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站进队列里
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也许是演外国芭蕾舞较多，受洋风熏染，男演员一律喜好留长发。平时，谁要让他们剪短头发，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就象是民国初年时的遗民，视长辩如生命似的。可一旦公布了七十二名演员参加大歌舞之后，那里面的男演员在第二天就全把头发铰了？“你们的女朋友要不愿意了。”有人开玩笑说。“不会的，要是她们看中的是长发，让她们跟长发结婚去吧！”“演历史人物，演战士，留那个长发象什么样子。”他们这样回答。
中央民族乐团的鲁建敏，父亲于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他二十七号得到急信。领队朱国祥对他说：“你是不是回去料理一下？”“飞机票我倒是买得到，就是不想走。”“为什么呢？”“三十号要化妆彩排了，我得参加。叫哥哥去料理算了，该我出钱就出钱。我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老父亲，但我对得起大歌舞。”
铁路文工团的王志强、王慧君各献血200CC，没有来得及很好休息，就又投入了大歌舞的排练。领导和同志们都劝他们休息。“我们年轻，没事，体力虽受点影响，注意点营养就能恢复了。你们放心，我们保证搞好排练！”
而著名歌唱家郑绪岚甚至甘当彭丽媛的配角，连让她出国去都被她拒绝了，一心一意扎根在大歌舞里。
在大歌舞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个荟萃全国第一流舞蹈编导、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舞蹈名演员于一炉的《中国革命之歌》，处处有让名让利的风格，处处有团结协作的精神，处处有勤恳苦练的作风……象但丁描写的“净界”里的灵魂，但又确比那里的灵魂高尚得多。因为那里面的灵魂，还仍有对骄、妒、怒、惰、贪财、食食、贪色的忏悔，而在这支文艺队伍里，确乎少得微乎其微。
让我们一起走进排练场，去观看编导门文元的一次排练吧！
这位编导已经为我们贡献了《金山战鼓》和《盛京建鼓》的舞蹈。但他是从遥远的北方来的，要他指挥首都近十个文艺团体的一百一十六名演员，去排练《北伐的号角》和《南昌起义》，心中还真有点忐忑不安。
光是舞蹈演员，就够他指挥和调度的了。何况，在舞蹈演员之外，还站着两位歌唱家李谷一和柳石明。
为此，他在前两天就认真地备课了。不，他的备课还可以追溯到两个多月前。他深入生活去了南昌、武汉，参观了纪念馆、纪念碑、烈士陵园，并且详细地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
他自己把练功衣和练功鞋穿得整整齐齐，然后让各团领队集合和整顿好队伍，他要在队到前发表一次深思熟虑的演说。
“同志们，”他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
“我过去在首都的舞台上，在电视屏幕上，观看过你们许多人的精彩表演。也替经看到过消息、报道，知道你们多次出国访问，为祖国争光，我表示敬佩，也为你们感到，骄傲。但这样的机会，这样十几个团的演员汇聚拢来排练大歌舞的机会，这样军与民、年长与年轻的演员共同在一起排练的机会，我敢说还是难得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次智慧的大集中，是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的大评比。对于有志于舞蹈事业的演员来说，他可以向周围的同志学到很多东西，我是从沈阳那个小地方来的，我也决心利用这样一次机会，好好向大家学习。让我们一齐取长补短，共同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这段话充满了鼓动性，也充满了辩证法、机智和策略，哪个团的演员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表现一下组织纪律的松弛呢？百一十多名演员直挺挺地站在队列里，队伍整齐和肃静得象还未起步的阅兵方队。
只有李谷一显得有些尴尬，两只手不知该往哪儿放好。她不象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柳石明，可以站到自己的队伍中去，她在这里是“独立大队”，而且她还很少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以是一个人立在队列之外。而当所有的人都被组织到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中去之后，那一个还没有入队的人，会怎样地感到如芒刺背呀！
“我们要以什么精神来搞好这次排练？”门文元的声音继续在排练厅里响起，“我们要以引滦战士的精神，女排拼搏的精神，这也就是最隹佳精神。我们要排成节目，也要留下精神，要有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组织、严肃的作风。”
他开始引用他深入生活获得的资料，讲起生动的历史故事来，他讲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如何现场指挥，他讲起义之后部队为什么要向南进军，他讲周恩来生了大病怎样到香港去疗养……演员们都听入神了。不是年轻人不愿意听我们革命的历史，而是他们压根儿没有认真和仔细听过，所以处处觉得新鲜。
“……南昌起义的背景和意义是中国革命遭受最重大损失的时候打响了第一枪。所以我们要以南昌起义的勇敢精神排好南昌起义这段舞蹈。同志们，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排练的时候，那些为我们国家和军队的诞生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家，总理、叶挺、贺老总、朱老总，和无数的先烈都已经长眠地下，但他们留下了这支军队，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使我们今天想起来，既觉得难过，又充满敬仰，我们都应当怀着这样的感情，来搞好这一次排练！”
