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1958年，是中共党史上“左”的思想从开始拾头至逐占上风的一个时期。如何认识这三年“左”的思想表现及其关系，邓小平作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关于1957年的“左”，邓小平是这样认为的：“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对1958年的“左”，邓小平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对1959年的“左”，邓小平说，从1958年11月起党中央着手纠正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召集的两次政治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然而时隔不久，风向又发生了变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
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左”的错误重新占了上风，并愈演愈烈。
通过邓小平对1957年至1959年“左”的错误分析比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三年“左”的思潮表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1957年开始抬头，1958年形成指导思想，导致全局性错误，1959年经过短暂的纠“左”后，“左”的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并进一步扩展到党内。正是这三年连续“左”的错误，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困难时期。
2.关于1975年整顿与1975年前后的比较
1975年，是中共党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危难之中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对多个领域着手整顿。对于这一年整顿的作用和意义，邓小平说，“文革”中“四人帮”“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围绕要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地斗争。”这次斗争的结果，代表进步的、正义的力量受到了挫折。“我又被打下去了。”但是整顿“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因此，“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
这里，邓小平将1975年的整顿放在1975年前后的历史背景中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1975年的整顿是“反前启后”的。“反前”就是“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启后”就是后来的“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所以，1975年的整顿是“文革”中两种力量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的表现，它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凝聚了力量，指出了方向。
3.关于“两年徘徊”及其前后历史的比较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两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历史的最后两年，史称“两年徘徊”。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本应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然而，人们在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后不久，人们失望了。当时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政策并不得人心，人们心头仍有一种压抑感，甚至窒息感。为什么会这样呢？邓小平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转变。对于这两年仍坚持“左”的错误，邓小平有很多批评，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总结历史不要仅仅着眼于个人的责任，更要注重社会历史根源的分析。他说：“‘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两年徘徊”给予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虽然“两年徘徊”因袭了文革“左”的错误，没有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转变，但是它毕竟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和路线的过渡和转换。
“两年徘徊”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和特殊作用的历史时期。
4.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两个阶段的比较
如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党史上的转折意义，已十分明确，为世之公认。然而，在早一个时期，中共党史界对党史第二个大阶段和第三个大阶段的划分界限，即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莫衷一是。一种看法认为，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另一种认为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既涉及第二个大历史阶段的下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起点，即第三大历史阶段的上限，因而成为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大问题。
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在多次论述中，他运用比较分析法，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辟党的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起点。在1973年，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时，谈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各方面成绩时指出：“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1987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又说：“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他还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系统总结，提出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它的“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
在这些比较分析中，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了历史分期为什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明确指出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什么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
三、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的特点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列举和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述中，比较分析法的运用是较为广泛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跳出具体事例的罗列和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科学性
邓小平的历史比较分析法充满了辩证法，无不反映出邓小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智慧。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不以自己的好恶，不以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来评述历史，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审视历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真正地做到了科学地、历史地看待党和国家走过的历程。
最能说明邓小平科学历史观和比较分析法的，莫过于对“文革”的评述了。前面已列举了邓小平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文革”所作的全面、客观的阐述。这里不妨再作点补充。回首“文革”，无论是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的损失，还是给邓小平个人带来的迫害和挫折，都给人一种难以抹去的切肤之痛。所以邓小平说，“文革”是极“左”，是“灾难”、“浩劫”，是“严重的、全局性错误”。邓小平还说：“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尽管如此，邓小平后来对“文革”的评价仍是理智、客观的。邓小平强调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认定要适度，不能极端化、简单化。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的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
（二）多样性
邓小平历史比较分析法的运用形式多样。本文仅从比较对象的数量这一逻辑角度作了浅显的分析。如果从其他角度来看，邓小平比较分析法的形式是丰富的、多种多样的。如，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分析，运用了质与量的对比，“量”是打击面宽，“质”是打击的分量太重：对“三支两军”等较多地运用了正、反对比分析，一方面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危害很大；对“文革”前10年和前17年，运用了基本面和非基本面的对比；对不同时期“左”的表现和影响，运用了轻重程度不同的对比，像“左”、极“左”等；对“文革”还运用了整体和局部的对比等。
（三）鲜明性
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邓小平深得比较分析的要义，并加以灵活运用。对所要分析的对象在比较中一一阐明了其特点，进而给予各自准确的定位。通过比较使是非更清晰、主次更明显、观点更鲜明。如果不采用比较分析法，而采用对所分析对象的个体作单一面的分析，是难以达到上述效果的。如对“文革”10年“左”的危害及带来损失的评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意义的认识等，都是放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强烈对比，使各自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突显。
（作者单位：扬州市委党史办）
三落三起创伟业——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
陈海云一落一起被定为党的接班人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赴苏，先后进入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工作。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工作。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在赣南和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遭到批判，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因此受到牵连。临时中央对邓、毛、谢、古开展了批判斗争，撤销了邓小平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他被派往中央苏区边缘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后来，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将他调到政治部任秘书长，担任《红星报》的主编。1934年底（长征途中），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出席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此后，他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不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工作。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由于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的全面工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党中央。
解放战争初期，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开展运动战，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邓小平与刘伯承一道率晋冀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艰苦作战，创造了我军以60万打败国民党军80万的奇迹，共歼敌55.5万人。
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根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突破长江天险，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广大地区，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随后，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万国民党军队，解放了大西南。此间，邓小平受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领导军民清剿土匪和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他还参加了进军西藏与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1年，毛泽东主席席同一位民主人士谈话时讲：“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并盛赞邓小平雷厉风行，知能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早看中了邓小平。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等职。
1954年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等职。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八大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邓小平作为除刘少奇外的第二位接班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到我们党的接班人时讲：“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讲：“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当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又说：“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繁重的党政军工作进行研究处理，并在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中，提出过许多正确的主张，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二落二起主持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