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的文学成就以他后半生在香港定居后最为卓著。其中他的随笔小品自创一格，数量也最多，计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霜红室随笔》，《晚晴杂记》、《香港书录》、《书鱼闲话》、《香港方物志》、《香江旧事》、《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能不忆江南》等十数种。北京三联书店于1988年编辑出版了他的《读书随笔》，共三册，近70万字。若按题材类别划分，叶灵凤的随笔小品，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类型：其一，是他关于故乡南京的民俗风情的抒情小品文，以《能不忆江南》为代表，这类作品凝结着作家对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追忆，是作家所有散文小品中写得最为玲珑剔透的部分；其二，是作家有关其文学生涯的回忆，以《晚晴杂忆》为代表，及晚年所写而不及终篇的《回忆的花束》等。这一类作品记述了作家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的交谊，如郁达夫、胡适、郑振铎、郑伯奇、戴望舒、萧红、倪贻德等等，它们的史料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其三，是关于香港文史、方物、志书的学术性研究和知识性小品；其四，作为外国文学的翻译家、艺术家和藏书家的叶灵凤，他袭用随笔小品的形式，撰写了大量有关外国文学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书话，文坛掌故、轶事，集知识性和艺术欣赏于一炉。叶灵凤读书之广，文友中是颇负盛名的，刘以鬯先生在《记叶灵凤》的回忆文章中说：“曹聚仁曾经对我说过：‘朋友中，书读得最多的，是叶灵凤。’”叶灵凤的读书笔记，文学艺术视野之广，是可以与本世纪最有学问的大作家们比肩的。从古希腊罗马文学直至当代的意识流小说名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名著，当然还有他特别偏爱的作家、艺术家，如王尔德、纪德。毕亚菲莱等等。也不仅是外国文学，他目光所及，也涉及到中外作家的比较影响研究，翻译史话，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版本流传及译介到国外的情形。叶灵凤的一生，其实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为书籍的一生”，他对与藏书有关的一切，细至装帧、纸张、版式、藏书票艺术，均是位行家里手。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是极富个性又包罗许多不同知识门类的书话，它不同于如唐的《晦庵书话》那样主要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专门的一个学科，也不同于西谛藏书、周作人的读书随笔等，有着更为广博、更有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的深邃领域。叶灵凤更忠实于自己的偏爱和兴趣，更侧重于知识性的普及，或是理趣和情趣盎然的轶事、趣闻，它们有助于提高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扩大文化艺术视野，是严肃的文学史、艺术史以外必不可少的辅助性读物。叶灵凤的读书随笔，上承中国古典文学明清时代的笔记，他肯定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前辈作家周作人、同辈作家唐的影响或相互影响，然而，他的读书笔记，仍然是独树一帜的。他曾在《文艺随笔》的后记中说过：“我一向认为要写这一类随笔，将自己读过的觉得喜欢的书介绍出来，是应该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和一点有趣的小故事融合着这本书自身来一起谈谈的。有时，一本书在这世间的遭遇，会与这本书的内容同样地有趣。这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因此，叶氏虽不以耙梳文学史、艺术史的规律性及理论剖析的深度见长，而是以资料、趣闻和艺术鉴赏力的独到吸引读者。叶灵凤所做的是文学艺术知识的普及性工作，从这个角度讲，近似房龙、法布耳以及对他来说更为亲切的《塞尔彭自然史》一书的作者淮德。但他又对著作的体系和构架不感兴趣，他看似零敲碎打，又包罗万象；他貌似重在兴趣，却又意在丰盈和滋润人的精神世界；他行文质朴平实，也很少阐述自己的观点，似乎是信手拈来，随意点染，但字里行间，笔端又流露着这位文学工作者对文化和书籍的浓烈馥郁的一片深情。叶灵凤的三巨册《读书随笔》，活脱脱塑造了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坐拥书城、面有德色的书痴形象。
