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陈残云的小说创作
司马文森（1916—1968），笔名林娜、林曦、马霖等，原籍福建泉州。青年时曾在泉州地区主编《农民报》。1934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抗战期间，在桂林主编《文艺生活》。战后，在广州复办《文艺生活》并创办《文艺新闻》，随后到香港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委委员、香港《文汇报》主编、文协香港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在香港时创作了《南洋淘金记》、《雨季》等长篇小说。
《南洋淘金记》于1948年由香港文生出版社出版，是司马文森的代表作。小说以章回形式构成，描写何章平等几位中国青年于30年代初飘洋过海到菲律宾，各自寻求自己的道路的故事。作品从伦理的视角，对于在中国抗战以及菲律宾亲日分子煽动排华的严酷背景之下，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所受到的种种冲击进行了描述，由此展示了庄严与无耻、崇高与卑劣、光荣与耻辱的对立。作品对于崇高与卑鄙这两类人物所作的鲜明对照和生动刻画，使我们看到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各种人物的不同面目和心态。小说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富于南洋地方色彩的情调，感染了不少读者。
陈残云的小说创作始于30年代。他曾经回忆道：“1935年没有进入大学之前，我是香港一间小作坊的店员，我爱上了新文艺，读了较多的小说和新诗。我胡乱地读着，不知道哪些作品是进步的。哪些是不进步的，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读下去，读多了，我从书本中获得了启发，发现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从而思想上发生了苦闷，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朦胧的憎恨和咒骂。于是，我直笔笔地写了抒发个人苦闷的短文《一个青年的苦恼》，以后又借用黄包车夫的身分，写了较长的《黄包车夫日记》，发表于香港《大光报》的副刊上。”陈残云的这两篇小说发泄了小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可以看出其所受到的“五四”以来“普罗”文学的影响。1946年，他从广州来到香港，在香港中学教书，一直到1950年返回内地。在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南洋伯还乡》，中篇小说《新生群》和4个短篇小说《小团圆》、《救济品下乡》、《兵源》和《受难牛》等。
在《南洋伯还乡》之前，陈残云于1945年在广州还写了部中篇《风砂的城》，连载于1946年香港的《文艺生活》。这个中篇以“皖南事变”前后的桂林城为背景，以女主人公的69则日记连缀而成，分为《风砂的城》、《激荡》和《沉落》三章。作品描写的青年知识分子江瑶，其人生道路与茅盾《腐蚀》中女主人公赵惠明的遭遇可谓殊途同归，她们都在“淡味的人生中，结束了自己”。这部小说在香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被认为是陈残云的成名之作。
《南洋伯还乡》则以一个归国华侨罗闰田的所见所闻，把国民党统治下民生凋蔽的情状无情地揭露了出来。罗闰田携女漂泊回乡，目睹故乡广州农村的一幅破败景象，不由得思乡之苦转为心灰意冷，最后只是怀着满腹的惆怅重返南洋。
陈残云的《南洋伯还乡》与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都是以华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所揭露的殖民统治和黑暗统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摧残和精神创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民族心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这两部小说从各自特殊的角度切入生活，然而在抨击黑暗和腐败、鞭挞血腥统治，以及呼唤新的人性道德观念这一主题的表达上，其立意是一致的。
《新生群》是陈残云的一部反映校园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作者以自己曾经担任过香岛中学教师的经历，对于香港学生的心灵世界作了透彻而深刻的揭示。
陈残云的短篇小说《小团圆》和《受难牛》是深受读者推崇并具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小团圆》是一篇反战题材的小说。
小说在表现技法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叙述方式，借助富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情和动作，去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细腻而富有感染力，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
