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正沉浸在湖光山色中的慈禧太后，纵然对甲午战败倍感失望，却没有像康有为这些民间士人那样痛切的压迫感。马关一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几乎吸干了帝国的血，但她的衣食住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她的国早就破了，她的家早就亡了，现在，这一副残山剩水，交到了她这个孤老太婆的手上，她还能干什么？或许，破罐只能破摔；或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古老的帝国，不知遭逢过多少次的危机，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这个帝国的笨重之躯，要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爬坡，她如何推得动？
她推不动，有人来推。最初看到光绪的谕旨，慈禧当然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她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对以光绪、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团队的政治把控力不大放心，为了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上，她预先布好了局，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指示光绪对朝廷中枢做出了调整：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把她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调集到中央第一线。四天后，又将变法支持者、光绪帝的恩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康有为说，此时“训政之变，已伏”，即慈禧已经为政变做准备了，这显然夸大了慈禧的政治预见性，因为在当时，即使慈禧也不可能知道变法这出大戏将向何处发展，而康有为这个“总导演”，已经把她预设为反面人物。
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十九
回到事件的开始，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公元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18。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孙孝恩：《光绪评传》，第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日）杨深秀要求废除八股的奏片，来检验一下光绪的权力含金量。在这份“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中，杨深秀痛批八股文之腐朽，要求罢黜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27。]，这一奏折，对于在八股中泡大的官场文人而言，堪称石破天惊。当天，军机处将杨深秀原折呈慈禧太后慈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肯定了杨深秀的奏折，要求礼部研究处理。这道谕旨，显然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毕竟也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礼，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像废除八股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慈禧那里都顺利过关，足见慈禧的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
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步伐零乱，但变法事业总体来讲还是顺风顺水。大臣们基本上是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所以此一期间，他们的上疏，大多支持变法，反对变法的人基本上不敢吭声了。更何况，皇帝的谕旨，基本上都请慈禧太后过了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据统计，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军机处向慈禧呈送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茅海建先生判断，“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应当说，光绪皇帝老老实实地遵守了“事后汇报”的游戏规则，慈禧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支持变法，也就顺水推舟，乐观其成。或许，在她心里，变法，就像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一样，为这个帝国迎来新的气息。此时，应当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二十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臣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四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
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旧党。变法既然绕不开慈禧，就干脆不绕开她，而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使改革蔚然成风，待慈禧死后，再将改革深化进行。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宙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在当时情况下，与慈禧合作，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对照一下同治初年，慈禧、奕訢等推进洋务的进程，便会发现，此时的光绪、康有为，以及军机四卿所形成的变法团队，与当年的慈禧、奕诉以及曾胡左李所形成的洋务团队，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团队的核心，由原来的叔嫂，变成此时的母（养母）子。慈禧的思想，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顽固，既然她能够支持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支持变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引导清廷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的，正是慈禧本人。
但康党不屑、也不愿选第一条路，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而是在羽翼未丰之际，就摆出了一副与慈禧的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一早，康有为至颐和园接受光绪召见，在朝房里等候时，与等候向慈禧谢恩的荣禄撞个正着，二人于是有了一段语言交锋。荣禄问：“以子之大才，是否有补救时局的灵丹妙药呢？”语气明显带有挑畔的意味。康有为也不示弱，忿然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又问：“即使知道法是要变的，但一二百年的成法，怎能一下子变过来呢？”康有为回敬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原文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54、3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荣禄听后，脸色突变，知道这个康有为来者不善，假如变法成功，一定会对旧党下黑手，所以当天觐见慈禧时，让她加几分小心。这段对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靠性不知，但从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所拟奏折中，可见“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之语，由此可知，杀几个守旧大臣，的确是康有为的主意，但此时的他（包括光绪），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此时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无疑是以卵击石。可见他是一个胸无韬略之人，胸口贴一点胸毛，就号称大力士了，全不知他那点武艺，在慈禧、荣禄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在他的引导下，整个变法的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他们以为颁几道诏书、杀几个大臣，变法就可大获成功，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这样的变法，注定无法成功。
他们把变法团体变成一个小圈子，对大多数朝廷官员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势，表面上孤立了旧党，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让自身立足未稳，就在朝廷中深陷孤苦无援、孤军奋战的处境中。这一点不仅令荣禄、刚毅这些一线官员无法接受，连慈禧也感到意外。所以变法伊始，慈禧就曾急切地问荣禄、刚毅这些官员：“难道他（皇上）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她得到完全否定的回答，她的脸上一定挂满了失望。
果然，光绪“擅自”进行的人事任免，将慈禧身体里蛰伏已久的斗志激发起来。朝廷上下，没人敢动她的奶酪。
二十一
然而，无论康有为，还是光绪，都没有意识到朝廷人事问题的敏感性，相反，在九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在紫禁城处理完政务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准备劝说慈禧，请她同意开设懋勤殿，无疑是往慈禧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康有为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本来是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他自己，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通才”，所以，康有为的全部政治目的，不外乎是在皇帝之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议政机构、一个帝国的“参谋本部”，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一个议会制度。然而，康有为本人连一天的从政经验也没有，他那些美妙的理论，对于这个积弊已深的帝国来说，也不过是一些表皮功夫，他有的，只有一腔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而他向朝廷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所谓经验，也不过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明治维新的实际进程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变法成功，帝国的变化，也仅限于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在制度局之下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这些专局，发行纸币、改穿西服这些表层方面，充其量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制度局的设想铩羽而归，六月初六（7月24日），梁启超代李端棻上奏时，又提出开设懋勤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天真地以为，“一达天听即可居高”，以为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天下的事就定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一无所知。
慈禧当然懂得，开懋勤殿，无疑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或者说，这本身就是造反，是政变，是对她经营大半生的政治成果的彻底颠覆。变法也已经不再是变法，而是夺权。
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