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那没用。”圣克莱尔说，“当然，如果你或你的律师还想写一封信的话，我敢肯定，我们的法律部会按常规给予考虑的。否则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
门卫把查德威克带到旋转门外面。
他在弗利特街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吃了一份三明治午饭。吃饭时，他一直在沉思。下午，他早早坐进伦敦中心区一座参考资料图书馆里，那里专门提供当代档案和剪报。他仔细阅读了最近的诽谤案件的卷宗，发现他的律师并没有夸大其词。
有一件案子使他大为震惊：一名中年男子在一本书里遭到一位时尚作家的严重诽谤，他起诉并且获胜，获得三万英镑的损失赔偿费，并由出版商承担诉讼费。但出版商上诉了，上诉法院撤销了原判赔偿，让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诉讼费。官司打了四年，面临破产的原告把案子呈递到上议院。上议院纠正了上诉法院的判决，重新判给他损失赔偿费，但没有判决诉讼费。他赢回了三万英镑的赔偿费，但五年后的诉讼成本是四万五千英镑。出版商的法律费用与他相似，总共损失了七万五千英镑，但这笔金额的大部分是有保险的。原告虽然赢了，但一辈子也毁了。打官司的第一年，他在照片里还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六十岁男士。五年后，由于案子缠身、精神紧张、债台高筑，他变得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没有人样。他的名誉是恢复了，人却在破产中死去。
比尔·查德威克决定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去西敏寺的公共图书馆，拿上一部霍尔斯伯里的《英格兰法典》，坐进阅览室。
如同他的律师所说，对于诽谤，没有像道路交通法那样的成文法，但有一八八八年的诽谤法补充法案，其中对诽谤或毁誉下了普遍可以接受的定义：
诽谤之辞，一般说来就是贬低他人之言辞，旨在促使社会上正常思维的人们在评价该人时降低其身份，或使别人对其回避，或使其遭受仇恨、蔑视或嘲笑，或使其在公务、专业、职业、行业或生意中受到诋毁或中伤。
嗯，至少最后那部分是适合我的，查德威克心里想道。
他的律师关于法庭的那套说教在他的脑海里翻腾着。“在法庭上，所有的申辩不必经过证实，都可以印刷出来公布于众。”难道真是这样吗？
律师是对的，这部一八八八年的法案就说得很清楚。在法庭上所说的话，都可以报道和出版，记者、编辑、印刷厂和出版商都不必担心被指控诽谤，只要该报道是“公正、及时和准确的”就可以了。
这个规定，查德威克心里想道，一定是为了保护法官、治安推事[7]、证人、警官、律师，甚至被告，使他们敢于讲真话，用不着考虑案子的结果。
任何人的言辞，不管多么侮辱、中伤、诋毁或诽谤，只要是当庭申辩的，都有豁免权；任何人准确报道、印刷和出版上述言辞的，也有豁免权。这种豁免被称为“绝对特权”。
在乘地铁返回郊区的途中，比尔·查德威克的脑海里慢慢产生了一个想法。
经过四天的搜寻，查德威克终于发现，盖洛德·布伦特住在汉普斯特德一条时尚小街上。在随后的星期天上午，他来到这条街上。估计报纸的记者星期日应该不会上班，他希望布伦特一家不会到乡下去度周末。他踏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过了一会儿，一位长得和蔼可亲，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开了门。
“布伦特先生在家吗？”查德威克问道，马上又补充说，“是关于《星期日信使报》上他文章的事情。”
这不是撒谎，能让布伦特夫人相信，来访者是弗利特街报馆的人。她微笑着转身朝门厅喊“盖洛德”，然后回过头来面对查德威克。
“他马上就来。”她说，随后循着屋里小孩发出声音的方向走了过去，没有关上门。查德威克等在那里。
一分钟后，盖洛德·布伦特本人出现在门口。他身穿浅色亚麻布宽松裤和粉色衬衫，样子优雅，年纪在四十五六岁光景。
“什么事？”他询问说。
“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查德威克问道。
“是的。”
查德威克展开手中拿着的剪报，凑了上去。
“是关于你在《星期日信使报》上写的这篇文章。”
盖洛德·布伦特看了看剪报，手没去碰。他的脸上露出困惑和恼怒的表情。
“这是大约四周前的，”他说，“怎么了？”
“很抱歉星期天早上来打扰你，”查德威克说，“但看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得承担的风险。你要明白，在这篇文章里你诽谤了我，相当严重地诽谤了我。这给我的生意和社交生活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布伦特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困惑，但很快就变成怒火中烧。
“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质问道。
“哦，很抱歉。我叫比尔·查德威克。”
一听到这个名字，盖洛德·布伦特终于明白过来，顿时勃然大怒。
“你听着，”他说，“你根本就不该跑到我家来投诉。有正常渠道，你必须让你的律师写……”
