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党的威信在近些年降低了，在年轻人的观念里淡弱了。这有对的一面，当我们看到那些贪污受贿、压制科研与改革潮流的竟是我们一些单位企业中的党的领导时，我们是何等气愤，又何等失望啊。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确看到我们的党在为恢复自己的形象作着巨大的努力。这整党，就是为了恢复党风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大歌舞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派气象。所有的党员几乎都在那里勤勤恳恳地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着教育着非党群众。而非党员的工作人员，积极上进，努力工作的精神气儿，并不比党员差。当大歌舞成立了临时党委，可以考虑人们的申请，并同原单位党的组织共同考虑和考验发展对象的时候，许多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艺术家，都认认真真、虔虔诚诚地写了并向自己所在的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陈燮阳、张丕基、舒铁民都是如此，这些社会名流，这些可能会被现代的某些青年看作自己“群而不党”的崇拜对象的人物，竟是这样地信仰这个党，并以自己参加这个党为荣，的确令人深思。
大歌舞里有一位打字员，姓李，已经五十岁了。人们称她为“马列主义老太太”，虽说这是借用小说《人到中年》的一个称谓，用在这里却不是贬词。
大约她爱人曾是部队的一位处长，她近朱者赤吧！或者她一辈子打宇，文件往往先睹为快，她近墨者红吧！讲起话来是满口政治。但她这政治不仅是对外人，也是对自己的。她可以清晨七点钟去敲别人的房门：“起来起来，干革命了，还睡懶觉呀！”她也同样苛求自己，工作到深夜。按理，这样一个大歌舞，搞打宇起码得有三个人，什么简报、文件，每周工作程序······一天光推碾磙子就得上万次，她硬是一个人把活儿全揽下来了。爱人问：“你能受得了吗？”她回答：“怎么受不了，这是一件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一定要完成好，我还要在大歌舞里争取入党呢！”原来，这位“马列主义老太太”还不是党员。
她血压高，一到夜里，活儿忙不过来，就容易犯病，她就赶忙吃片药再干。有一次，真的考验出她的马列主义水平来了，不过那是无意的考验。
石祥把朗诵词初稿写好以后，乔羽同志又修改了一遍。可能是“乔老爷”喝了点洒，醉意中漏下了一页纸。这位李打字员在打印前认真地看了一遍，她平时打字就不是依葫芦画瓢，还经常要评头品足，看看词作者的词写得是否“够味儿”的。这次一看，竟发现少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她马上跑到“乔老爷”这里来质问：“‘遵义会议’这样重要，你们的朗诵词里为什么一句也不写？”
乔羽一看，才明白过来，连忙翻他桌子上的稿纸堆，终于找到了那一页，“啊，是落下了一页。”
她这才走了，一路上还咕咕哝哝的：“我说嘛，‘遵义会义’这么重要，怎么能不反映，连我也通不过。”
她向党支部呈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为了使自己更名符其实地马列主义一些。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刘文金，进到大歌舞里来时就已经是预备党员。在一九八三年的六、七月份，正当他谱写“五四”运动和《望神州》的音乐时，从河南老家拍来了电报：母病危，速归。母亲已经八十岁了，双目失明，身体一直不好。他估计这次回去，不会耽搁许多天的。但他还是把歌词、谱纸都带回去了，陪坐在母亲病床前面，脑子里却还在考虑他的音符。还不时哼出声来。“文金，你嘴里叨咕些啥？”母亲失去了视觉，还有听觉。“妈，我在念经，保佑您老人家身体早好！”他在撒慌，其实又是真话。“满腔悲愤望神州，神州处处皆忧愁。民遇涂炭苦，国有瓜分仇。多少志士热血流……”母亲与祖国在旧社会的苦难是一致的，他在为她诉说。伺候了二十天，他觉得实在陪不起，就托付给姐姐照看。谁知一赶回北京，就又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他二返河南，花五天料理完了丧事，再赶回来。情绪受着很大的影响。工作进度也拉下不少，但他还是克制自己的情绪，连着通宵赶写曲子。五天时间，就把《苦难的中国》段落的钢琴谱拿出来了，紧接着又赶出了“五四”运动的全部曲谱。……
直到团里党支部通知他，要研究他的转正问题，让大歌舞写个情况鉴定，他才突然从谱纸堆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该转正了。
他并不是故意要在预备期中表现积极，那日夜加班纯出于自然，但党组织是不会忘记他所付出的辛劳和贡献的，哪怕这一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刘文金同志工作积极热情，埋头苦干，对于大歌舞的工作认识正确，态度很好。