他把演员们都带入那个特定情景中去了，仿佛他就是站在那台阶上的一位起义领袖，在红旗下，讲述着即将来临的起义的必要性。他的嗓子有一些嘶哑，两眼饱含着泪水，这泪水不是水而是火，烧旺了演员的激情。这一天，所有的演员排练得比以往都认真、出劲儿，他们的确都象是那些临战中的南昌起义的战士了。
第二次，李谷一再也不愿意站在队列之外，被单独“照相”了，尽管她独唱这一行当向来是在舞台上单独亮相，也有无数次在这亮相中，被咔嚓嚓的镁光灯闪烁的经验，但这次却不成。她觉得不应该再忍受这队列之外的孤独和难堪，她羡慕那一个纪律森严的队列，她以为能站到那个集体之中是荣耀的，因而她站进去了。尽管对于她这个缺乏这种整齐划一的集体或部队生活的李谷一，这还是人生的第一次。但这一次，她却感到神圣而庄严，象一个刚缀上帽徽领章的新兵，新奇而肃穆地在队列里站着，接受连里的第一次点名。
有着连队生活经验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门文元把这一点细微的变化瞥在眼里了，他的确把这一点选入了他“点名”的内容之中。
“李谷一是大家熟悉的演员，也是全国熟悉的有影响的演员，她今天也站在我们队列中来了。她这种主动站在队伍之中，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演员的作风，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队列中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她的确还是一名“新兵”，没有在这集体的队伍中被单独“点名”受表扬的经验。那无数次报纸上、广播里的表扬或批评，她可以充耳不闻，对于这小小的一次队前嘉奖和那一阵鼓掌，她有些消受不起，受宠若惊。还不到练功的时间呢，汗已从她的背脊上流下来，两颊也霎时间红了起来。
“应该的，应该的，你说得我那么好，我”这位一向口齿伶俐的歌唱家，竟变得有些结结巴巴了。
的确，她是应当表扬的。爱人肖卓能生病正巧住院，还准备要开刀，六岁的孩子，只靠她这个当妈妈的照料了。为了排《黄鹤搂下的提灯会》这段歌舞，她硬是请侄女来看护她的孩子，自己打起背包，到驻京部队的西山杏石口来了。她暂时扔下了一个家，进入的是一个有着同样温暖和友爱的新家。
那正是一九八三年的七月，气象台预报的温度在三十五度左右跳荡。她不但和舞蹈演员一齐练习踢腿、鸢子翻身，还得比别人多练一项唱。因为这里是唱做结合的载歌载舞，她要一边唱，一边还走圆场，拿起双扇来舞蹈，学着民间花鼓戏的动作。因为这场面表达的是武汉各界庆祝北伐胜利的提灯会。所以，每场练习下来，不仅衣衫全部湿透，嗓子也充了血。“哎呀，过去练了十年童子功，也荒废了十年，还真有点腰酸腿疼呢。”导演让她注意休息，她不干：“你不是说要把我当普通演员要求吗？你看大家，谁不是一身汗的？”
这期向，肖卓能出院了。开始，他怕大歌舞里只有那么一小段的对唱，发挥不了李谷一的水平，“大歌舞土里土气的，有什么搞头？”还是李谷一自己要来：“别瞧不起，这可是个光荣的任务，我得去。”现在，当李谷一爱上了大歌舞，爱上了这个集体之后，她也希望自己的爱人能爱上它。肖卓能看到这热气腾腾的场面，不禁为之感动了。但他不是演员，没法用刻苦练功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只好走向反面以冷代热，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大堆冰棍，送给导演和演员消暑解热。自然，那里面也有一根是给李谷一的。
一九八三年底，肖卓能和李谷一专门请编导门文元、王曼力和“乔老爷”到家里做客。
李谷一说：“感谢门导演和王导演，你们让我在大歌舞学习到了许多东西。”
门文元说：“我们也得谢谢你，你排练每次到场，严肃认真，艺术上一丝不苟，给其他演员带了个好头。”
几只酒杯清脆地碰在一起，为他们在大歌舞里结下的友谊。
……
为什么大歌舞里有这样好的风气呢？侣朋同志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个基点！从事什么样的艺术，就会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文艺队伍，也会培养、造就什么样的工作精神、作风，也会培养什么样的观众。如果搞庸俗低级的东西，反现实主义的东西，伪艺术，就会制造出一批不正的东西，也会制造出不正的艺术风气和队伍。艺术是一种精神生产，是要艺术家的感情进入到那个境界中去，并产生诗意，产生情感的。坏的冲动和激情会产生不良倾向的艺术，甚至要毁坏艺术家本身。大歌舞所以有这样好的风气、好的队伍，第一位的正是它创作内容的本身。
“囚徒”之歌
整个大歌舞划分为二十六个段落，每个段落都需要音乐、舞蹈或两者的结合，也需要创作十五、六首歌曲，选用几首历史歌曲，这些歌曲都还要配器。如果你是一个熟悉内情又熟悉创作的人，自然知道这里面有许多的讲究：有些段落必须正面强攻，而且难于奏效，如木匠之于榆木挖瘩；有些段落容易侧面巧取，并且易见成功，如木匠之于松柳木质。舞蹈乐曲不如声乐作品，既繁杂又不能借助于歌词而流传，历史歌曲又不如现实歌曲，可以象电影插曲那样广泛传唱……如果见便宜就占，见有利就上，势必要引出许许多多创作上的矛盾和人事上的纠纷。每一位艺术家，自然都是熟知其中三昧的，不然，他们称不起这个“家”。但他们不是以“我”为轴心的“机灵鬼”，是以“公”为核心的机敏人。所以把困难的揽给自己，把方便的让给别人的事例多到俯拾即是。
按照音乐组原先的分工，舒铁民和曾翔天是第三场的作曲，第三场从长征写到解放战争，其中还有抗日战争，行军和战争的场面特别多。这两位地方的作曲家感到写起来不是那么顺手，就同部队作曲家王竹林商量。王竹林十分痛快，说：“行，你们把第三场就交给我吧！”
