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传统的地域推移和文化变异
散文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文体类别，民族文学传统的共性和地域殊性同样在这一文体类别交汇。
如前所述，香港地区属华夏文化的岭南文化。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传播。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等，或先或后在这块中国人聚居的土地上居住过，从事写作或其他文学活动，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从50年代以后，一批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或者在三40年代的内地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文学根基教育在内地已经完成，但其文学事业有成则多半在香港。已在30年代出名的有叶灵凤、曹聚仁、徐讦，以及徐速、刘以鬯、丝韦等；香港本土作家如舒巷城等人，他们薪火承传，理所当然成了“五四”至3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继承者，乃至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开拓者。在六70年代从事写作的一批作家，无论是来自内地、欧美留学归来者，还是台湾来的“驿站过客”，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的欧美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背景则是共同的。余光中，思果，董桥，梁锡华、黄国彬、陈耀南等人，与同时或稍晚于他们，且因文学生长点的不同，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文学濡染的梁秉钧、西西、钟晓阳等人，将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股独特支系的香港散文推进到了最终成熟的阶段。在七80年代，内地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国门打开，又一波内地作家到香港定居，他们则带着大陆五6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加入到香港散文作家的队列之中，以曾敏之为代表的一批不同年龄的南下散文作家，同样是香港散文繁荣、斑斓、多元化构成的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因此，从时间上次第登上香港文坛的作家队列的演变，我们即大体上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散文，界限下甚分明地划分为奠基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
有评论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成熟的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曰：“秋实累累，异彩纷呈”。翻译成理论术语，意指繁荣和多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了，但仍不免有些空泛，因为繁荣和多元，同样适用于描述别的系统和文类，因此，结合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和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特别是它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与散文发展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地缘的政治文化因素，香港散文成为了今天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中的功能性、结构性分析，就同样不失为面对特别驳杂的系统时的方法之一。
香港散文大体上由三个大小不等，成绩不一的板块构成。这就是：学者散文随笔、通俗专栏杂文、前卫探索型的散文。学者散文随笔，包括五60年代一批文化播种者，六70年代同样肩负着文化传播和垦殖的一批“文化过客”的散文作品，以及尔后以沙田为基地的“学院派”散文和非学院的学者散文。香港散文以学者散文成就最大，贡献最为卓著，他们出径入曲，含英咀华，融汇中西，薪火承传，可以说在地域空间和时间所许可的条件下，开创了散文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感性和知性相融合的一股新的生面。在他们最杰出的作品中，确如董桥所说的，达到了“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不过，香港学者散文，自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因主要侧重了传播和普及民族文比，上承三40年代内地传统，难以贴近香港本土的现实生活；而另一方面看，由于散文与新闻写作的快速制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不免粗疏，这个在后来非常突出的弊端，其实由来已久。作为香港散文重要成就和富有香港特色的学者散文，其“乡愁的理念”（董桥浯）不像台湾那样有一个层次分明的深广发展的过程，“生民疮痍，笔底波澜”又难以与大陆内地的散文作家相比拟，即或其思想意境的深邃和广阔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和不足，但其气度的雍容、雅洁、精致，乃至低调沉潜，谐而不谑，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背景上就显得是绚丽醒目的一支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老一辈的文化传播者们，他们要在这一块大体上荒瘠的土地垦殖，首先要在商业社会中立下脚跟，生存奔忙十分辛苦，有的甚至穷愁一生，赍志而殁，为中国文化事业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70年代又一波南下作家，虽然难以与学贯中西、艺术素养极高的老一辈作家相颉颃，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像老一辈到香港的作家一样，对中国文化、文学事业矢志不移，初到香港，几乎无不在白天干重活，晚上回到蜗居窄小的空间伏案写作。他们那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现实主义精神，是香港散文整体格局刚健的一部分。
框框杂文（专栏）在量的生产方面是香港散文的大宗，据阿浓对1990年11月17日报纸的统计，他发现“各报的专栏一般在三十个左右，而总数约五百个”，“以一年三百六十日计算，全年在报章发表的散文篇数，高达十八万个，每篇平均五百字的话，全年的字数是九千万”。量的生产，由此可见一般。而香港专栏的文化兴致，也斯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将之界定为：“公众空间中的个人论说。”他说：“专栏作者就像一个朋友或同事，是每日接触，有共同话题的，谈得来就谈下去，谈不拢就不谈算了。专栏就像‘闲话家常’、‘倾偈’、‘天南地北’、‘信口而谈’，是‘日记’、‘手记’、或是‘私记’。”这是一种“特别的沟通方式”，“说的话不会特别令人吃惊，但也没有什么足以令人深思的地方”，作家“会自觉地把响亮的声线降低，把高蹈的姿态缓和，还是齐白石画上的题字所说‘不欲教人仰首看’”。也斯又说：“散文感性的一面，常常在专栏中发挥到极端”，而“这种世俗亲切的特色，已渗透到香港散文中，成为香港散文与台湾大陆两地散文不同的主要特色”。
