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次教我写中国的“国”字，我在方格纸上只写了个玉字，没有加框。他说：“错了，少加了框”，我说：“没错，纸上本来就有个框”，外祖父哭笑不得。我最初认识和会写的字就是“中国”“工人”“农民”和“毛主席万岁”，这都是外祖父教的。
还有一次，我把写字本弄丢了，到镇里买要走很长时间的路，外祖父就从柴禾堆里找出几张白桦树皮，摊开压平，用铅笔在上面教我写字。这是我生来第一次知道桦树皮还可以当纸写字。
也是在那年冬天，舅舅带我去后山逮苏鸟。他准备了一个鸟笼子，里面装一只漂亮的苏鸟作引鸟。苏鸟有点呆傻，因为头顶有一撮红点，又叫朱顶雀。好像是俄罗斯过来的，那个年代叫苏联。上山途中，天下起了大雪，坡陡路滑，舅舅就背着我到了山上。
山上有一片白桦林，许多苏鸟在林间跳跃飞舞，舅舅选了一棵白桦树，把鸟笼子挂在树上。引鸟在野外看见那么多的同伴，兴奋地叫了起来，歌喉嘹亮，吸引了许多鸟纷纷落在鸟笼上，鸟笼上设计了一个滚板，上面放有谷穗，苏鸟接二连三掉进笼里。我那个高兴呀！那天，我们逮了很多苏鸟，也是第一次见过那么多的白桦树。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置身白桦林，想起外祖父曾在白桦树皮上教我写字的情景，想起舅舅和挂在白桦树上的鸟笼子，仿佛一切就在昨天。
白海豚
鲍尔金娜
【作者简介】鲍尔金娜：蒙古族，1984年生于内蒙赤峰，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紫茗红菱》，短篇小说集《摸黑记》，《用野猫一样漆黑发亮的眼睛注视人间》。曾获第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冠军，第六届辽宁文学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新人奖。
九十年代末，漫长的小学时代快到头而还没到的时候，我心里很急。判定自己已是满身智慧，掌握了足够的世俗知识，个头还高，有资格与街对面的中学生为伍，得到他们生活里一切有鼻子有眼的自由……一旦开始这么想，就受不了再与身高刚过一米线的小孩分享一个操场，一起做间操，吃间食。每天进了校门便把红领巾团起来放进裤兜，眼睛因为特意操作的淡漠，格外黑白分明，对一切小学生的任务都讨厌，虽然三道杠还是天天戴。倒是对放学后校门外那些形迹可疑的少年，产生了理想型的向往。他们脸上特有“被开除者”的傲慢和孤独，插兜站在树荫里，衣服卷至胸口，露出有疤痕的细腰，不耐烦却又十分耐烦地摇晃着钥匙链上的啤酒瓶起子，像车祸幸存的野猫，在家猫面前龇出豁唇白牙。一旦抓到哪个倒霉孩子，逼出几块钱零花，就去实行小规模的醉生梦死。我对那样奇异的人生，感到一种惘惘的好奇。听说打入小痞子的圈子其实很容易，搭上一个在校门外溜达的做干哥哥就行。但我的野心并不彻底，脑中做着反叛的梦，人还坐在清凉的教室里托起下巴听蝉声，在田字格本上画西洋式的女人眼睛。那种安心感，虽然无聊，却也不舍得抛弃。后来班里有人认了校门口的干哥哥，我觉得有了参观小痞子神秘生活的机会。听说他们爱去一个叫白海豚的地方玩，我就和另外几个胆大的利用一个提前放学的午后，跟着庇护者一同过去了。