他写了几十年部队生活的音乐，自然深知写打仗的音乐是最费劲的了。它的节奏和旋律快，音乐就要写得多，一本总谱，也要比同样场次的厚上一倍，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和青年作曲家刘青担负起第三场的音乐创作来。
每天，他都要从西山驻地赶到西直门来上班，家中八十岁的老母亲也照顾不了，而且在他最繁忙的半年时间中，十来岁的小女孩天天发烧到38度，直持续了五个月，他也没工夫带她去好好诊看一下，以致孩子赶不上功课，降了一年级。
这样的情况，在词作者里也同样存在着。
在五四运动的段落中，需要作一首《五四青年进行曲》，这是十分难写的歌词，即便写出来，也不会在八十年代青年中传唱，显见是吃力不讨好。凯传同志主动招标说：“《五四青年进行曲》难写，我来，‘四一二’政变也难写，也把它交给我。石祥，再替我挑两首。”他把最重的担子接过去了。
张士燮不甘落后，紧接着说：“《苦难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北伐的号角》里的歌也难写，就交给我吧！”
他两个把好写的、容易流传的歌曲让给了别人。
《五四青年进行曲》终于叫王凯传憋出来了，效果竟还不错，但那首《妈妈就要离去》，也称之为《就义者之歌》或《囚徒之歌》的歌，真正难坏了他。
近年来，这位词作者迅猛崛起，写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歌曲，例如《边疆泉水清又纯》、《青春啊青春》、《洁白羽毛寄深情》、《年轻的朋友》；例如电影《小花》、《樱》、《虾球传》中的插曲。在文化部第一次评选的十五首优秀歌曲中，就有四首是凯传写的词。那些歌词有时两天，有时一夜，就出来一首，而且很快就被作曲家们谱成了歌，被广大青年所喜爱了。这一次却全然不同，不但这歌本身就是一块“硬骨头”，而且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婆婆”又多，这四面楚歌，把凯传围困于其中，他便真正成了一名有四壁高墙，哪里也冲撞不出去的“囚徒”。
要是换成另外一位舞蹈编导，也许不至于过苛。王曼力则不同，她在文学上的功力很探，自己就曾经当过《辽宁日报》的编辑，最让人惊异的是在她的精心培植下，她的女儿庞天舒十六、七岁就成了军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因此对于她的挑剔，凯传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也是在那最炎热的季节里，胖如弥勒佛的凯传只穿一件背心和裤头，面壁而坐。那时一天只补助两根冰棍，他身上的热量难于散发，就只得借助于手中不停摇动的纸扇。这样，他整整面壁了二十天，虽没有达摩祖师面壁九年那么长久，但在十分重视节奏和效率的八十年代，这也算得是创纪录的坐功了。
而他的家庭后院，这时却生出了波澜。
他的女儿病了，一位小伙子来探望。当妈的却生了疑心。因此当孩子与那小伙儿在马路上散步时，干预于大庭广众之下。母女两人因此翻脸了，电话打到招待所，要这家庭的“一号”首长回去处置。
他还沉浸在那规定的情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那脸色仍阴沉得可怕。他爱人一见面就问：“你干吗，老沉着个脸，象个囚徒！”谁知这幸而言中的话成了打开眉锁的钥匙，王凯传开心了：“对对，我就是囚徒，你看我象吗？”
“怎么不象！
“借你吉言，我正好在写《囚徒之歌》，这兆头一定能写好。”
经过他无数次修改，又经过乔羽同志几次润色，歌词终于通过了。乔羽把这歌词交到作曲家舒铁民手中。也许这支歌有传染基因吧，这回该舒铁民扮演囚徒了。
他扮演“囚徒”的时间比王凯传还长得多，痛苦得多。
他前前后后创作了几十稿，整个身体都快要被谱纸埋起来了，大伙总还不满意。有时候，夜半十二点，他改完一稿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给编导打电话：“曼力，我又改了一稿，你听听，这个旋律行不行？”他当即就在电话里哼了起来。
但是，还不行！有的说不新鲜，有的说过于拘谨，还有的说缺乏时代的特征。讨论会简直成了“批判会”，这一大堆意见使得他这个老实人难以承受，“我想不通，我受不住了！”
不仅思想受不住，他的身体也受不住了。
他没有凯传那个好身体，他有高血压、心脏病，是个“多愁多病”身，他经不住“囚徒”生活的长时间折磨。
血压骤然升高，心脏病也犯了，在家躺了两三天，这一天他又来到了招待所。一些人看到舒铁民脸色煞是难看，悄悄传话道：“铁民心脏病犯了，你们碰见他，别再提那首《囚徒之歌》了。”
有些人出于好心，劝慰他说：“铁民，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在家多躺几天？”
“我，我又改了一稿，想唱给大家听听，看行不？”他心里还没底，所以有些惴惴不安的样子。
时至一九八四年四月，这歌曲已经被关牧村排练了无数遍，据说周巍峙同志还不大满意，按乔羽同志的解释，“铁民这个人呀，过于拘谨、老实，他想进你的房间，也不大胆，虚开一道门，伸进半个脑袋，再轻轻问一句：‘我可以进来吗？’音乐如其人，也有些放不大开。”
看来，他的“囚徒”生活还远没有结束。
但相对而言，这两位创作者的“囚徒”生活，已基本期满，现在该是关牧村担任“囚徒”的角色了。她的表演是逼真的，因为在她的嗓音里，还掺和着另外两位“囚徒”对于忧患生活的感受。
妈妈就要离去，
妈妈就要离去。
在这漆黑的夜晚，
有多少话要告诉你。
孩子啊，
你怎知道，
人间还有生死别离：
怎知道，
敌人的屠刀已经举起；
怎知道，
祖国的大地
已染遍共产党人鲜红的血迹！……
母亲有千言万语要诉说，孩子尚在襁褓之中，听不懂一字片语。心中滴血，眼里流泪，欲说无语。对于关牧村这样的青年演员来说，不但其间有历史阶段不同的“代沟”，需要她去跨越；也有自己生活经验的欠缺，必须靠她的想象去弥补。因为她压根儿还没有做过母亲！
她还没有结婚，她的男朋友叫王星军，正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今年九月可望毕业。不能影响他的学业，只得待分配之后才能花好月圆了。她是由于事业上的奋斗而耽误了青春妙龄的，“现在怎么办呢？”她这样清醒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找个比我年纪大的，不是死了爱人就是离过婚的，还有孩子，处不好，家庭矛盾，就要影响唱歌了。只好找了他。”
