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皓
逛供销社
毕飞宇在《玉米》第二部《玉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每天早上玉秀都要到菜市场买菜。买完了，并不着急回去，而是要利用这一段空闲逛一逛。主要是逛一逛供销社。说起来供销社可能是玉秀最喜欢的地方了。以往进镇，玉秀每一次都要在供销社逗留好半天，并不买什么。事实上，供销社是一个很不错的歇脚处，供销社可能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场所。
读到这里，我的鼻孔里仿佛又飘荡起供销社里特有的糕点的味道。我或许去买一支铅笔，或许买一本田字格本，或许像玉秀一样，并不买什么。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神是不够用的，对什么都稀奇、新奇。据为己有的想法是绝不曾有的，只是想饱饱眼福而已。那个在供销社里，傻孩子一样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或许是我的，或许是玉秀的，或许还是毕飞宇的呢？
从我家到供销社大约五里地，通常是妈妈徒步领我去。妈妈一般都是直奔主题，该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完就走，绝不逗留。偶尔有熟人聊上几句，也绝不拖泥带水。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妈妈怕“露富”，买了点儿稍微“奢侈”的物品，让老亲故邻见识了，保不齐哪天他们会上门来借钱的。二是怕“露怯”，虽然爸爸在外地当工人，但妈妈的零花钱极其有限，一旦耽搁时间久了，我嚷着要饼干糖豆儿吃，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当着外人的面儿，大人是很窘迫的。供销社是全公社消息的策源地，传出去咋说呢？
我喜欢跟一个叫庆阳的小伙伴儿一起去供销社，因为庆阳的舅舅在那里当卖货员。庆阳的舅舅长得很精神、帅气，尤其是进了供销社，当上了卖货员，给他介绍对象儿的，据说把家门都挤破了。庆阳在我们小伙伴中沾沾自喜，庆阳妈也张口闭口拿孩子舅舅说事儿。妈妈颇有些不屑，跟别个大娘婶婶嘟哝：“这还没转正，是个临时工呐！哪像俺家孩子他爸，早就是国家职工了！”大娘婶婶便鸡啄米样地点头：“就是，就是……”
1979年，爸爸与一批工友从鞍钢转业到地方，爸爸的好几个工友被安排到供销社上班。再去供销社，我就主动去跟叔叔大爷打个招呼，身边的小朋友羡慕得不得了：“啧啧，你家亲戚啊？”我不置可否，只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他们的最前面，从文具组走到鞋帽组，从鞋帽组走到生产资料组。供销社有三个售货大厅，每个售货大厅都有各自的大门，我们一个大门一个大门地逛，常常一逛就是一个下午。除了过过眼瘾，除了一遍遍闻着商店里特有的味道，我们一无所获。
后来，我再次见到爸爸的工友，他们都已下岗多年。他们告诉我，原先供销社的大瓦房还在，只是已被个人承包，分解间壁成若干个小超市了。
我当年也跟玉秀一样，有过想上供销社上班的渴望。现在看来，这个梦是无法实现了。
雀巢往事
我这里所说的雀巢不是哪个品牌的咖啡，而是真正的鸟窝。前几日下乡，见道路两旁树上一个接着一个的鸟窝，许多回忆涌上心头，遂觉得应该写写童年的雀巢。
辽南乡下最为常见的有三种雀巢：喜鹊在树杈上用树枝搭建的窝，小燕子在屋檐下衔泥做的窝，还有麻雀在屋瓦下面用干草絮的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孩子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要拾柴禾，以备家中烧火做饭之用。通常是黄昏一回到家，几个邻居的小伙伴就拐着柳条筐上山了。那个饥馑的年代，家家都需要上山拾柴，山上的树叶子、干枯的树枝子，基本上都被捡拾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想在晚饭前把筐装满需要费一些脑筋。有时候，我们拿着镰刀把树枝子砍下来，但这明显是“犯法”的，让护林员看到是要被罚款的。为了不冒险，“攻击”雀巢是个不错的主意，护林员是管不着雀巢的，尽管有些缺德，但也是无奈之举。