他母亲病故，回河南料理丧事，很快赶了回来。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赶写曲子，日夜加班，曲子作出后质量很好，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作为音乐组的副组长，他能团结同志，作风朴实，能领导和组织大家一齐做好工作。
我们同意该同志如期转成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中国革命之歌》政工组
夏亚一较之于刘文金不同，她因为有那个“历史问题”的包袱存在，又有过“文化大革命”中挨斗的经历，因而她的顾虑、斗争，要比刘文金复杂得多。当刘文金已把他“全票通过”的喜讯带回大歌舞的时候，夏亚一还在望着党的大门痛苦地徘徊。
自从她一九五二年被分配到中央歌舞团来搞美术设计以后，直到今天，没挪动过窝儿。所以解放以后的履历，一条小长格就能填写得清楚。但她作出的成绩，却是整整的几页纸都填写不完的。且看她无神的混沌的眼睛，且看她一头花白的头发，就知道她的精力已作了过分的消耗。而这三十二年的精力是完全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事业的，这一点，她所在团的领导和党员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那无数个穿过她设计的服装的舞蹈家和演员也都能够证明。
那个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的《孔雀舞》是她的布景和服装设计；那个在同样场合下获得荣誉奖的双人舞《飞天》也是她的服装设计。还有安徽民间舞蹈《花鼓灯》，获得银质奖章的《花伞舞》和《欢乐的青年》，都出自她的设计手笔。还有那个《东方红》大歌舞的序幕《葵花向太阳》，色彩场面是多么艳丽辉煌，那也离不开夏亚一的功劳。三中全会以后，她设计的节目更不可胜数，还屡次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服装设计奖。在我们国家，象这样的服装设计专家是屈指可数的。
她用她的手，设计过无数张人物服装和布景的设计图，却从不曾、或者是不敢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在《中国革命之歌》里，这位六十四岁的老太太的工作精神都使青年人自愧弗如。起先大家觉得她年纪大，没有具体分给她任务，她不平，坚决要求多分给她一点工作。最后分给她《北伐观灯》，也就是李谷一和柳石明对唱的那一段，还有和张漩同志合作设计井冈山的《杜鹃花》舞。这两段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服装都受到了领导小组和大伙的好评。
她和李克瑜一样，并不是搞出设计图来就完事了，去工厂选料，去染房着色，处处“事必躬亲”。往往，染房六点半开门，她六点整就在门口等候了，使得晚来的染房师傅都为她的精神所感动。例如李谷一身穿的那一套脹装，前胸的绣花是她跑到绣花厂挑的样子，围的那条有竹子图案的围裙，也是她亲自设计的图案。一个小小的扣子，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片，没有一样不经过她的手选定。这一身服装，她不知跑过多少个商店、工广、染房。当我们观看那一段落的表演的时候，我们会为李谷一悦耳的唱鼓掌，会为那一身色彩斑斓的服饰惊叹，但我们完全不知道夏亚一这个人，她曾为这样的服饰付出过多少辛勤。因为她的事业，就是“为她人作嫁衣裳”。
和许多人一样，她也有她的后顾之忧，正是她在最繁忙的时候，也是她忧愁最多的时候。她与她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挨斗，大儿子洪韦反倒吓出了精神病。现在这孩子早已长大，成了一个中学的英语教员，已结了婚有了孩子，但那浩劫中得的精神病却没有根灭。这是一种自杀型的忧郁症，一发起病来，就想轻生。他正巧就在母亲的忙季里病了，给她的忙中又增添了一重繁忙。她把儿子送进北医三院的精神病研究所。稍有闲暇，就到儿子病床前，给儿子讲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用各种各样的昂奋向上的例子去启发他。在没有空去看护儿子时，她必定要每周里写一封信，去疏导自己的孩子。讲她的母亲怎样做乡间的第一个女教师的家史，讲旧社会失业的痛苦，讲在人生的逆境中怎样对待生活，讲她自己在大歌舞里为什么要这样舍命去干……儿子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妈妈的去信从来象钟表那样及时。连护士长都带着既惊讶又感动的口气说：“洪韦，你该知足了，你有这么一位知疼知热的好妈妈，有这么一位觉悟高的妈妈，真是太幸运了。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这样一位觉悟高的妈妈，她还不是党员！
