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小说写满，然后再做减法
我们在阅读和学习雷蒙德？卡佛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他的看似简约乃而上他的当，还因为他一向表现得谦虚、谨慎，而觉得他有些笨。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雷蒙德？卡佛在生活的重压下，写作的感觉是十分紧张的，一点都不放松。他似乎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作家，属于那种慢工出细活、精雕细琢的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是可以学习的，而且是那些初学写作的人拿来当范本，很容易就学出成绩的。
我这么说的理由在于，有些作家很难学习，比如卡夫卡、博尔赫斯、巴别尔，就很难学习、和模仿。20世纪里，多少作家以他们为偶像来学习写作，但是都是照猫画虎。因为，学习这几个作家的方式，不是去模仿他们的作品文本，而是要去揣摩他们的复杂经验。
学习卡夫卡，必须要进入到和他一样的时代氛围、家庭氛围和内心世界里去，去体验他的那种荒诞和幽暗的感受。学习博尔赫斯的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他从小到大阅读的书目、学习过的语言、抚摸过的几十万本书重新来一遍。这太难了。因为他的小说不过是他在丰厚的文学、哲学、科学、史学基础上厚积薄发出来的一个小枝杈。而学习巴别尔，须要亲自见证那些血腥的、复杂的、激烈的乱世，同时还保有对人类的信心。
而雷蒙德？卡佛则是很容易就学习的。这是因为雷蒙德？卡佛自己的出发点就低：“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他容易学习，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你很容易就学得比较好，你可以拿他的小说来作为起步的训练。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陷阱，那是因为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表面上看似非常“简约”，可是实际上，他又是非常复杂的。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对于我们这个快餐式的时代是一种嘲讽和迎合，是一种特殊的镜像。
我做文学编辑多年，发现很多写作者的加法和减法做得不好。大部分人都喜欢把小说写“满”，就是什么感觉都写足、写充分，不会做减法。但是，这个阶段你必须要经过，就是把小说先写满。可绝大部分写作者都不会把小说再减下来，或者减的时候，不够狠心。你看那齐白石画虾为什么好？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三五个小虾米，在空空的白纸上，你却觉得有一种很满的感觉，这个时候，少就是多，多就是少了。
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也有这样的水平，表面上，你看他的小说是简约的，但是他的简约是复杂的简约。这是因为齐白石经历了一个白纸上画满了虾，然后逐渐减少虾的数量的过程，等到少的时候，他再多画几个，如此反复多次，最后到三五个虾的炉火纯青阶段。
所以，学习雷蒙德？卡佛，可以先把小说写满，然后再做减法。这个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做完一次减法就和他一样了。你再加上去，再写满，然后，再做减法。来这么两三遍，你才可能真正达到简约。因此，这个多和少，繁复和简约之间的关系，是要反复训练的。
因此，我觉得雷蒙德？卡佛还是不容易学习的。他给人提供的学习难度表面并不高。不过，你要达到他的高度却也是很难的，这里面隐藏着多和少、复杂和简单、明亮和阴影的关系。雷蒙德？卡佛一定会说：假如你足够聪明，就一定可以跨越这个陷阱。
我心目中的“新散文”
目前有很多作家在通过阐释传统经典来写作，就叫“文化散文”，对此，我是有些看法的。
实际上，这些写作就是对《四书》《五经》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意思真的不大。六十多年来，汉语散文有三次值得重视的起与落，一是成为“杨朔风格”的散文；二是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归来者”们的散文，叫“重放的鲜花”，出现了很多好散文；第三，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呈现出诸如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等一大批新散文家们的巨大贡献与冲击力，无论是作品还是理论，迥异于以往，开启了中国新散文的大幕。
而还有一批比之稍稍后起的一批散文家，用新散文的理念，贯穿了他们二三十年的写作，尽管他们的写作源泉各不相同，但在各自的域界里大气蔚然，形成了一种汉语散文的“中坚”力量。近年，北京写作圈里有一个关于新散文“四人帮”的比喻（有点玩笑），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和蒋蓝，几乎就是当下新散文的高峰时段。他们每人都有上百万字作品摆在那里。在祝勇的推动、阐释之下，这四位特异的散文家加上黑陶等等一二十位散文家，贯穿了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深入和持续。新散文家对汉语散文文体的开掘意义必将落地开花……另外，《人民文学》近年来力推“非虚构写作”，发表了不少前卫之作；还有“边地散文”，比如作家李娟、刘亮程的西域散文；还有“闺阁体散文”，作者多是80后、90后的女作家，纳兰妙殊、陆蓓容、沈书枝、张怡微等等，她们一般受过大学教育，题材就不局限于以往女性题材那点东西了，她们用非常细腻、独特的写作触觉来感知这个宏阔的世界。她们喜欢呆在家里冥想，写日本、台湾，写植物、写古典诗词背后的温情，文章充满柔媚气息，读者面广，影响也很大。
祝勇自从进入故宫博物院担任故宫学学者以来，依托故宫丰富的藏品和材料，对历史尤其是波诡云谲的晚清历史进行了一次富有文学意味的想象，如同他自己所言，要“做一个历史的侦探”，重新结构出一种他心目中的历史叙事。他的《故宫记》《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一系列散文、历史新著，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就。
散文家张锐锋一直奔涌着他语言的洪流，展示了他生命意识极其磅礴、丰富而又细腻的表达。他的散文里，“乡村”是一个十分突出的关键词，他的长篇散文《马车的影子》以及“河流”系列等等，我读得“几乎要崩溃”，散文写到这个与中长篇小说相抗衡的长度与深度，我要说，他写得真好。这是张锐锋的言路。
蒋蓝是诗人，散文呈现出浓郁的西南地域性，“地方性知识”与诗人的个人经验相结合，另外还具有学者性的考据功夫，淬就出一种极具个人化的叙述。在非虚构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里，又还体现出一部分小说家的“想象”，体现出一种综合写作的能力，作为一个比较全面的写作者，将散文的概念予以了大大拓展。这正如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将以前的“游记”，扩展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伟大的跨文体一样，他所到一处，一口气就写出二三十万字，他把置身的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个人视觉的梳理，这早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了。记得恩达尔这样说过：“如果伊斯兰国家认真去读奈保尔关于那些地区的游记，他们会意识到作者关于伊斯兰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委婉的……他（奈保尔）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批评，其特别之处在于他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其他由占领者引进并占主流的文化有很多共性。”
2015年周晓枫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她通过女性敏感细腻的触觉，表达了个体的生命经验，尤其是那种对错位的时代让人不舒服的个人化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是以审美的方式来表达的。比如她对“贝壳”“铅笔”这类东西的着迷，她从庸常的世界里提炼文学纯金，脱颖而出，从而使她的文本获得了审美的价值。这是非常难得的散文品质，我真没想到散文还能写到这种程度。
当然，散文多元化不是场面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就在发生。老一辈散文家笔耕不辍，比如董桥还在写作，似乎具有“一种长效机制”。有一天我看到某散文家出版两本散文集，我说“你就是小董桥”，哪知道对方不高兴了，说“我就是我，与董桥没关系。”但董桥这类现象，还没有在西南地域里出现。中国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里来自四川的很多，当时有一种四川传统。八九十年代四川文学最大的贡献主要在诗歌，这个谱系保持到了现在。但当代四川优秀的小说家均是个体，阿来、何大草、罗伟章、凸凹等等，像孤独的峨眉山一样独秀，没有形成一种群体实力。散文、随笔领域就更孤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