白海豚地点很好，在当年最繁华的北行深处。北行现在还勉强算是沈阳的二级繁华地带，市井情调始终未变。写字楼下灰扑扑的街道，水货手机像水果一样按颜色分堆卖，“石头记”外面总有小憩的流浪汉。夜市的红灯里，雪纺胸罩和假里维斯牛仔裤叠成一座座粉的蓝的山。北行里有个北行大楼，现在已被夷为平地，当初却是最有尊严的地标建筑，大厅里面淡绿白墙，高穹顶，五六米宽的乳黄仿大理石楼梯直通到三层，人们老实地迈着小碎步一路爬上去，远看很壮观。如今的人没法想象逛街时被迫进行那样的健身。平时放学后我能去的地方不多，北行是最像样的选择。离家近，十块钱就能满足百分之九十的物质欲望。气氛又中立，好坏孩子都往那儿扎，分不清阶级。每年冬天我还固定去北行大厅出差，用班费买办联欢会用的拉花，粉彩绢纸和贺年卡。因为是合法浪费自习课的时间，所以能呆多久就呆多久。
白海豚就藏在这样一个地段里，门脸也是十分平凡，一枚最俗气的卡通海豚，斜眼看人笑，像酝酿着什么单纯的阴谋。做成挺大个的缠线霓虹灯，弯腰跳出海面，被滚动的艳蓝海涛高高簇拥。往来的成年人看不出什么花头，但常客老远就能看见那海豚闪烁不停的召唤。
去白海豚玩，基本是老人带新人。自己推门而入不是不行，就是容易看起来呆头呆脑。在那种地方，酒吧也一样，最忌讳的就是看起来呆头呆脑。先在小洞口里买票，十块钱还是二十块钱一小时。我还记得进门时那种劈头盖脸的惊骇，心里旁白：“见了世面了！”也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几乎全黑，像西游记里的魔窟，眼前冒出金红金绿的小点，音乐声震耳欲聋，是我们那个年代所说的“快曲儿”，《野人的士高》。对于儿童的感官刺激，就差不多到顶了。可我很快就镇定了。有一部分是硬撑着，因为看到身边同学脸上的恐惧，就格外要求自己有成熟的风度。可黑暗也的确于阴森中有它安慰人的一面。每个人的脸都浸在模糊的蓝色里，因为看不清对方，也就不怎么认真看了。坐立的规矩，作业的烦恼，青春痘，不时兴的鞋子，都从僵直的身体里脱离出去。我坐在长板凳上换鞋，表情肯定看起来钝钝的，但眼睛对这也佩服，对那也佩服，连对旱冰鞋柜台后懒懒的女工作人员也佩服——像浮尸一样漠然的幽蓝的脸，吧唧吧唧嚼口香糖，把发出皮革臭味的旱冰鞋甩到柜子上，我觉得她们一定是经历了很丰富生活的女性。整间大屋里没有窗，空气中飘浮着积尘和人体皮屑的味道，冰场外围地面上洒了水，透出湿水泥地的冷腥味。天棚上吊着个投影仪，静音放着港台流行歌曲的MTV，穿连身红泳衣的女人在沙滩上很慢很慢地奔跑。音箱里的音量大得让人几乎无法忍受，来回碾压人的神经，可正因如此，我忍受下来，便觉得自己十分厉害。有限的光源集中在冰场中心，隆重得让人不敢往里进。七彩纵横的射灯，把人牙齿和白衣烤成紫白色的荧光灯，迪斯科风格的银光转球，毫无克制地投下来，给人罩上一身烂醉的颜色。滑冰的人，面孔和身体被灯光切割成金刚石小方块，周身剔透，一闪一灭，像掌握了瞬移术的潇洒鬼魂。有几张脸我认得，都是校门外常见的。但那些脸看上去都变了样子，不只是灯光的影响。平时让人害怕又崇拜的“跟我叫嚣试试”的戾气消失了，气鼓鼓的嘴角松弛下来，露出浅白的得意。虽然也有点让人生厌，但却是易于理解的感情。大笑起来倒抽气的嘎嘎声，简直和我同桌也差不多。他们是场子里的明星，一个个技艺娴熟，精神焕发，服装破落而浮夸，像是只能被荧光灯养活的夜生植物。我看见一身腱子肉的伤疤脸，把撞到他腿上的小孩揪起来，那熟悉的动作见了就揪心。然而他没去摸小孩裤兜里的钱，也没削他，而是拽着小孩的圆耳朵，不耐烦地传授拐弯滑行的窍门。“懂了没？吱声啊？”