不是她不想入党，粉碎“四人帮”，她的问题得到平反以后，她也曾偶尔产生过这样的头，并试探地询问过团里有的党员。“你那么大年岁了，好好工作就得了。”她马上咽下了下半截的话，她觉得这就是人们对她的不盖棺也已论定的看法了，她注定一辈子要做一个党外人士。
在大歌舞里，不说其他的小单位，单讲她身处的服装组，她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兰天、胡青、韩淑菊、张漩，这些党员同志觉悟和工作态度都是那样好，一言一行都的的确确象一个党员。而且，对她又是那样的关心，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工作、生活上的。她由衷地感慨：“想不到我在大歌舞里竟碰到了那么多好人，那么多好的党员，冲着这样一个温暖的集体，我也想要入党了。”
然而，她依然还不敢贸然动笔。
一次，这几位党员和她一起出车去拉服装。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他们召开了一个事前没有协商的“党小组扩大会议”。
“夏老师，你为什么还不写申请书，你究竟有什么想法？”
“我，我怕人家将来说我是‘钻入党内的’，心想别招那个麻烦了。”
“咳，”兰天哑然失笑了，“你的问题不是你们团党委早就落实政策了嘛？你还怕会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呀！”
张漩说：“你可不应该这样看问题。历史不能够每个人都一样，年轻人自然清白，象你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只要清楚，只要你对党忠诚老实就可以了。”
韩淑菊把话接了过去：“入了党以后，可以受到党的更多教育，你也可以更好地工作。”
她不仅感动于这些耿耿直言，这阵势这场面也使她吃惊。在本团里，有许多人进进出出找她，都是为着设计什么服装，交代什么任务，或者探讨个什么设计方面的难题，还从不曾有一位党员，那么推心置腹地和她谈过话，而今天竟有那样多的党员，在专题议论着她夏亚一的政治生命，在鼓起她快要冷灭了的心愿。这不能不使她激动，也不能不让她感到“入党”这样一个问题在她生命中那沉甸甸的分量。
这个“党小组扩大会议”，直到车子返回西直门招待所，还没有结束。
“老夏，你要积极一点，抓紧一点啊！”老党员胡青的话还在紧跟着她。
“好好，谢谢你们，我愿意长期接受党的考验。”
“你看最近报纸上的报道，是一位副委员长吧！到了八十多岁还要求入党呢。入不入党也不在于年纪大小。”
“你也不要以为入党，就是要把老命贴上，身体不好也非得猛干不可，当成了一种包袱背上。不是的，有多大能力就贡献多大能力，做一名党员也并不是要你违反自然法则。”
已经跨到招待所楼梯上了，“发言”热烈到还不想“休会”的程度。她们针对着夏亚一可能存在的思想顾虑，逐一地加以消除。
她不能不再认认真真地考这个问题了，她起码不能辜负这些同志的良苦用心。
可是，象这样不定期不定人的“会议”开过了两三次，夏亚一仍然没有动笔。
她自己好象并不着急，党员同志们却再也沉不住气了。
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那次化妆联排，服装组的人格外地忙，可在后台，韩淑菊还是一把拦住了正要走过去的夏亚一：“老夏，兰天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为什么不写？倒底有什么想法？”
“没想法，一定要写，我就是不懂格式，另外，这段时间整天忙碌，拖下来了。”
“嗐，不懂格式，问问党员同志不就得了，老夏，我告诉你，可得抓紧啊！”
夏亚一走到楼道里，那个正收拾服装的张漩又把她拦住了。“我问你，只一句话，你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告诉你，我可没什么告不得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实在是拖下来了。”
她终于不敢无视于这些劝告或者说警告了，当她们为着她的事比她还着急的时候，她还能那么心安理得地拖延吗？何况她心头本来就有一盆不灭的炭火。
她坐下来了，深夜，在劳累地工作了一天之后，对着台灯，戴上老花眼镜，开始写她的入党申请书。就是这张桌子，就是这个台灯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她被迫写过交待材料，那时她只写了一句“我诚恳地向党坦白交待”，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原来那一伙人并不代表党，而是党的叛逆。今天，她才真正面对着党，倾诉出自己的一曲心音。她不再只写那么一句话而记性全忘了，一切的经历和她此刻的思想，都被台灯的柔光照得分外明晰。
敬爱的党组织：
我郑重地向党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我坚决拥护党的纲领，愿意遵守党章和党的纪律。我愿意在党组织的直接教育下，将自己有生之年更有效地投入到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去，我愿意接受考验。