“那你准能多疼他。”我们同她开玩笑。
“昨晚上我做了个恶梦，同他打了一架。我想，这是不是不好的兆头？说实话，我挺喜欢他，他大高个，满脸胡子，男子汉的气质很足，唉”是梦影响了她的情绪。
“梦是反意，你可不要较真，”我们说，“梦到他，是说明你心里想着他。打是亲，骂是爱，这是亲热的表示！”
她有些释然地笑了：“角色里，我要做一个母亲，情绪复杂的母亲，我必须正确理解好这位母亲这一刻的心情。所以我必须自觉自愿地当好‘囚徒’，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这首歌进行仔细的艺术处理。这里主要是唱，时间又长，如果我的唱托不住，这个段落就下来了。”
他们是三个甘心受苦受难的“囚徒”！为了大歌舞这神圣的使命。
一仆二主
相比之下，“囚徒”的生活尽管艰难，却要比服装设计组略胜筹，服装组的工作性质是一“囚徒”加“苦力”。
服装组九个人，绝大部分是五十以上的老头和老太太，拿三位组长来说，兰天五十六，李克瑜五十五，而夏亚一今年六十四岁。他们作“囚徒”而设计几百份服装图，修改、通过，只完成了工作量的十分之三。工作的大头是跑布料店，跑染坊，亲自选料、亲自染色，甚至一朵小头花，一个衣饰上的小亮片，都得由他们考虑安排。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从一个个店门穿出穿进，从一辆辆公共汽车跳上跳下，要是他们的足迹里有一股线，就能把整个北京市织成一张密密的网。
李克瑜自称为“一仆二主”，她被借到大歌舞来设计服装，而中央芭蕾舞团正在排练《鱼美人》，服装问题也得她负责。她就象哥尔多尼所描写的那个仆人，来回奔波于两位主人之间。
今年春节前那场审查的前三天里，她身上绷紧的那些神经几乎要到了断裂的程度。许多服装还没有做好，有些服装为了节约经费，讲定要借的，也还没有借来。她就和兰天坐上车，去跑西单商场，去中国歌剧舞剧院翻仓库……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例如，《尾声》里需要一批华侨的服装，到哪里去现做现借呢？她这时的确表现了一种无私的品格，她跑回家去，和自己的女儿商量，要把自己家的存货全部拿出来，借给大歌舞。
在这方面，她倒是得天独厚的，她爱人三个姐姐都在美国，加之一九八一年二月至十月，夫妻俩又一起去美国考察、讲学，她这位服装设计专家自然处处留神于时装，所以一回两次的，尽带的是些最新款式。
女儿噘起小嘴，“不借不借，都给弄脏了！”
她的态度异常坚定：“不借也得借！”
女儿撤退了，但还固守着一个“桥头堡”：“妈，那你给我什么代价？”
“我给你买块蛋糕吧！”妈妈说，其实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所有的箱子柜子全打开了，母女俩忙得满头大汗，竟找出十八套来。交到演员手里，一个个都乐哈哈的，“哈，地地道道的华侨服装，全都是外国商标呢？”
更使她挠头的是那场《白花舞》，演员穿的是白纱裙、白尼龙袜，就是没有考虑到要做白裤衩。这并不是设计组的疏忽，白裤衩不属于设计范围，若是在各自的团里，翻翻仓库底子，也就解决了。大歌舞是个白手起家的单位，连一条白裤衩也不存，红的绿的裤头衬在里面，有多难看呀！演员们都不干了。
四十条白裤衩上哪里找去？这可急坏了李克瑜。她跑了许多商店、服装公司，都说那玩意夏天才有。叫工厂做吧，现在年关将近，这天又是星期天，工人歇班，有哪个厂愿接活儿，并且在半天之内生产出来？星期天晚上，李克瑜整夜未睡，琢磨着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第二天早上六点，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应急的办法，她立即给兰天打电话，让兰天找陈增，把白布料赶快送到东单的新艺服装厂。八点，她又给服装厂厂长打电话。
“请帮帮忙吧，厂长，大歌舞的节目今天下午中央首长就要审查，务必在上午给裁四十条裤头，实在不行裁三十条也成，毛边不用打光，两块布片一合，轧上三道就行。”她说了许多好话，靠的是老关系，也靠的是工人师傅的觉悟。到中午十二点，她就拿到手了。而这时，董淑芳也交出来五条裤头，她没有李克瑜这样的“神通”，她靠的是笨办法，自己在家里裁与缝，整一宿没睡，赶出来的。
十二点半，李克瑜抱着裤头乘车出发了，她知道兰天和司机都没有吃午饭，就在家里拿了几个馒头、鸡蛋，边走边啃。
谁知送到剧场，又有了变故，这段舞蹈新换了八个演员，这些裤衩不合尺寸，他们穿不上。李克瑜说：“让我看看！”“不行不行！”这些演员急得叫了起来，“我们都是男同志，不能看！”
这时已经到一点多钟，两点钟化妆联排就要开始。李克瑜灵机一动说：“把裤子开裆，快，拆开口。”
“那怎么成？变成两块布片，象原始部落的野人了。”
“现在只有凑合了，有什么办法？反正你们是在后头的，台下看不见。”
的确再无他法，演员们只好服从了。
这还不是“高潮”，“高潮”是在大歌舞彩排完了以后。
首长的小车已经开走了，各团的轿子车也已经发动。时间已到了下午六点，谁不想早点赶回去吃晚饭？一千多套服装，有的已乱七八糟堆在了化妆室，继续交服装的演员，把兰天、夏亚一这些服装组的人围得水泄不通，销帐、服装归类，汗湿的衣服还得架起来晾干，这几位老头、老太太一身身大汗出不完，全忙晕乎了。
李克瑜一看，火了，这样下去，非把服装组的同志掩埋了不可。她站在楼梯口，把两手一拦：“现在谁也不让上，谁也不许去交！”她威风凛凛，颇有“一夫当关”的气势。
“那怎么行，我们团的车快开了！”
“怎么这么慢？这么乱？我们肚子还饿着呢！”演员们七嘴八舌地嚷着。
她把眼一瞪：“你们饿，难道我们不饿？”
她又找到舞台总监督王熙，一场大歌舞演下来，王熙的嗓子全哑了。
“王熙，你来看一看，非把收衣服的人吃了不可。”
王熙立即把手下的七、八个人调来，帮助收服装，再一齐由楼搬到三楼入库。全部结束，已到了晚上九点钟，在十四、五个小时里，李克瑜只啃了半个馒头，一个鸡蛋。
按理，她是个名设计家，服装做出来，她的责任也尽了，收发服装，不归她管。
按理，她不是个领导，这些得罪人、发火的事，她可以睁只眼闭一只眼。