黄秋耘、楼栖、叶灵凤等的散文创作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内地南来作家为主。尽管在题材上主要还是针对时局以及对祖国命运的思虑，然而在体裁方面则有所扩大，有散文、随笔、杂文、小品以及小报告文学等文体。当时，《华商报》是南来作家发表散文的重要园地，夏衍、廖沫沙、楼栖、饶彰风、秦似等，为该报副刊“热风”、“茶亭”、“亭边琐语”撰写了大量散文、杂文和随笔。聂绀弩则在秦似主编的《野草》丛刊发表杂文。郭沫若于1948年居港时，也写了《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等三篇自传体散文，这三篇散文后来收入他的《二十年自传》一书。当时，香港人间书屋还出版了内地作家的一批散文集，其中有黄秋耘的《沉浮》，黄矛的《清明小简》、钟敬文的《新绿集》、夏衍的《蜗楼随笔》等。
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散文家，有黄秋耘、楼栖、华嘉，杜埃、刘思慕、秦牧、叶灵凤等。
黄秋耘（1912—），原籍广东南海县，出生于香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不久。就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到广东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战后，他重返香港，主编《青年知识》、《学园》、《新建设》等刊物。并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出版了散文集《沉浮》。
作为战后香港文坛一位活跃的散文家，黄秋耘的散文作品内容广泛，体裁多样，既有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又有对文学的论述；既有以说理为主的政论，又有侧重于抒情和记叙的叙事性散文。他经常在作品中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于社会弊端的针砭，以及对于人生的思索。所以，他的笔致往往含蓄而别致，一般不直接去于顶社会现实，而是从肘人们思想情态和心态的剖析中，折射出自己对于社会现象的见解和态度。基于这种写作方式，他的散文大都偏重于说理和议论。如《日常生活》一文，表达了他对那种“最平凡的日常生活”的见解。在他看来，磨炼自己的阵地并非只有在战场上，或者在铁与血的洗礼中，而往往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在于随时随地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获得最伟大的启示”。在《两条道路》一文中，他对于中国文人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进行了剖析：一条是走向闲适，进而明哲保身，甚至沦为帮闲清客的道路；另一条是像鲁迅、闻一多那样，敢于直面人生、正视苦难，走向战斗相变革的道路。文章对当时流行的一种以文艺为归宿作为借口，厌倦政、逃避战斗的想法进行了剖析，认为那不过是怯懦者的一种托词，从而告诫人们应该去建立自己崇高的事业，以及友谊相爱情。黄秋耘的这些散文，往往把生动的叙述、优美的语言和富于哲理的议论，巧妙地融为一体，在注意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的同时，也注意给予读者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他的散文特写《吴深的悲剧》描写青年吴深在街头叫卖，为逃避香港警察捕捉街头小贩而从楼上跌下摔死的悲惨故事，作品特别描绘了为他送葬的一个情景：“一个青年工人轻蔑地望着两旁的香港警察：‘去，香港终归是中国的地方，看你们这些脚踏马屎凭官势的契弟，横行到什么时候！’”以记叙与抒情相结合的笔调，写出了香港老百姓痛恨殖民统治，盼望香港归还祖国的良好愿望。
楼栖（1912—），原名邹冠群，后易名灌芹，笔名楼栖、寒光、柳明等。原籍广东梅县。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受到何思敬教授的启发，参加新文学活动并开始文学创作，曾与饶彰风、杜埃、江穆等主编大型文艺刊物《天王星》，并在当时具有强烈抗日意识的广州《国民日报》副刊发表杂文等作品。1937年到香港华南中学执教，1939年又到陶行知、吴涵真创办的香港中华业余学校教书。香港沦陷后撤到桂林、昆明等地，战后回到香港，1948年在香港达德学院授课。
楼栖的创作以杂文和抒情散文为主。他的杂文敢于针砭社会现实，并运用各种修辞方式，深化作品的寓意。如《又是暗杀》一文，以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等事例，与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进行对比，指出，今日之“压迫者要在政治和法律之外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政敌，这就变得卑鄙、下流，不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且招来万人的痛恨。”文章尖锐而泼辣，鞭辟入里。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他的散文集《窗》和《反刍集》里。
作为《华商报》副刊“亭边琐语”栏的撰稿成员，楼栖在战后香港文艺界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时候，还用客家方言创作了一首长诗《鸳鸯子》，描写了南方女青年鸳鸯子的苦难经历和参加翻身斗争的故事。作品充满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并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长于抒情的创作个性，使得楼栖的散文作品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意味，这种抒情意味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融为一体，给人以深刻而富于韵致的印象。
