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柳士同，笔名周拓，生于四川万县，现居山东青岛。自幼喜爱文学，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从事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数十年，迄今已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文艺评论等约300余万字，结集出版的有诗集《柳士同抒情诗》（花城出版社）、小说集《黑森林酒吧》（北京出版社）、随笔杂文集《独步晨昏》（花山出版社）等。
“我们不再受骗了”吗？
1932年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文章，该文曾多年编进中学语文教材，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上中学时都学过。然而，我们真的“不再受骗了”吗？八十多年过去了，恐怕依旧少不了受骗，较之过去，似乎还越发厉害了。如今，骗子之多骗术之高，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一个电话就轻而易举地掳走几万几十万的，只不过是小儿科；与那些号令于庙堂，著述于雅室，宣讲于媒体的相比，不啻于小巫见大巫。
那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受骗，而骗子无论大小，总是那么容易得逞呢？乍一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不争的事实却又无法质疑。就拿鲁迅先生的这篇《我们不再受骗了》为例吧，先生说是“不再受骗了”，实际上文中的许多内容，分明是受了苏联虚假宣传的骗！想想看，像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会受骗，遑论普通民众芸芸众生了！然而，法国作家纪德写的《访苏归来》，以亲历的事实和敏锐的观察，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真相，他怎么就没有受骗呢？鲁迅的智力与才学丝毫不比纪德差，对同一个苏联，两人怎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究其缘由，恐怕是由于他俩获得的信息，内容和渠道都不尽相同。纪德是经由自己的耳闻目睹，捕捉到充分的真实的信息，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认真分析，故能识破假象看清极权主义的本质；而鲁迅却由于国内相关信息的闭塞与混乱，不知不觉被苏联意识形态机构的虚假宣传所蒙蔽，一贯清醒的他竟一时糊涂，做出有违事实的判断。结果，纪德没上当，鲁迅却受骗了。
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乃是骗子之所以得逞，我们之所以受骗的一个重要原因。“信息不对称”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买卖双方，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实际上，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骗子正是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地位”，扰乱视听，实施骗术的。尤其是把持着话语权的骗子，他们往往掌握着大量的信息，甚至垄断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掩盖哪些发布哪些，屏蔽哪些公开哪些，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不尽如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们还不断地制造和散布各种虚假信息，迷惑和蒙骗大众。与其相反，广大民众获取的信息就相当有限了，别说那些被掩盖和屏蔽的，即便是业已公开和发布的，也时常由于渠道不畅而未必能如期获得，获得的还说不定是虚假不实的信息呢！在这种状态下，“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人哪有不上当受骗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信息垄断者控制了信息实际上也就是控制了思想，而信息缺失者失去了信息实际上也就是失去了思考的资源和判断的依据。头脑不知不觉地被他人牵制，无法辨别虚实真假，哪有不上当受骗之虞，哪有不被洗脑之理？况且洗脑也是有其科学依据的，即苏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创立的条件反射学说。骗子们正是通过“条件反射”理论，来诱导和控制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假乱真并让对方信以为真。
除了信息不对称之外，传统思维方式的拘囿恐怕也是我们容易受骗的一个重要原因。国人没有抽象思维的传统，一向不懂逻辑不讲逻辑，习惯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鲁迅先生之所以受苏俄之骗，信息不对称固然是一个根本原因，但传统的思维方式也不知不觉影响了他的判断。先生不是说“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吗？当年谁说苏联不好？是“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是国民政府，是为先生所不喜欢的新月派文人。既然这些“敌人”都说苏联不好，那苏联一定就是好的了。然而，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吗？恐怕未必，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但我们却习惯了这种思维方法，还一度将它格式化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至今依然如此。比如，所谓的“国学”为什么会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忽地“热”起来，大有全民读经之势，似乎唯孔孟之道才能救中国？