按理，她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用不着把那十八套国外崭新的服装都拿出来，做得这样无私，这样纯粹。
然而，她全都那样认真严肃、不折不扣地做了。
一个鲜明的对比，使我们感触颇多。从马克思创造共产主义理论以来，不知有多少著作中提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然而痛心之至的是，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骑到了人民的头上，贪污千元万元而不脸红，浪费十万百万而不心疼。人民的血汗成了他家中的彩电、冰箱和空调设备……而我们的李克瑜，还不是个共产党员。
这样看来，她倒的确是人民的公仆！社会主义文艺的公仆！大歌舞的公仆！
贾爷爷和一百个小孙孙
我们实在很难用有限的篇幅，说尽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里充满着忘我的工作精神和无私的品质。
不去说它了吧！编导黄伯寿怎样不顾自己的肝脏已经硬化，和佟左尧一起，指挥着“解放战争”的浩阔场面，挥汗如雨。有人怕他会因此倒下，成为大歌舞里的第二个“胡果刚”，然而他仍然挺立着。
不去说它了吧！彝族演员王玉英，布依族演员罗慧琴，纳西族演员王德明全都到了晚婚的年龄，而朝鲜族演员郑太顺的爱人已经三十多岁了，她们都一致表示让对方等一等，等到何时？等到她们的汗花结出果实，等到她们为之效力的大歌舞演出成功。
不去说它了吧！总政歌舞团年轻有为的演员周桂新，左右两膝盖已发生三次疲劳性髌骨骨折，现在是穿着钢丝走上舞台，去演“五四”运动的讲演者，去演龙腾虎跃的北伐军。由于没有海棉护膝，膝盖又磕碰得红肿了，还在锲而不舍地练习着。
……
让我们来说一个有趣的关于“贾爷爷和一百个小孙孙”的故事，我相信对于象孙敬修老爷爷这样的故事行家，一定会是个新的素材。
在编导组里，胡果刚和贾作光是正副组长。在全体分场编导十分繁忙的时候，这两匹老骥，在棋盘上倒是还可以任意走动的两匹“马”。领导小组研究，要在第五场戏中增加一个段落，题名就叫《幸福的儿童》，以表现我们的儿童在党的阳光下幸福成长的主题。“让贾老师来承担吧！”任务落在了贾作光头上，而他已经六十二岁了。
九八三年七月，贾作光和剧务李学敏开始物色小演员。他俩奔走于各个区的少年宫、少年之家和学校、幼儿园，终于物色了小学一至三年级的一百一十名儿童，和二十名五至六岁的幼儿。这些孩子的年龄是五到十一岁，对于贾作光来说，名符其实能当他们的“老爷爷”。
贾作光对孩子们确是怀着一种老祖父对待小孙孙那样深情的。这位中国舞蹈协会的副主席，曾在这年的元宵节去天津参加了为儿童募捐的义演，他一个人为观众跳了四、五个独舞，矫健的身段和舞姿，使一万八千人的体育馆里一片欢腾。临回北京时，有人要塞给他一千元钞票，作为报酬，他拒绝了。“我来天津是专程为孩子们义演的，不能收这个钱。”他受到了国务院文化部的通报表扬。
和那么多孩子们接触，这位老人也一下子感到年轻了，不是年轻几岁，而是年轻几十岁。
“贾爷爷，您好。”稚嫩的悦耳的嗓音从那小嘴儿里流泻出来，象是在唱一支歌。
“小朋友，你们好！”他的声音变得分外柔和。
“贾爷爷，给我们跳个舞吧！”
还有什么比这要求更不能拒绝的呢？他即兴地跳了，作各种各样小孩子的动作，乐得孩子们直拍小手。
“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跟我学好不好？”
“好！”象一百多只小麻雀在那里叫唤。
舞蹈的框架和细微之处都设想好了：六十多名佩戴着红领巾的儿童，“啊”的一声从两侧蜂拥而出，汇合于台口，欢呼跳跃。他们不断地变幻着队形，忽而绿苗成荫，忽而小燕飞翔，忽而绿波荡漾。歌声，美妙的歌声伴着他们翩翩起舞。
金色的阳光洒满山河，
金色的童年充满了欢乐，
我们在阳光下幸福地成长，
在春天的怀抱里走向生活。
祖国把明天交给了我们，
为共产主义我们时刻准备着。……
绿苗组成了苗圃，绿苗节节长高，成为小树。二十名天真烂漫的男女幼儿在绿苗中穿梭嬉戏，有的抱着小熊猫、大鲤鱼，有的拿着小手枪，扮演着小孙悟空……他们尽情地笑着跳着，承受着阳光，享受着春色。
坐着轮椅的张海迪出现了，歌舞达到了高潮。她唱歌，孩子们给她系红领巾，用绿苗组成花环，把她围在其中。红红的领巾象一团火，热热的心头有一支歌；这歌声鼓舞我们天天向上，快学好本领建设祖国。啊，祖国把明天交给我们，为共产主义我们时刻准备着。
歌舞的意境是美的，孩子们又是十分可爱的，但要把这两者和谐统一，成为在舞台上能够演出的一段歌舞，实在并不是一件易事。
别说一百多名儿童都没有接受过舞蹈的基本训练，就是单把他们整好队伍，就会使“贾爷爷”喊哑了嗓子。这个孩子喊：“贾爷爷，我要撒尿。”那个孩子叫：“贾爷爷，我的鞋子掉了。”他就只得又当幼儿园的老师，又当家庭保姆。休息完了，再整队，发现少了两个，请领队的老师清查人数，还是少，结果，停一会儿，两个孩子就从钢琴底下爬出来了。
好心的孩子家长有时还要起不好的作用。每次排练，都有家长跟来，家长是在另一个排练室里休息的。可他们偏有些不放心，要拥到这里来看。有的一见自己的孩子排在末尾，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们听说大歌舞是要拍电影、上电视的，就怂恿孩子站到最前面去。“小璐璐，站到前面去。”
“贾爷爷不让。”孩子倒颇守规矩。
“没关系的，那么多人，他看不见。”
而终于，让贾作光看见了，“咦，你怎么站到前面来啦？”
妈妈的嘴比孩子还巧：“贾老师，就让她站在前面吧！这孩子机灵，形象好。”
要是都照这妈妈的意见办，队伍就全乱套了。
