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好的文章是你能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但用来表达情感的语言文字是你自己的东西吗？不是。语言文字是社会共同拥有的一种沟通工具。换言之，你写文章的时候，不可能是纯粹自我的表达，一定是透过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公共媒介去表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跟语言之间的距离就是你跟社会、集体的距离。
《房间》的作者李智良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香港人。他还有一个画漫画的弟弟叫李智海，两兄弟称得上是近年香港文艺界的奇葩。哥哥的文章与弟弟的漫画都表现出一种类似卡夫卡的阴郁格调，极具欧陆色彩。
李智良在这本书里非常坦诚地描写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表达了很多对社会的真实看法。他在书里详细记述了自己得躁郁症的经过、病中的感受，以及世界在他这样一个病人眼中是什么样的。此外，他还研究自己每天吃的药，探讨这些现代医药如何给了他种种身心的限制等等。
他说精神病患者康复之后常常会被人叫做“精神病患康复者”，他认为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病人好了之后都被称作康复者。你听过“感冒康复者”吗？听过“肠炎康复者”吗？但我们会说“精神病康复者”，这恰恰说明精神病是一种非同一般的病。这种病谈得上康复者，就可见它是一种身份，我们不会说感冒康复者，因为感冒不是一种身份，精神病患却是一种身份。一个人要是有精神病，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他跟别人不同。哪怕他好了，我们仍然无法把他身上这个烙印完全摘去。
他还叙述了自己吃药的感受，刚开始得病时，他还对吃药抱有希望，觉得一两年后自己会康复。但是慢慢发现吃药成了另一种戒不掉的瘾，很多精神病患者都在常年服药，而医生总是跟他们说“等你稳定一点我们再减药”。因此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总是要那么强调稳定呢？稳定的工作收入、稳定的情侣关系、稳定的情绪、稳定的性生活、稳定的家庭、稳定的药物血含量和内脏功能，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求稳定？稳定真的那么重要吗？
他从自己身上，开始思考病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和生活进行全盘地观察。我们平常关心的都是些公共领域的事情，而私生活却是个亟待发掘、直视的巨大库藏，它貌似晦暗、轻薄却指向一种深邃不明，犹如古老石堤拦着的大水，惨绿的早阳停驻在近岸的油光之中。
事实上他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挑战公与私的界限，而是想从一个病人的角度将公共与私人的问题加以整合。他发现，所谓的精神病人并不只是个人身上发生的私事，更多意味着他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他开始考虑到底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公共？所谓的公共生活是建立在私人对立面的，但“私人”本身就常常是摇移模糊的，如果它自身都不能稳定，公众或公共生活又怎么能够稳定呢？这是很多所谓正常人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现象和问题。
书里有篇文章是讲“声音”的，因为他总是睡不好觉，哪怕一个人住，也常常觉得耳畔总有声音围绕着他，要么是半夜的猫叫，要么是楼下邻居吵架，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听到一种低低的“嗡嗡隆隆”的声音，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好久以后的一个晚上，他凌晨回家，走在几栋大厦围拢的屋苑中庭，保安员正在打盹，在停车场的地道口，他突然清楚地听到了那个低鸣，抬头
一看，原来是这六栋二十多层的大楼，每层十几户人家的冷气机一起发出的共鸣。
这种声音恐怕一般人很难注意到，但作者却如此敏感。其实李智良的文章对很多人来讲是难读的、晦涩的，甚至有人觉得他的句法都不太通顺。对此，他引述了心仪的法国思想家布朗肖[1]的话：“所谓写作，就是要发现异己。把思想里面那个不认识的自己发掘出来，写作永远是遭遇一个相异的人。”
注释：
[1]莫里斯·布朗肖（1908-2003），法国作家、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他一直倾向于把文学看作更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关注文学的可能性或者文学对思想提出的明确要求。布朗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萨特、福柯、罗兰·巴特等。主要著作有《火的作品》（1949）《文学空间》（1955）和《灾难书写》（198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