那个年代的孩子，几乎人人都有爬树的本领，多高的树都奈何不了我们。一个人上树，其他人在树下装筐。有时候喜鹊围着筑巢的那棵树直转悠，叫声很是凄惨，但我们浑然不觉，还嘻嘻哈哈地作乐。那个窝真大啊，足够我们两三个混小子把筐装满。如果太阳还不曾下山，我们就在山上玩上一会儿，然后“功成名就”地回家交差。
母亲对我们这样的做法称之为“伤天理”，但是那样无奈的年代，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烧柴，索性默认了。从喜鹊窝拆下的干树枝极其易燃，烧火做饭特别受用，听着树枝在锅底嘎巴嘎巴地燃烧，小小年纪的我，心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我不再是个“白吃饱”，我能为劳累的父母分担一些家务了。
事实上，我是个野蛮的拆迁者，只是我少不更事罢了。
后来，在小学课本里，我读到了《喜鹊与寒号鸟》的故事：勤劳的喜鹊居安思危，在温暖的季节就把巢穴搭建完毕；而懒散的寒号鸟游手好闲，整日不思垒窝居家之事，到寒冷的冬天居无定所，只能到处流浪……这之后，我对喜鹊肃然起敬。
对于小燕子和麻雀，童年的我和小伙伴也是多有得罪的。
燕子在春天从稻田湿地里衔来黏土，在房檐下筑巢。由于嫌弃它们的粪便常常散落在窗台上，我们不假思索地用烧火棍子将那做了一半的窝捅碎，让小燕子半途而废。现在想想真是作孽，有时候“框架”基本完成的窝里还有一两只鸟蛋，随着燕窝的破碎，鸟蛋跌落在土地上，蛋壳碎了，蛋黄露了出来，那本来可以是又一只小燕子啊！
掏麻雀也是我们的恶作剧。晚上，我们打着手电，左手照着，右手伸进麻雀窝里，将在里面休息的小麻雀掏出来，埋到锅底灰里面捂熟了吃。味道是很鲜美，其残忍也是可以想见的……
这次经过乡村的树林子，我看到那么多的雀巢，稳稳地在树杈中间挺立，在山花将开未开时节，氤氲的山村好似一幅水墨，有雀巢的点缀，美极了。
只是，我至今也不知道哪一种鸟儿是寒号鸟。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人再去强拆喜鹊窝，喜鹊是不是一劳永逸，不再年年做窝了呢？喜鹊是不是也变得懒散了呢？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林子里那么多雀巢，寒号鸟是不是也拥有其中的某一个呢？
晴天烂
辽南乡下流传着一句俚语：臭鱼烂虾，啖饭冤家。说的是有臭鱼烂虾当下饭菜，人们吃起饭来就格外有胃口。在墨盘乡，我见到最多的“臭鱼”是一种叫做“晴天烂”的鱼。
大连市内的人们通常把晴天烂叫做“鲅鱼食”，起因于它是鲅鱼的主食。我查过资料，这种鱼其实应该叫鳀鱼，是黄海数量最大的鱼种，也是黄海食物网中的关键物种。
鳀鱼又名“晴天烂”，是因为它离水死亡后很容易腐烂，不易保存。然而当年，这种鱼在乡下最常见也最便宜。每当街头巷尾响起“卖鱼喽―卖鱼喽―”的叫卖声，鱼贩子卖的几乎都是晴天烂，这种鱼虽然个头不大，但很鲜，在那个没有大鱼大肉的年代，堪称美味。
乡下的鱼贩子，一般是用自行车在后座的两侧，各绑上一个水桶，到很远的海边进货。进货的时候，他必须考虑乡人的购买力。那个饥馑的年月，即使鱼再便宜，也有的人家买不起。而进货必须在当天卖完，否则这鱼说烂就烂，势必血本无归。
鱼贩子走乡串屯，边走边吆喝：“卖鱼喽―卖鱼喽―”，“新鲜的晴天烂哟―便宜喽―”听到叫卖声，家庭主妇们就端着空盆空钵走出来，先看看货，再砍砍价，合适了就买上几斤。在鱼贩子称秤的时候，吵闹着把秤杆子要得高高的，然后心满意足回家烧火炖鱼去了。其实鱼贩子大都会耍秤杆，买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也有的婶子大娘掂量自己围裙里的几毛钱几元钱，还是放弃了改善生活的打算。当吃饭时邻家飘来海货的腥咸味道，年龄小的孩子嘟哝几句，年龄大的孩子都极为懂事，绝不会为难养家糊口的大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概即是如此吧。
晴天烂晒成鱼干也极为好吃，只是晾晒的过程复杂了些。导致它腐烂的生物是细菌和真菌，家妇们如何除菌，如何腌渍，再如何晒干，我对这些细节是忽略的。只是当妈妈在大锅里煎鱼干的时候，我闻到了那个年月难得的香味，我的涎水不自然就流了出来。
鳀鱼是洄游鱼类，每年春季黄海北部水域温度回升，鳀鱼进入黄海北部近海海域，我市老虎滩一带是其密集地之一。影响鳀鱼洄游的主要环境因素是温度，一旦温度合适，就会形成鱼汛。每年的6月到9月是鳀鱼的产卵期，渔业部门通常会将这一段时间规定为休渔期。