他顾不得喝水，嗓眼里冒火，他也忘了带干粮，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不渴，也不饿，他看见一位位的妈妈，那小网兜、维尼龙袋里，为酬劳自己的孩子，带了多少丰富的食品呀！桔子汁、罐头、蛋黄面包、苹果和梨，还有巧克力，应有尽有。再看那孩子们身上，鲜艳的毛线帽、漂亮的羽绒衣，擦得闪闪发亮的小皮鞋……的确，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比他小的时候，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他籍贯沈阳，是城市贫民，在他的儿童时代，就被送到一家雪花膏厂去当童工。在零下几十度的寒冬，他还赤脚穿一双张了口的破布鞋，在四壁通风的小棚子里，两手浸在冷水里洗空瓶子，两只小手泡肿了，冻裂了，疼得他直哭，监工还嫌他干得慢，拿小树棍儿抽他。就是他的儿子，在五十年代，还老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蓝布裤子……现在，一切变化果真是那么大呀！他两眼湿润了。为了今天的幸福儿童和他们的欢乐，他拼上老命也值得，渴点，饿点，那算得什么呢？
十月三十日，是个星期天，预定在中央歌舞团的排练厅里排练。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这段儿童舞蹈都选在业余时间排练。学校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们都来得很早，而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却因事来晚了。这样，在等候的过程中，孩子和家长渐渐把那条狭窄的楼道挤满了。
楼道里，还放着煤炉、自行车和灭火器，它们在与小演员们争夺着生存的空间。
不知是哪位淘气的孩子，不小心把一具灭火器蹬倒了，白色的泡沫喷出来，射到了一个孩子身上，顿时发出了一声尖叫。这尖叫又引起一片骚乱。孩子们乱跑乱撞，蒙着脸的，扑向妈妈怀里的，乱作一团，仿佛那是一枚即将爆炸的炸弹。而由于楼道太挤，孩子们不但跑不开去，反而越围越紧。
贾作光看见了，他赶忙冲上去，用右手的大拇指抵住那个喷射白沫的小孔。
“贾老师，那样不行，要爆炸的！”一位学校的老师赶忙提醒他。
他虽然精通舞蹈，但对于这灭火器知识，却是道道地地的“识盲”。他听说要爆炸，更急了，可又不敢松开手。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子，他又赶忙抱起发怒了的灭火器，将那喷口紧贴住自己的胸口，并且压得死死的，开始沿着这条Z形的狭窄搂道向外面奔跑。
不能让白浆喷到孩子们身上，更不能让灭火器爆炸而伤着孩子们。为了孩子们苹果一样的脸蛋儿，为了那些漂漂亮亮的羽绒衣和锃光瓦亮的小皮鞋，他即使豁出一条老命，也值得！
他奔跑着，紧紧搂抱着那具灭火器奔跑着，白色的泡沫还是固执地挤出来，流满了他的全身。他的确不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什么象他当初在内蒙草原上抱着的温驯的小羊羔？还是象志愿军铁道兵战士抱着一枚即将轰爆的定时炸弹？也许正是这种无知，才显得伟大。因为这证明了，即便他怀里抱着一枚随时可能炸响的炸弹，他也是无畏的。
一百多米弯曲的搂道终于跑完了，他用他宽阔的胸膛，拦击了危险，而留给孩子们一个依然是欢声笑语的假日。他跑到一个煤堆前，将那具继续在喷射的灭火器扔在乌黑的煤上。现在让它恣意发威去吧！它那愚蠢的威力已经没有危险，也不用恐惧了。
老师和家长们围向贾作光，向他表示感谢，这位平时一贯把胡子和鬓角修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贾爷爷”、“贾老师”，这时已变成白发白须和满身“白雪”的圣诞老人。而对于孩子，他依然慈祥。
这一段《幸福的儿童》的舞蹈，由于这一百多个孩子接送困难，为时过长又要耽误他们的功课，领导小组最后研究决定又不搞了。现在，已换成了一段少先队员过队日活动的内容。节目没能演出就被否定，未免可惜，但有一个节目却已经正式演出过了，那就是“贾爷爷勇斗灭火器”。有一百多个心灵纯洁的孩子们看到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表演。在今后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里，这景象是不会泯灭的，甚至在这些未来的大人们的某些行动里，还能看到这位“贾爷爷”给予他们的影晌。
碰撞激发的火花是美丽的
如果有谁以为，在大歌舞里，只有统一，没有对立，只有互相谦让而没有碰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不，大歌舞里也到处发生着矛盾和解决着矛盾。
但矛盾有形形种种，不能一言蔽之以好坏种生根于“私”字之上的，是一些派性的矛盾、争权夺利的矛盾、勾心斗角的矛盾；另一种是植根于“公”心之上的，是计划不周的矛盾、改革方案的矛盾；自然还有第三种，那就是以上两类矛盾的杂交、大歌舞中的矛盾，大量的是属于第二种。
其中最大规模的可以称之为集团军式的矛盾，就是“双十三太保之争”。
《中国革命之歌》中设立了一个音乐创作组，这创作组正巧由十三位作曲家组成。
他们是：时乐濛、刘文金、陆祖龙、王竹林、田丰、谷建芬、张丕基、舒铁民、俞利纯、王世光、郑路、曾翔天、刘青。人们称他们为“十三太保”。
无巧不成书的是，在一九八四年初，精通音乐的周巍峙同志急于想使大歌舞的艺术质量再提高一步，因此又邀请了一批没有参加大歌舞的作曲家来攻关，正好又是十三位。
说实在的，“内十三太保”个个都是“音林”高手。时乐濛且不必说，田丰是中央乐团的创作组长，王竹林是战友歌舞团副团长，舒铁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创作骨干，陆祖龙是总政歌舞团的创作骨干，王世光写过《话说长江》的全部音乐，张丕基写过《乡恋》……
这样一些音乐家，用不着到外面去找“外快”，“外快”自然而然会送上门来，而且多到应接不暇。但他们在大歌舞的一年多时间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叫写什么曲子就写什么曲子，叫修改多少遍就修改多少遍，工作态度好得惊人。因为他们深知，大歌舞是一项中央确定的文艺重点工程，是一项集体的事业，任何个人英雄主义在大歌舞里既耍弄不开，也不会有人买帐，只有相互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才有补于“工程”的进展。