香港框框杂文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是特定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悖论”处境下的产物。黎海华在《城市节奏与香港散文》一文中说：“殖民政府的管治，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加速了她现代化的步伐，使她亦无可避免地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和熏陶。香港人在种种历练和变革中，大抵锻炼了一份强烈的求生意识，‘生存’是首要之务。”“香港对各方的文化和艺术，包容性极大，也因此在艺术的观照上、文化的触觉上，对作家制造有利的条件，但她的经济体制、政治气候、社会结构，亦有局限性。她的局限，可能也是挑战之处。”对于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学来说，中国和外国，古代和现代、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整体和局部，人性和异化，审美和实用，长远和目前，……这诸如此类的矛盾纠葛，一件事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缠绕牵连，往往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而是在怀抱着希望和信念的前提下，在低调处理的过程中走向融汇。也斯说：“若城市变得非人化，我们总是希望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书和城市》序）黎海华在分析香港散文对城市价值取向时说：“抗拒有之，接纳有之，亦有处于二者之间者，有疑虑、有反省，有刺痛、也有感激，有热爱、亦有批判。表达方式，重知性有之，重感性有之，或二者兼具。平铺直叙有之，委婉表达有之。如何阅读这个城市，观看这个城市，又与个人成长的背景、际遇、个性、理念、文化嗅觉息息相关。”
香港是一个没有民主、只有自由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边缘”而又“追赶世界大潮”，导致文化个性的斑驳和多元，但仍然是中国式的斑驳和多元。香港散文不折不扣是一个现代都市的繁杂的市声，她的多声部，她的世俗化、生活化、亲切感、当下感，同样地影响和渗透到散文的文体变革，大体是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传播和萌生是同步的。刘以鬯是我国最早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若干作品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不妨将他视为将意识流同时引进散文文体变革中的第一人。那么，以也斯、西西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大体上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相互呼应的。如也斯自己所说的，“以比较低调的姿态出现”，“却是细微沉潜的”，“我没有故乡的回忆，只想看清楚眼前的事物。我生活其中的城市当时正在逐渐变化，这现代的生活，该用怎样的方法去透视去说出来呢？我只好绕过艳丽的碎藻，寻找定见以外的看法。”“我喜欢城市的现代生活”，“我只好不理会别人习惯的说法，好好看清这个世界，由零开始去重组文字”。因此，以也斯为代表的香港后现代散文创作，不论如何地感到人被物化，为了更真切地传达现代人的那种孤寂，企图以不偏不倚、漠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所谓“情感的零度介入”，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始终笃信“书本可以令人变得人性化”。而正是这种低调和对温馨的渴望，使他终究有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原装货。散文在时间的场合中流淌，散文传统也是一条流动的长河；河流流过时间和空间，河床可能会变窄或加宽，迷人的风景线会有所不同，但长河的名字不会改变，长河生生不息。
叶灵凤和曹聚仁的散文创作
散文作为文化载体，能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个性特色；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母体，标识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文学水准潮涨潮落的风景线。在提到香港“文化播种者”的散文业绩时，首先应该提及叶灵风和曹聚仁两位。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位把“五四”新文学和30年代现代散文传统直接带进了香港，而且，他们后半生乃至一生中最主要的文学业绩是在香港完成的，为尔后香港散文的发展奠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他们本人的散文成就同时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散文发展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
叶灵凤（1904—1975），江苏省南京人，著名的作家、画家兼藏书家。幼年在江西九江上小学，少年在江苏镇江上中学，青年在上海上美专。他干1925年参加创造社，参与出版部的工作，任《洪水》半月刊的编辑；1926年与潘汉年合编《幻洲》半月刊；1928年主编《现代小说》和《戈壁》；1934年，与穆时英合办《文艺画报》。抗战爆发，他南下广州，参加《救亡日报》编辑部工作。自1939年广州沦陷，叶灵凤抵达香港后，包括日军占领的三年多时间内，直至1975年逝世，就一直在香港定居。他在港先后主编《立报》副刊《言林》，《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华侨日报》周刊《文艺》等，以编《星座》的时间最长。
30年代的叶灵凤是个唯美主义者和新浪漫主义者，同时，与施蛰存、穆时英等一起，是“新感觉派”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著有《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鸠绿媚》等短篇小说集和《时代姑娘》、《穷愁自传》等数部长篇。散文小品有《白叶杂记》、《叶灵凤小品集》等。早年的叶灵凤笃信艺术与道德无关，称自己的作品为“象牙之塔里的浪漫的文字”，他挚爱毕亚菲莱和日本路谷虹儿的画，同时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和普罗斯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他的作品有抨击和破坏旧礼教、旧道德的一面，又不同程度存在性欲挑逗的颓废倾向。他曾参加创造社，后来加入“左联”，与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潘汉年为挚友，又与鲁迅数度打笔墨官司。但这种社会政治倾向的不稳定性，并没有说明他不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更无从抹煞他到香港后在文学和文化工作中的巨大贡献。而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他协助过国民党的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和共产党人多有所合作，1949年以后，则一直站在爱国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