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原籍江苏南京。他于1929年曾在香港住过几个月，抗战爆发的第二年移居香港。在内地时，于1925年加入“创造社”，筹办“创造社”出版部，并任《洪水》编辑。当时以小说创作为主，早期的创作集中于性爱题材上，主要作品有《女娲氏之遗孽》、《浴》、《国仇》、《昙华庵的春风》、《明天》等，这些作品由于思想超前而引起不少的争议。1933年和1936年分别出版《时代姑娘》和《未完的忏悔录》两个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一部受小仲马《茶花女》的影响较深。
叶灵凤移居香港后，长期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其创作也转向以写读书随笔和文艺随笔为主。其中的大量作品收入1988年三联书店为他出版的《读书随笔》上、中、下三册中，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或记述读书、藏书的苦乐，或追忆文坛故友的旧事，或对于记载香港历史变迁及有关人和事、动植物的书籍的评价，或记录书店的历史等等，内容十分广博。如《读书随笔》第三册中的《我的读书》，回忆他青少年时可以同时看两种不同性质的书，一是《新青年》，一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后来就养成了“双管齐下”的习惯，既读“正经”的书，也读“不正经”的书，就像“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他的读书随笔读来饶有兴味，奇趣无穷，是战后香港散文的一大成就。
香港本土作家的创作成就
侣伦的《穷巷》
在香港本土作家中，侣伦是最早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创作不辍、最有成就的作家。抗战时期，他创作了《无尽的爱》、《残渣》、《漂亮的男客》、《穿黑旗炮的太太》和《福田大佐的幸遇》等中短篇小说，作品流露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人们看到侣伦不仅是一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
写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穷巷》，是侣伦的代表作，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穷巷》从1948年起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上连载。但只连载了52天，约3万6千字，便因报馆改组而被迫中断。1952年由香港文苑书店首版。这部作品以战后的香港社会为背景，描绘香港一群市民患难与共，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坎坷经历中磨炼意志，重新组织生活的故事。作品的“序曲”透露出了小说中的人物的坚强的性格：
……然而有欢笑的地方同样有血泪，有卑鄙的地方同样有崇高。真理在哪里呢？它是燃烧在黑暗的角落里，燃烧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协的人们的心中。
《穷巷》描写了一群不同职业、不同身分的“卑微者”的悲苦生活。其主要人物有四个：写《记者在战时》的新闻记者高怀、收入微薄的小学教师罗建、买卖破烂的莫轮以及抗战军人杜全。他们在战后来到香港，萍水相逢，合租一间屋子，希望重建生活。然而事与愿违，这群善良的“卑微”者，却连连因逼租、受压、失业、失恋而无法生存。高怀是一位纯朴、忠厚并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他救回了被人骗奸沦为娼妓而被逼跳海的少女白玫，把她带回他们那个“家”，共同谋生。而罗建、莫轮疲于奔命，终日苦劳，不是老态毕现，就是伤残，杜全复员后来港谋生，却一直失业，还负屈含冤入狱。在失业和失恋的双重压力下，最后堕楼而死。这个“穷家”中，只有高怀和白玫这对心心相印的情人终成了眷属。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卑贱音”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画面，从而表现出了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感情。尽管生活折磨了他们，但他们始终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念。正如小说中的莫轮所说：“就因为大家都一样困难，我们才住在一起，……我觉得友情比金钱更好。”高怀也在杜全情绪产生波动时劝慰他道：“这世界只有有钱的人奚落穷人，穷人决不会奚落穷朋友。”作品歌顷下为生存而共同对严酷环境作坚韧斗争的勇者，同时嘲笑下社会的“寄生虫”，鞭挞了那些可恶的。吃人动物。
《穷巷》中的人物，除了以高怀为首的那些善良，坚韧的被压迫者外，还有像“吃人动物”雌老虎、王大牛以及势利的旺记婆等恶势力的人物。包租婆“雌老虎”是个“催命的幽灵”，对陷于贫困的房客竟无半点同情之心和怜悯之心，最后竟丧心病狂地把一时交不出租金的房客全赶了出去；王大牛这个丧尽天良的汉奸，原先想强奸白玫的恶棍，后来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莫轮抓到宪兵部打得半死；而旺记婆活活拆散了杜全，阿贞这一对情侣，逼得杜全自杀。这一批恶棍是小说中制造矛盾和是非者，他们卡着“穷家”的命运的咽喉。作品对两个阵营里的人物——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以鲜明的对比手法进行了精细的刻画，把“穷家”里的人们的种种不幸，交织在一幅“善恶爱恨”的生活图景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问题。
在写作风格和技巧上，《穷巷》不仅结构谨严，而且善于组织矛盾，戏中有戏，把人物的命运逐步推入高潮。其中有许多情节出人意料之外，充满着悬疑性和巧合性。如高怀救了白玫之后，无可奈何地把她带回到四个都是单身男子的宿舍里住，这不由得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和疑惑。杜全赠给旺记婆的水烟筒，原来是王大牛女人的失物，结果惹起了一场祸。杜全为了取得爱“香烟皇后”阿贞的资格，谎称自己是船厂工人，他这个“骗人”的把戏，一直让读者悬疑着……这些错综复杂的情节和矛盾设置，既峰回路转，又衔接自然，使得故事在委婉曲折的进展中，不断地引人入胜。
《穷巷》的成功，反映了侣伦作为一位严肃的作家对于艺术的一种执著的追求，这种艺术追求在香港的新文学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
战后香港儿童文学的发展
战后的香港文坛，在内地作家的再度南来所掀起的文学高潮中，也迎来了香港儿童文学的蓬勃生机。特别是1947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了儿童文学研究组以后，更团结了一批关心儿童文学的文化人，开展多种活动，使香港儿童文学获得较大的发展。
1.初步形成了一支富有创港力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
战后在香港儿童文学这片荒芜园地上开拓、耕耘的作家日益增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谢加因，笔名加因。1941年到香港，先在香港文艺通讯社工作，后在达德学院任教。曾在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过《偷火者的故事》，以后写了寓言《鹦鹉》，《促织》，在香造《华商报》晚刊上发表。40年代后期，他又写了童话《阿丽的日记》（1947），《小米鼠》（1948），童话剧《时间——生命的钥匙》（1948年《新儿童》半月刊），还写了长篇童话《寻春记》在《新儿童》上连载。此外，还在香港初步书店出版了童话《圣诞老人的礼物》、《金鸭王子》、《洋囡囡奇遇记》、《阿丽漫游童话国》等，与人合集出版“儿童文学连丛”五册，是当年香港儿童文学文苑里的一位活跃分子。据李硕祥先生回忆：“他为人十分风趣活跃，爱说笑活，近五十岁了，看起来像个比他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年轻人。除了在《新儿童》写稿，他也为出版社编印少年丛书，并为初步书店的《儿童文学连丛》供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