为了这大歌舞，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丢弃和损失了不少。田丰在一九八三年就辞去了为两部电影配曲的任务，一九八四年又辞去了三部，每部电影都是三、四百元的进款，有名又有利，在般人看来，这损失不谓不大。
时乐濛、王世光、张丕基，谷建芬也都辞去了不少外来的任务，为的只是要保证大歌舞的创作质量。
而今，却要挑选出五、六首他们已经谱曲、试唱过的歌曲来，把其中的歌词交给“外十三太保”去作曲，去攻关，这个大弯子，谁又能一下子转换过来呢？
为此，他们自而然衍生出许多不平、气愤，或者说是误会。
部长大约把我们都当成二流作曲家了，信不过我们。
我们干的什么活啦！所有的舞曲都是我们写，所有的“硬骨头”都是我们啃，他们倒好，挑了几首声乐作品去攻关。那差事又讨便宜又省力。
我们“内十三”天天困在会议上，和大伙一起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没完没了。他们只写那几支歌，我们还在一遍遍地磨嘴皮，他们就写出来了。领导讲攻关，讲打“擂台”，这不公平嘛！
在一片议论声中，大有“洪波浦起”之势。
有人把“内十三太保”的意见反映给周巍峙同志，建议他召开个会，做做思想工作。但也有人预计，在这样的会上，“内十三太保”非跳高、驾娘不可。
事实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周巍峙同志召开的那一上午会议，作曲家的发言中没有出现一个“拔高了的音符”。他们理解周巍峙同志欲求艺术质量提高的良苦用心，指出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着方式方法的不妥之处。也同意周巍峙同志的倡议，摈弃前嫌，同心协力，内外一起攻关，把音乐的质量突上去。
“外十三太保”倒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念头，他们表现出了一种空前的热情，有的人连夜加班，突击创作，有的提前把录音送来，接受审查，唐诃这时正在医院住脘，他在病床上把曲子谱出来了，又自己去联系演员试唱，亲自录音……他们虽然没有参加大歌舞工作，但谁不知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谁不想为这座神圣的史诗般的中国革命“纪念碑”奉献上一块砖石？
二、三十首曲子都先后送到了。经过几次试听，的确每一首曲子都有各自的高招，但要说超过“内十三”的水平，还真说不上有几首。毕竟，“内十三”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无数次修改的呀！
有人发生新的担心了，周巍峙同志，恐怕将来抱怨你的，还是“外十三太保”吧！他们费了那么多功夫，写了那么多曲子，如果一首也不能选用，他们将说些什么？
一种强烈的攻关念头在“内十三”中暗暗滋生着，大约，这正是领导所期盼的吧！本来就够团结的“内十三太保”更团结了。十三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每一首曲子，几乎都有四、五个作曲家一齐帮着推敲，帮着使劲，一个小节又一个小节，一段乐曲又段乐曲，谁是这首歌的原始或主要作曲者的概念早已失去了意义，仿佛任何一支歌的被替换都是这十三个人的失败。他们紧紧地守牢自己的战线，象那些守牢特洛亚城的特洛亚人。这一“设防”的意义，的确使一些作品的质暈有了新的提高。
最终，还是让“外十三太保”攻进来了一首，那就是《望神州》这首曲子。这一“进攻”，也产生了新的意义，有许多作品的最后改定，取了内外“十三太保”的诸家之长。这些作品，也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二而一的创作。
矛盾并没有激发，却在新的条件下达到了统一。
我们很难评价这一邀请“外十三太保”来攻关的功过是非，因为这其间确有方式方法的不妥，确有思想工作没有先做到家的失误，也还有第三个确有最后的作品质量也确有了提高。
比起以上这一矛盾来，排演组和史大里共同提出的改革方案所掀起的矛盾，更尖锐更激剧得多。
九八四年春节之后，经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审查的大歌舞的“初坯”还要做较大程度的改动，确定演出的日期推延至三十五周年国庆，为修改排练贏得了一些时间。在年前最紧张的日子里，排演组八个人穷于应付，每天要打出上百个电话，接收上百个电话，十七个演出团体，四十九个单位，近二十个排练场，还要调度一千多名演员，工作可想而知的了。繁忙之时，他们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成天里嗓子是哑的，头脑是乱乎乎的，现在，有了一个空当儿，他们开始思索起问题来。
这方案是一位小青年陈见义先提出的，他用电子计算机拨拉了三天，认为有些只有六、七个、十来个演员参加的团体可以减去，这样就能减少四到五个演出单位，而且可以把第一场的演员全部挪到第三场，第二场的演员可以兼排第四场，这样交叉上场，可以使那些只担任一、二个段落的舞蹈演员增加到四、五段，换妆的时间也来得及，经过这样一调整，可以减少一百多位演员。人员、车辆、汽油都可以节约了，还能为大歌舞节省好几万块钱。自然，这还有个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好处，排演组的忙乱现象克服了，这真是一个诱人的方案！
陈见义的方案立即得到了本组杨文庆、田农同志的支持，他们觉得有必要把史大里找来，因为她这时不言而喻成了这个“网络组织”的头头，她一向敢说敢为，只要她能点头，就可以向领导去陈述。
史大里来了，她利用一个中午，复核了陈见义他们的方案，感到是可行的。因为他们连第一场演员下场到换上第三场服装这之间所需要的准备、休息时间都计算过了。为了让领导容易接收，他们又商定了大调、中调、小调三种办法，大调精简一百多人，中调几十，小调就减去年老体弱，有病不能正常排练的演员，史大里觉得她作过可行性分析了，她拍板，“行，我去找侣朋同志说一说。”
田农主动打电话，向有些团体透露口风，看这方案他们是否有接受的可能性。
章培文、金文珍、杨文庆等人就去找编导门文元、佟左尧等同志，倾听他们对这一方案的看法。