叶灵凤作为爱国主义的文化学者，他研究香港志史，方物、传说，开始于40年代，他搜集和披阅之广，囊括中外典籍，直至学者、传教士及劫掠者回国后回忆录中的亲历或目击实录。他引以自豪并在临终前郑重嘱托家人的一件后事，是他拥有一部完整的海内孤本清嘉庆版《新安县志》，在他身后赠交国家。港英官方和一些外国机构愿以高价收购他至爱的这部稀世珍本，他均不为所动。他从坊间购得这部书，正是他研究和搜集香港文史资料驱动下的一个收获。叶灵凤对香港文史方物的研究记录是多方面的，并不能仅仅用兴趣爱好来解释，他意欲唤起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所有国人对香港的热爱，热爱这一方热土与不忘国耻是全然一致的。《香港方物志》，林林总总，记叙和描绘了天华物宝的香港的草木、虫鱼、鸟兽，及年节风俗的由来，他在该书的前记中说：“我将当地的鸟兽虫鱼和若干掌故风俗，运用着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这里面有科学也有传说，用散文随笔的形式写成。”《香港书录》则是一部开香港书志学先河之作，与一般的目录学著作的不同之处是除了对所记录书籍的资料作出判断之外，对书作者、出版地的背景一并作了生动的描绘，是一部研究香港近百年历史的入门书。《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属研究香港鸦片战争以前历史的一个分支。作家以大量史实还其一位江洋大盗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张保仔拥有上十艘武装船只、二百余人众，横行香港海面达数十年，最后被清廷招安，官至三品，从而订正了以讹传讹的传说的谬误，全书十余万字。这是叶灵凤写得最有气势和充满历史激情的一部著作。但又不同于学术性极强的历史传记，也不同于加油添醋的“文化演义”。叶灵凤将历史科学的严肃性、科学性、实证性，与文艺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相当和谐地统一了起来。《鸦片战争与江南文物的劫难》一文，则更是一曲响彻爱国宅义强音的对侵略者的控诉书和檄文。叶灵凤作为一位毕生从事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世界版画史》只写了五章十万字，生前只发表了极小一部分，成了一部未完的著作；为黄河、长江、珠江和长城立传的《三江记》，《长城传》，更空留一个宿愿于人世间，可以说他是为中国文化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而又赍志以殁的。
倘从纯艺术的角度考察，叶灵凤的散文小品，也属于20世纪中国散文小品史上独树一帜的一家，他在这块方寸田芜上的耕耘也有颇多堪称道之处。《能不忆江南》是他抒情小品的代表作。在这本集子中寄寓了他的爱国情怀，镌刻着他铭心蚀骨的生命体验。《南京的马车》、《能不忆江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吃蟹的馀兴》，和收入其他集子中的《大厦的居住情趣》、《英雄木棉树》、《蓝鹊——香港最美丽的野鸟》、《我的书斋生活》等等篇章，一个十分令人醒目的共同艺术特色，是他将散文小品的随意性和情绪、意趣的一贯性，两相结合得非常和谐，叶灵凤的笔触看似冲淡、简古、严和，而其实他“敢将春温遣笔端”，明净如秋野似的寥廓，但不萧森。读他的抒情小品，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是一种与宋人婉约派的词和明清性灵派小品相衔接的诗的意境之美，他写扬州的瘦西湖：“芦苇丛柳”、“草木明瑟”；写“竹床跣足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的平山堂；更及“湖上的乞丐，在岸边追着船上的游客要钱，……用一个白布兜，仿佛生物学家捉蝴蝶所用的那样，从岸边一直伸到你的船边，口中还随意朗诵着千家诗里的绝句”。一个城市破落了，但破落得一点也不俗气。