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指明了正确方向。
接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作者单位：大丰市委党史工办）
浅论邓小平理论对新时期党史工作的指导
朱慧新时期党史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是推进新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党史研究的立足点，就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推动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一般说来，人们对党的正确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了解党的历史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感到困惑，显然，这不仅是一个能不能确保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迅速打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局面的重大问题，也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史工作面临的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对此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丢掉。”“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并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做出全面总结，划清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党史系统，人们普遍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工作具有深刻影响。这份纲领性文献，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集全党智慧之大成的光辉典范，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它是党对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科学评估，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量自身得失的经典范例。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根本点，就是要科学地认识党的历史。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党史工作带来勃勃生机，也正是以此为根本标志，党史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上全党的议事日程，党史研究领域真正得到了拓宽。然而，在党史研究领域，由于存在这样那样的认知障碍，在如何认识过去，如何把握经验、教训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够统一的因素。再则，党史研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虑，这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党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实质内容都是在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这一根本上，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要提高党史研究水平，就必须拿出勇气，像邓小平倡导的那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惟其如此，才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研究过去的历史，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规律有更深的理解，真正做到“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人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可见，在具体的党史研究课题中，自觉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考量历史现象，紧紧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理清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领域葆有智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风范。
二、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编纂，是优化编纂质量的重要举措
党史编纂，在党史工作中属于中心环节，是体现“存史”这一职能的先决条件。20世纪80年代，党史资料征集和专题研究工作比较活跃，编纂成果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广大党史工作者根据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统一认识，很好地解决了编纂指导思想问题，形成了一批被称之为“建国前的党史编纂成果”。这一批成果的形成，奠定了党史编纂基础，同时也预留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和史料征集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