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从密诏内容看，光绪与慈禧太后在一天前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出现了“朕位且不能保”这一严重后果。此时，感觉到脚下的舢板被人抽走的，换成了光绪。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舵手，突然间跌入了惊涛骇浪，第一次尝到了呛水的滋味，手足无措之际，不得不奋力求救。
杨锐是这样回答皇上的：皇上是太后所立，大权在太后手中，光绪宜将顺太后之意，行不通处，不宜固执己见。光绪说，要变法，就要全变。杨锐答道，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说，要尽除旧党，杨锐答道：进退大臣，不宜太骤。[原文见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6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从杨锐的对答来看，在维新派中，杨锐算得上一个明白人，知道急躁冒进，只能是欲速不达。后人说：“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他只热衷于梦想……以求实质性地改变，而不是追求快刀乱麻式的形式上的变换。然而，光绪毕竟太年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太少，他追求的恰恰是简单易行、痛快淋漓的后者”[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4——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光绪这样做，自然是急切地希望摆脱慈禧的威权笼罩，从而找回一个皇帝的自尊。但是蛰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抗意识一旦被唤醒，就会使他的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冒险。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甚至于他一举手一投足，慈禧就会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咸丰去世那年，势单力孤的慈禧是以怎样的意志战胜自己的政敌，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他不知道，权力就是慈禧永远不能碰触的老虎屁股，只可如杨锐所说，慢慢进行“和平演变”，而不能强取豪夺。只要了解了慈禧的心路历程，就会明白这样的剥夺意味着什么。
对于慈禧来说，权不仅仅是权，是命，倘没有了权，她断然无法活到今天。因此，权力是她生存的保障，也是她生存的全部价值所在。
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代价非常惨重，对这一点，之前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之后的历史还将不厌其烦地证明。
不知此时，光绪是否有所悔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二十三
康党却是没有悔悟的。
此时的康党，早已摁捺不住，决定实施“斩首行动”，一举除掉慈禧、荣禄这些绊脚石，原因是他们认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对光绪下黑手。用康有为自己话说，是以“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这再度表明了康党对政治常识的无知。后来的事实表明，慈禧返回紫禁城，废掉光绪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些太监，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带，更无须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借用阅兵的机会。更何况天津阅操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决定了，具体时间定于七月初八，那时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
更何况，光绪在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时颁下的密诏，只是让康党们替他想想办法，寻找一个既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策。也就是说，当时光绪并不打算与慈禧太后彻底撕破脸皮，展开鱼死网破的对决，但康有为却把密诏的内容篡改为“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自顾自地把慈禧当作了清除的对象。连王照都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转引自杨天石：《太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原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这无疑把光绪与慈禧推入你死我活的危险境地中。
更可怕的是，他们拿出的“办法”，竟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他们派谭嗣同前往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让他举兵造反，至于袁世凯是否有反叛的条件，他们是根本不管的。按照他们的设想，袁世凯率部哗变以后，会“率死士数百”冲进紫禁城，簇拥着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又由毕永年率领百余人前往颐和园捉拿慈禧，这看上去不像是一份严密的作战计划，倒像是一出热闹纷呈的大戏。
杨深秀还上了一份奏折，更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在这份上疏中，他建议光绪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命令他派兵三百人，到圆明园挖金窖，以便藏兵于金窖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的部队能够名正言顺地潜入北京，然后对太后下手。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确下了一道手谕。但光绪被康党忽悠了，他并不知康党调动袁兵的目的，是要“围园杀后”，否则，他绝不会答应。
后来，梁启超意识到这份计划太过拙劣，见笑于天下人，于是在写《谭嗣同传》时，对原计划进行了“修订”，变成了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帝在慈禧、光绪在天津阅兵的当口，纵马驰入袁部军营，“传号令以诛奸贼”，袁世凯的部队就会“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创下“不世之业”。
至于具体行动措施，根本没有细想。
在他们眼里，慈禧事先的部署、荣禄的军队，都是一片虚无。
这份兵变计划，无论怎样修改，都遮掩不住它的漏洞。假若如康有为所说，在北京动手，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荣禄在天津办公，如何能够“杀荣禄、除旧党”？假若如梁启超所说，在天津动手，那么天津一有异动，“京内即已设防，而皇帝已先危险”。倘连这样的造反计划都能成功，恐怕老天都不答应。
连他们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毕永年都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悄悄从南海会馆逃出，到宁乡会馆躲了起来。
但无论怎样，这份不靠谱儿的兵变计划还是出笼了，这无异于绑架了光绪皇帝，把光绪与慈禧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中。
本来，八月初三这天，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一天的戏，看了杨崇伊请求她训政的奏折，第二天从颐和园回西苑，从内务府《日记档》可以看出，她沿途两次休息，再次换船，三次换轿，其间还去了万寿寺烧香，然后，步行至御座房稍坐，一路上心情悠闲。茅海建先生说：“康称‘西后意定’，并不准确。”[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应当说，此时的慈禧，纵然听到了这样那样的传闻，感到形势严峻，但对光绪“决心”杀她的计划，还找不出真凭实据。所以她在八月初六（9月21日）决定训政，逮捕康有为时，给康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的办法，也只是“革职拿办”。当袁世凯将康党的计划报告给荣禄，荣禄又火速密报给慈禧，事件的性质，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一时刻，慈禧的心中一定感到彻骨的冰凉。
二十四
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九（9月24日）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光绪颁给杨锐的那道密折，假如在抓捕杨锐时能够从杨锐府中搜出，让慈禧亲见光绪“不致有拂圣意”的原话，或许还会弥合慈禧与光绪之间的裂痕。然而，杨锐却始终没有让对方搜出这道密折。只要搜不出这道密折，杨锐就有可能保全性命。据说这道密折一直被杨锐之子杨庆昶收藏着，直到光绪、慈禧死后，才呈缴给朝廷，因此，在朝廷档案中，不见对密折内容的确切记载，只有不同的抄本，流传于各位当事人的转述中，又在转述中不断发生变异，而那份密折的原本，则在宣统年间，消失于紫禁城深海似的文件堆中，或许今天，仍旧深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某个角落。
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正。垂裳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上“辟”下“女”），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教灾恤难，友国之善经；攻昧立明，霸王之大义……[原件的格式，在先帝、文宗显皇帝、大皇帝、大君、天子等词处均新起一行，这里没有沿用原格式。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4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诚。他这一番言论，虽然自己痛快了，却把光绪往火坑里又推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对康有为的采访第二天就见诸《德臣报》，没过几天，内地报纸纷纷转载，其中，上海《申报》在转载时做了删节，对“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在字里行间显露无疑。此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的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这段谈话后，大为震怒。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杨锐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守口如瓶的那份密诏，康有为竟然在海外大肆宣传。这等于把杨锐的底细全盘供出，坐实了杨锐的康党身份，杨锐也因此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实际上，杨锐虽然是维新派，却不是康党，更不是康有为身边的核心人物，杨锐是由陈宝箴推荐入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而且，杨锐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曾透露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的不和，称刚刚共事了几天，就已经难以相处，已经萌生“抽身而退”之意，称“此地实难以久居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7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