他写《江南柳》：“初春的新柳，春雨中的烟，春风中的柳浪，夏天的柳荫，还有秋天的疏柳”，说“柳树不适宜于金碧辉煌的宫廷景色，也不适宜过分热闹整齐的环境，它是特别同空旷萧疏的景物调和的。……玄武湖公园的堤柳，长丝拂面，仍是以不负‘白门杨柳好藏鸦’的盛名”。这一些在他笔下渗透着时代人文景观和他个人审美情趣的大自然景色，在艺术处理上，颇能“在概括之中又能照顾到细处”。这一艺术信条是他赞扬老友倪贻德晚年油画作品的评语，其实恰恰道出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于“粗枝大叶”中见工力，长现“晴光柔和的秋天，一点也没有暮气”。晚年的叶灵凤已不同于早年间十里洋场上的“惨绿少年”了。相反，他对现代城市剥夺了人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痛彻肺腑，他的《大厦的居住情趣》等篇章，是香港作家中最早道出了现代都市人生存困境的华章。叶灵凤写道：
首先，人是在地面上生活的生物，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旦远离了土地，日常都生活在半空中，可能几天都脚不沾土。日子久了，精神上一定会感到一种无名的不安和寂寞。
其次，住在高楼上，一个人会失去“家”的感觉，仿佛整日是在旅行期中，住在旅店里一样。那一道门，已经不像“大门”，完全只是一道房门。一个人家连大门也没有，那还像一个什么家呢？
再有，“街坊”和“邻家”的意义都要丧失了。住在A1804的人，对于住A1805的人，至多只能说住在邻房或对面房间里的人，不能再用“隔壁”或“街对面”那些名词了。同时，自己的门外已经消失了“街道”，也不会再有叫卖的小贩和往来的行人。你打开门来，所见到的可能只是不曾收拾的垃圾桶，以及一阵混浊的空气。
叶灵凤去世于1975年，他所写的这个现代高科技社会人与人隔膜的主题，要再过七八年以后的80年代才成为香港作家们一个普通的主题。叶灵凤是当之无愧的香港文学中的“文化播种者”，他还是一位得现代文学风气之先的先行者。
曹聚仁（1900一1972），浙江省金华市人，祖籍浦江县，其父曹梦岐先生是位受维新变法影响、思想开朗的乡村教育家。他自幼受家学渊源和地域学术文化的熏陶，曾先后就读于名师荟萃的金华一中，杭州一师。在杭州一师就读期间，是当时学生自治会的活跃分子。1922年到上海，听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来出版的章氏《国学概论》，即是根据他的课堂笔记整理，时年22岁。此后他曾先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说，1932年，“我才开始写作，主编了以乌鸦为商标的《涛声》周刊和后来的《芒种》半月刊。也开始替《申报·自由谈》、《申报周刊》和《立报·言林》长期作稿”。抗日战争期间任随军记者，辗转于东南沿海各地。曹聚仁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教授、记者，是一位全面的“文化人”，他很早便跟政治人物有交往，国共两党内显要人物中有他的朋友，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或师生、或同学，十居其九他都认识。曹聚仁于1950年到香港，专门从事写作，曾主编《学生时代》杂志，与徐、李辉英合办《热风》半月刊，创办过创垦出版社。到香港定居后，他曾几度回大陆内地采访，写成许多著作，向香港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曹聚仁于1972年病逝澳门，晚年赖接受学生的馈赠维持生计，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余生的。
曹聚仁一生著述颇丰，涉及的门类繁多，从纯学术著作到小说、散文和杂文的创作，从新闻采访，报告文学到人物传记，从文学评论到文坛回忆录到自传，林林总总，达七十余部之多，近四千万字。其中曾经引起过广泛影响或具有恒久价值的著作，计有报告文学集《大江南线》（战地通讯集）、《采访外记》、《采访二记》、《北行小记》、《北行二记》、《北行三记》、《采访新记》等，小说《酒店》、《秦淮感旧录》，文学评论、随笔、回忆录《文坛五十年》、《文坛三忆》、《书林新语》、《到新文艺之路》、《万里记行》，传记和评传有《蒋百里评传》，《鲁迅年谱》、《鲁迅评传》，散文集《鱼龙集》、《浮过了生命海》，自传《我和我的世界》。学术思想随笔《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出版的《曹聚仁杂文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