我出生在旧社会，三十二年来在革命队伍中使我在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中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感情。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使全民族处于灾难深重之中。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也曾埋头本职工作，仍不免失业和穷途的威胁。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创痍满目的祖国母亲才得到了新生，亿万人民才在世界上抬起头，直起腰，重新恢复了民族的自尊。而对于我这样的个人而言，也有了发挥才智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我对党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变革都使我信服。十年动乱、极左路线的祸害虽使党、国家、人民遭受巨大损伤，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气概进行了拨乱反正，总结了历史经验，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这一切、一切只要是有良心的炎黄子孙都会由衷爱戴党和感谢党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冲击最后得到了实事求是的政策落实，我的历史是清楚的。我感谢党给的第二次生命，它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我真心地愿以实际行动报答党。三中全会以来，我的作品数量超过过去许多倍，在艺术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此次参加《中国革命之歌》的工作，我认为是对我的信任，我的态度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一定要和本组同志团结攻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对于申请入党问题，特别在“文革”受冲击以来，思想包袱比较沉重，不再设想入党的可能性。此次得到舞美服装部门党支部同志们诚挚亲切的关怀帮助，使我重新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内心燃起追求进步的炽热感情，但我知道我身上缺点和不足仍是多的，距党员的标准甚远，但我的申请是真诚的，望帮助。
夏亚一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这种对党的真诚信仰和迫切要求入党的情绪，在大歌舞里到处可见。一次，当我们正与排演组分管乐队工作的崔维聪同志闲谈时，进来一位中年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领队朱国祥。他一坐下就说：“老崔，你看我一月份就写了申请书，你们临时党支部是否能研究一下我的申请，我希望组织能在大歌舞的这段工作中考验我。”
我们颇有兴趣地问到他的情况，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感慨万端地说道：“唉，要从我一九六四年第一次写申请说起，已经二十年啦。那次，人家说小朱团还没入呢，先写入团申请吧！‘文化革命’，株连九族，我有一位姑爷爷曾经救过簿波等人，那六十个人打成‘叛徒’，这老头也完了，他的问题又牵连了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父亲，我也只得缩在一边。再一拖，拖到今天。我已经四十二岁了，还干得了多少年？这次来大歌舞，有多少劲就使多少劲吧！……”
他走了，这回轮到感概的是崔维聪。“同志，实话跟你说吧！我原来是有牢骚的。在大歌舞里拼死拼活干了一年多，人家不理解你。老婆为这事跟我吵架，要我别在这里干了，我也真抱屈，想往回抽。我想想陈燮阳，看看象老朱这样的人，有愧了。他们都是非党员，还那么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我一个党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那一刹那中，我们明白了，这就是大歌舞里的风气，这就是大歌舞人的觉悟，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形象。
我们的文艺队伍，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始终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经万难，而不改初衷。这是一支多么好的队伍！
这是一支可爱的队伍！一支值得我们骄傲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