有一年春天，正值鱼汛。两位朋友借了一辆小快艇，带上我来到老虎滩近海，每人一把鱼竿，每个鱼竿上绑着四五只鱼钩。奇妙的是，鱼钩上什么鱼饵也不拴，只要放下鱼钩，四五条晴天烂就上钩了。提上来活蹦乱跳的晴天烂，每一条都有十公分长，一时间让我们手忙脚乱的。尤其是我，第一次钓鱼，根本不会摘鱼。没办法，我们干脆让一个人专门摘鱼。也就两个来小时，我们带来的两个塑料桶子都装满了晴天烂，而我的胳膊也酸酸的。后来，我们谁也没吃这些鱼，而是把它们都送到了乡下。
前几天，几个朋友小聚。一位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朋友，点了一盘“焖鲅鱼食”，我吃着吃着，恍然开朗：这不是晴天烂吗？只是没了从前的香味，大概是少了一碗苞米碴子粥的搭配吧。
小镇
在幼时的我看来，小镇可以算作大城市，并且是离我最近的大城市，二三十里地的样子，似乎触手可及。
小镇就是城子坦，我的故乡是在城子坦北面的墨盘乡。墨盘乡离城子坦也就二三十里地，但我第一次“进城”，还是10岁以后的事儿。
当时，老舅接了姥爷的班儿，在城子坦果品公司上班。暑假里，我央求老舅带我到镇上看看。老舅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骑行二三十里地，来到了城子坦。
从墨盘乡到城子坦镇苗屯村这一段是土路，从苗屯到城子坦就变成了柏油路。自行车在土路上骑行得很慢，到了柏油路上就飞快起来，有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夏天的柏油路散发着一种微微的臭味儿，但那种臭味儿有区别于一般的臭味儿。我呼吸着，很享受这样的味道，因为在墨盘乡当时是闻不到这样的味道的，我觉得这就是城市的味道。那天还下了点儿小雨，不时会有黑色的泥点子溅到我的白挽霞子上，但那是“幸福的泥点子”，我不舍得抹去。
老舅首先带我到了他的工作单位―果品公司，他的工友给我几个黄里透红的大苹果，我吃了一个，那真叫香甜。剩下的被我装进书包，准备带回家给妹妹尝尝。
中午的时候，老舅带我到鱼市街一家国营饭店“下馆子”，其实就是花一两毛钱和几两粮票，给我买了一碗面条。现在想来，大概就是鸡蛋肉丝面，上面还放了几块咸黄瓜片儿。这一碗面条，在以后的许多年我都无法忘记，或许它的味道并不怎么稀奇，但那是真的美味，就连那几片咸黄瓜片，也是令我回味悠长。
吃完午饭，老舅带我到小镇上的国营照相馆，照了一张2寸黑白照片。我的胸前插了两支钢笔，戴着三好学生奖章和小红花奖章，最紧要的是我左臂上的三道杠，我按照照相师的指挥，侧身而坐，左臂在前，故意突出了三道杠。照相师让我笑一笑，我面部有些麻木，但还是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那么地不自然……
初中毕业，我考到小镇上的高中：新金三中。在那所当时的二类重点高中，我与两位同学成立了这个学校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酝酿文学社的那一晚，我们仨就是在其中一位同学父亲的办公室度过的。当时，这位父亲在小镇的政府里面工作，而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三清观里面。
不久，我家也举家搬到苗屯村，离小镇更近了。但不管离得多么近，我始终是一个农村人。那些年，由于户口的差别，城镇户口人群对农业户口人群的歧视是油然而生的。面对此情此景，我有一种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渴望，我希望成为小镇人，将来在小镇娶妻生子，吃上商品粮。
后来，我投笔从戎，离开了小镇，但小镇的鱼市街、电影院、三清观、火车站等等，总是在我的梦里萦绕。
199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好友春浩在城子坦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饭店请我吃饭，我点了一盆碧流河入海口特产的大黄蚬子。而今，据说那里的黄蚬子都转滩了，再也吃不到了。
现在，我的父母都生活在小镇上，他们很享受那里恬静的生活，一刻都不想离开。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上级已经启动了鱼市老街的保护和文化名镇的开发。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子坦也会像周庄、乌镇一样游人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