跟数学课上辅导老师的语气一样一样，那情景有种奇异的可爱。小痞子们也都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各自带着女伴。女伴们都长得挺好看，身材成熟，而且不一定都是辍学的，很多看起来就是普通中学生，只不过喜欢交边缘化的朋友。那种暧昧，朦朦胧胧的风月场氛围，我敢说是白海豚的著名特色。虽然最激烈的也不过就是在角落里亲个嘴，捏捏屁股，跟现在中学生的风流大胆不能比。但在外国快曲儿和幻丽灯光的衬托下，那种粗野活泼的生命力，着实有种禁忌的魅力。比亲嘴更好看的是男孩姿态放浪地追逐女孩，女孩则像剥壳荔枝一样抓不住的滑腻，白牙森森，引颈狂笑。男孩做出高难度的炫技动作，女孩在观众的叫好声中高傲地把手抵到对方手里。两人终于贴面对滑，带着毁灭性的快乐一同撞到柱子上，弯腰大笑。爱和不爱，搞或不搞，都特别简洁。我后来思量，那老板给自己生意起名叫白海豚，也不是随意为之，肯定是经过观察与思考。暗光浮动的旱冰场就是一片墨蓝的深海，千尺之下上演着外人不知的神秘热闹。那是浮夸又原始的恋爱教育，当然得不到家长学校的赞成，所以更有吸引力。可是我们到底也不能总盯着人看。后来自己玩，战战兢兢学步，摔大屁蹲，搂着栏杆喘粗气，虽然没人亲嘴儿，也自有一番浓郁的乐趣。我想旱冰场就是这点比电影院好，环境既可以做搞对象的幌子，又能靠单纯的运动快乐笼络人，大家各安其位。在电影院里能够一边摸人大腿一边认真看电影的人毕竟不多。我看见场里一个著名的小痞子，听说进过少管所，光膀子穿了条牛仔背带裤，带着心爱的女孩滑着滑着，突然就松开手，去加入旁边十几人的接龙。他的女伴一点都不介意，也跟着入编队伍。呼啸的长龙经过我们身边，伸出许多手，把我和同学也塞进去。那种被吸收的感觉，有种瞬间的传染力。我们一个扯着前一个的衣襟，全都变成了无性别的银光小人儿，不受控制地疯狂前行。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铁定要被撞死了，复杂的情绪闪过心头。跟这些小痞子死在一起，不在计划之中，可是大概也能给自己增添些神秘性……最后我们以多米诺式的姿势倒地，我从歪七扭八的人腿中坐起来，只是屁股疼，心中大喜，十分快乐，但同时也有些失落。身边这些所谓的小痞子，好像也就是挺普通的人。比我们大几岁，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的快乐也没多么神秘，很容易就切一块分给了我们。那种发现像是看到神像的倒塌，但是失望中又有释然。愿望清单里“客串小痞子”的一项打了勾。
出门时已是精疲力尽，发现世间还是白天，给吓了一跳。粉紫与玫瑰红的夕照，玻璃似的蓝天，地缝被映成金黄色，冒出沙沙的热气。空气里又窜出熟悉的味道，烤串，辣酱豆皮儿，露天摊位上的廉价香水，闻得人心里安逸，对明天陡然充满希望。而且回忆中的画面总是俯视，一颗颗圆脑袋像散开的黑豆，往各种热闹里走去，雪糕摊的上空撑着红白相间的大阳伞。我猜是因为小时候头大，不自觉总感到头重脚轻。后来这种视角的正式破灭，是到了高中，去北京参加清华美院考前班，每个傍晚疲惫不堪地坐公交车经过国贸，也同样被汹涌的人挤着，但那空气是凄凄然，人们都不笑。我只好跟大家一起仰视车窗外的摩天大楼，通往天际的银灰刀锋，挡住太阳也挡住月亮。天上没有飘浮的空间，腿自然要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