史大里到侣朋同志的房间里剀切陈词，兴奋而激昂，谁知侣朋的态度竟和她如同冰火，两人谈崩了，史大里撞门而出：“那照你的意见办吧，我不管了！”
侣朋找来了田农和马树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请他们召集排演组和史大里开会，他要“舌战群儒”。
“有什么好开的，我不去丨”大里火嗤嗤的。
“排演组的同志也让我请你，大家亮亮观点也好。”田农硬是把史大里动员去了。
那是二月二十三日的下午，一场当面锣对当面鼓的辩论，在四〇四房间中展开了。
“你们这样为大歌舞着想，是完全对头的。说实话，我们领导小组对你们排演组的印象是很好的，你们过去那样干法，就可以打一百分，自然，你们这方案要行得通，为大歌舞就又立了一大功。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侣朋充分表扬了排演组的工作成绩，不过他说话的重点，是在“但是”这个转折词之后。
杨文庆听出了“画外音”，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主动承担一下责任。
“这个方案是小陈和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排演组全体同志的意见，更不关史大里，她是被我们鼓动起来去向你建议的。”
“你不要替我揽责任，”史大里冷冷地拒绝了他的好心，“这正是我自己的心里看法。请侣朋同志把意见说完！”口气里带着一种挑战，她把头昂得高高的。
“哪一场哪一段落用多少人，用什么样的演员，基本上已经定型，排练也初具规模，你们要大调动、大换班，势必要引起编导、场地等一系列新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再让新演员排练不熟悉的舞蹈，没有四、五个星期不成，这样就要影响我们的进度。这是一。
“哪些团参加，挑选哪些演员参加，都是经过方方面面深思熟虑决定的。考虑到《中国革命之歌》这样一个重点工程，这些单位都必须参加，因为这还是个政治任务。你们不想一想，煤矿、铁路、北京歌舞团、民族歌舞团，或者部队的海、空军、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后面都站着个煤炭部、铁道部、北京市委、民委……他们都以自己的文艺团体参加大歌舞为荣，他们都同心协支持我们的大歌舞，你们能减掉哪个团？这是个政策问题，这是二。”
排演组的李学敏、崔维聪等人都开始暗暗交换眼色，他们认为侣朋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意见一边倒的排演组“分化”了。
“还有，《渡江舞》原来一百多人，感到气势不够，现在增加到二百多，上海滩要加一场‘三大改造’的戏，《春回大地》之前，也要新加一段，再加上尾声，合起来，现在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少了，调度不开。······”
侣朋不愧为“演说家”，他讲话颇具条理牲，也很有煽动性，说得不少人频频点头。但史大里毕竟是史大里，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称她为“撒切尔”或者“阿庆嫂”呢？她不失为一个“政论家”，她的意见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驳倒的。
“大调整是一个彻底革命，拿掉四、五个团，不是增加了矛盾，而是减少了许多矛盾。”史大里朗朗答辩，好象不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而是在议会厅，她面前有数百名提出质询的议员，“现在我们的生产周期延宕了一年，这就将会遇到许多新的矛盾冲突。试想，这些团、院哪个单位没有外事或出国任务？哪个单位不需要整党？哪个单位在国庆三十五周年时不搞专场演出？我们把几名主要演员扣在这里，使整整一个团退进两难。到时候有了重大任务，他们自己提出要抽人回去，我们就被动了，就无措手足了。向他们说明这种请况，我想他们是会想得通的。演员抽回去了，演出团体的名称还可以保留嘛！”她越说越激动，说话的节奏也加快了许多：“我们的工作方针应当建立在这样两点上，一点是现实的可行性，另一点是科学的预见性。如若不信，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矛盾必将接踵而来，搞得我们更加手忙脚乱，穷于应付！”
她的意见确有很深的见地。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了。
最后，觉得还应该听听编导们的意见，门文元、张国瑜、张毅、佟左尧都找了，他们几乎一致不同意大的调整，因为许多演员排会了，熟悉了，再换成新的班子，无形中给导演增加了许多难题。
双方打了个平手。排演组认为的“最佳方案”被否决了，因为最后实行的是小调整的方案，减去了二十多个老弱残兵，也就是把诸葛亮唱空城计门前的那些兵给减去了。
这一天，热烈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夜晚十二点，来了许多电话，有些电话只好不接，伹最后一个电话不能不加以理睬。那是田农的夫人打来的。田农是诗人田间的连襟，他爱人葛文慧是中央歌舞团著名的舞蹈家，由于田农整天整宿地泡在大歌舞里，两口子之间有了矛盾。
“你到底还着不着家，孩子的学习问题还管不管。”夫人怒气冲冲，在电话里兴师问罪。
“啊啊，我们还开着会呢！明天回去。”他只得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家务和孩子疏于管教。
会议只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束了。值得欣慰的是，这种争执虽然十分激烈，却并没有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反，大家倒是更团结更谅解了。
我们倒希望这样的矛盾多一些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