杜埃、华嘉、干逢、秦牧、刘恩慕等都是原籍在广东的南下作家。他们于战后在香港的散文创作，都带有岭南一派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杜埃根据自己曾经在吕宋平原的战斗经历相亲身感受，写出了一篇篇的报告文学，陆续发表在《文艺生活》等刊物上，后来辑为《在吕宋平原》的集子，茅盾为之作序，由人间书屋出版。《在吕宋平原》中的作品，以充满激情然而又不失客观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吕宋平原上的那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语言质朴，情节舒展自如，吸收了作者过去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笔法，人物形象丰满而富于立体感。茅盾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称，这本书是杜埃的“经验的产物”，具有“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和“细致的描写与热烈的抒情”的艺术特点。
华嘉、于逢的散文创作也以报告文学为主。华嘉在“皖南事变”后到香港担任《华商报》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撤回桂林。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香港之战》，散文集《海的遥望》等，1944年湘桂大溃退中，他在赴重庆途中写了报告文学《西行记》。1946年回到香港，与黄新波、黄秋耘等创办“人间书屋”，编辑出版《人间文丛》、《人间诗丛》和《人间译丛》。并先后担任《正报》文艺版编辑和《华商报》副刊编辑。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善于以素描的手法描述战乱的社会生活，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这些作品不仅很受读者的欢迎，而且成为了记录当时社会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他的《香港之战》和《西行记》，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们所称道。此外，华嘉的报告文学作品笔致酣畅，感情真挚，作者不发空洞的抒情和议论，而是有感而发，使得作品充满真诚而感人的艺术魅力。
于逢原先在广州的一家由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当记者。广州沦陷后来到香港。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溃退》，发表在《文艺阵地》半月刊上，以后又陆续在《大公报》副刊发表报告文学《我看见广州在毁灭》、《班长黄云》等报告文学作品。战后，任《大公报·文艺》编辑，其创作也转向小说和文艺评论，兼写散文。他把散文和评论辑为《论〈虾球传〉及其他》一书，由香港求实出版社出版。于逢的报告文学作品融新闻性、形象性和政论性为一体，基本上采用自己采访、调查过的第一手材料，真实而生动，在结构上注重人和事、环境与场面的巧妙结合，其作品往往显示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秦牧于抗战时期在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创作了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抨击战时国统区的丑恶社会现象。战后，他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回到他的出生地香港，主持《文汇报》副刊“彩色”版的编务。这一时期，他为《华商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纸撰写杂文。他的杂文锋芒主要指向国民党当局假和平民主、真独裁统治的阴谋，笔锋凌厉，善于抓住本质进行入木三分的解剖；然而，他又不只是尽说大道理，而是以谈天说地的方式，把问题端到了读者面前。
刘思慕早年曾在德国及奥地利等国家学习，期间，写了一些欧行游记，“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日本。后来到香港，又写了一系列东洋游记体散文，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战后，他任香港《华商报》、《文汇报》总编辑。他的游记散文，特别是后来写的那一批东洋游记，以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深刻剖析了战时日本的各种人情世态，以及侵华战争在日本国内激起的社会动荡，同时，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也进行了严正有力的揭露和鞭挞。如《樱花与梅雨》真实地刻画了日本知识界人士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的惆怅、苦闷的心态。《喜跪的动物》则以逆来顺受的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为题旨，对于她们不是殉夫，就是被派往中国当慰安妇的遭遇进行了刻画，从而揭示了日本的国民性问题。这组游记散文，后来结集为《樱花与梅雨》出版。
战后香港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位重要的作家叶灵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