人们之所以热衷四书五经，跟随那些国学家们言必称孔孟，恐怕与“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大有关系。按照上述传统的思维方式，既然文革已经被否定了，那么文革否定的东西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肯定吗？既然文革期间把孔夫子批得一无是处，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尊孔”“祭孔”了，即使在他老人家的坟前匍匐叩首顶礼膜拜亦不为过。至于文革期间为什么批孔，其真实用意何在？今天的国学家为什么尊孔，其真实用意又何在？人们就不再追问和追究了。不善于问为什么，自然就难以形成逻辑思维，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明确，又如何进行判断和推理？当今的一些文化骗子和学术骗子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们最擅长的伎俩就是混淆和偷换概念，正如木心先生所言，“孔子实乃中国历史上偷换概念的第一高手”，他的徒子徒孙自然无不深得祖师爷的真传。在他们那里，玩弄概念简直成了一门学问，抑或说他们做学问，无非就是在玩弄概念，还不时地编造出一些语义模糊含混不清的“新概念”。云山雾罩，瞒天过海；招摇过市，四处兜售。就这么欺骗学生、欺骗读者，骗取职称、骗取课题费。而我们又受制于不讲逻辑的传统思维方式，岂能不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前面谈到，我们之所以容易受骗，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心理活动往往被骗子所掌控，而其中最容易被骗子利用的，当是人们的恐惧心理。长期以来，广大民众始终处于贫弱的地位，匮乏、惶恐、无助，心中老是涌动着一种不安全感。笔者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否则，当年罗斯福就不会将“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四大自由”之一提出来了。在笔者看来，这“免于恐惧的自由”实乃“四大自由”的核心所在，其他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任何一项自由的失去，都必然导致人的恐惧。骗子恰恰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不安全感，才致使他人上当受骗的；因为这种不安全感会使受骗者轻信骗子的谎言，并由轻信到盲从，有的甚至深陷于迷信而不能自拔。比如，当今世人特别看重养生，生怕得病，一旦病了就不得不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所困。于是，这种对疾病乃至对死亡的恐惧，就给那些所谓的“大师”“神医”和“养生专家”提供了招摇撞骗的市场。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大师”“神医”和“养生专家”，一旦被揭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过就是些江湖小混混；可这些江湖小混混在原形毕露之前，却堂而皇之地占有着大量的公共资源。他们大多是公开“挂牌”行骗的，大堂里挂着“执照”、“锦旗”以及与某些名流或领导人的合影，还时常在报纸上电视上露脸，开办各种各样的讲座。一个个眉飞色舞，巧舌如簧，那架势好生了得！国人向来是信“权威”、信“圣人”的，过去常言道“书上讲的，它能错么？”，今天则会说“电视都播了，怎么会错呢？”公共媒体原本是国人获得信息和安全感的渠道，骗子公然在“安全”渠道里行骗，那还不一骗一个准！
除了恐惧心理之外，好的如善良、怜悯、宽厚等等，坏的如投机、侥幸、贪小便宜等等，都有可能被骗子所利用，万万不可掉以轻心。骗子之多，骗术之高，令我等百姓防不胜防，但又不能不防啊！怎么办呢？恐怕只有自始至终保持一个健全的心态，尽可能地获取较多的信息，独立思考，善于分析，不轻信不盲从更不人云亦云，这才有可能摒除假象戳穿谎言，使骗子无法得逞。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不再受骗了”。
从“仁”到“人情社会”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这一点学界大概是没有多少异议的。至于“仁”的含义，尽管阐释颇多，仅孔子本人就有多种表述，但无论从“仁”字的本义，还是儒学的重心，将其解释成“人际关系”，大致也是不错的。正所谓“仁者，人也”——“人”似乎只有在与“他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予以定义。
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仁”为会意字，即由“人”和“二”组成，会意为“两个人”，亦可以说“仁”所表示的正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人与人之间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从儒学的主旨，或者说从孔子毕其一生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为仁”来看，“仁”的提出无非是要恢复“周礼”，而“周礼”所界定的正是不同阶层之间的等级关系，最基本的等级自然是天子、卿、大夫、士、平民和奴隶。孔子将这一层层的关系统摄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代儒生又将其细分为“三纲六纪”。“纲纪”所涵盖的也无非是各种人际关系，只不过进一步将皇权专制的宗法社会所囊括的“君臣”“父子”“夫妻”（三纲）“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六纪）等加以制度化。从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就成为专制宗法社会的铁律。只是这“铁律”与法治无关，仅仅限定在“人情”的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