“写了，”查德威克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还想见你们的编辑，但他不接待。所以，我只好找你。”
“真是太可恶了。”盖洛德·布伦特抗议说，他正打算把门关上。
“你瞧，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查德威克温和地说。布伦特正要摔门的手停住了。
“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查德威克说。
他抬起右手，握紧拳头，结结实实但并不特别凶狠地砸在布伦特的鼻尖上。这一拳，打断不了鼻梁骨，也伤不到鼻中隔软骨，却使盖洛德·布伦特后退一步，发出了“嗷……”的叫声。他用手捂住鼻子，眼睛淌出泪水，开始抽吸鼻子里流出来的第一溜鲜血。他瞪了一眼查德威克，似乎正面对着一个疯子，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查德威克听到门厅里的脚步声远去了。
他在希思大街的街角上找到了警察，是一个年轻人，正无所事事地享受着周末上午的清新和安宁。
“警官，”查德威克走到他面前说，“你最好跟我来。本地的一位住户遭到了袭击。”
年轻警察来了精神。“袭击，先生？”他问道，“在哪里？”
“只隔了两条街，”查德威克说，“请跟我来。”
不等警察多问什么，他用食指示意让警察跟上，随即转身沿原路轻快地走了回去。他听到身后的警察对着领口无线电说话的声音和靴子走路时的敲地声。
警官在布伦特居住的那条街的拐角处追上了查德威克。为了制止警察的疑问，查德威克依然快步行走，同时告诉警察：“就是这里，警官，三十二号。”
他们抵达时，房门依然关着。查德威克比了个手势。
“这里。”他说。
那警察停下来，疑惑地看了一眼查德威克，然后踏上台阶，按响门铃。查德威克也跨上台阶，与警察站在一起。门开了，布伦特夫人小心翼翼地从门后露出脸，看到查德威克后，她的眼睛睁大了。没等警察开口，查德威克就抢先说话了。
“布伦特夫人，这位警官可以与你丈夫说句话吗？”
布伦特夫人点点头，飞快地跑回屋里去，两位来访者可以听到从屋内传出的嘀嘀咕咕的耳语声。“警察”和“那个人”的词语依稀可辨。过了一会儿，盖洛德·布伦特出现在门口。他左手拿着一块湿漉漉的洗碗布捂住鼻子。在洗碗布的后面，他不断发出抽鼻子的声音。
“什么事？”他说道。
“这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你是盖洛德·布伦特先生吗？”警官问道。
“是的。”盖洛德·布伦特说。
“几分钟以前，”查德威克说，“布伦特先生的鼻子被人故意打了一拳。”
“这是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是的。”布伦特点点头，眼睛从洗碗布上方瞪向查德威克。
“我明白了。”警官说，实际上他并不明白，“那么，是谁干的？”
“我干的。”查德威克在他身边说。
警察转向他，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说什么？”他问。
“我干的。我打了他的鼻子。一次普通的袭击，对吗？”
“真的吗？”警察问布伦特。
洗碗布后面的那颗脑袋点了点。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警察问查德威克。
“这个嘛，”查德威克说，“等我到警署后，才能解释。”
警察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说：“好吧，先生，那么，你得跟我去警署。”
这时，一辆巡逻警车来到希思大街，正是这位警察五分钟前呼叫的。警察与车内两个穿制服的人简单交流了一下，然后和查德威克一起爬进了汽车后座。不到两分钟，警车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警署。查德威克被交到一位值班的警长手里。他静静地站在原地，听年轻的警察向警长解释发生的事情。警长是个中年人，有经验、有耐心，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查德威克。
“你打的那个人是谁？”他终于开口问道。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查德威克说。
“不喜欢他，对吧？”值班警官问。
“是的。”查德威克说。
“为什么找这位警察自首呢？”警长问道。
查德威克耸耸肩。“这是法律，对不对？发生了一件触犯法律的事情，得报告警察。”
“说得对。”警长表示赞同，又转向那位警察，“布伦特先生伤得重吗？”
“看上去不重，”年轻的警察说，“只是鼻子被轻轻撞击了一下。”
警长叹了一口气。“地址。”他说。警察把地址给他。“在这里等着。”警长说。
他退回里屋去了。电话簿上没有登记盖洛德·布伦特的家庭号码，但警长还是查到了。他拨打那个号码，又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
“盖洛德·布伦特先生看来不想告你。”他说。
“问题不在这里，”查德威克说，“告不告由不得布伦特先生，这里不是美国。事实是，显然已经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触犯了国家法律，该由警方来决定是否起诉。”
警长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哦，你还懂点法律呢，先生？”他说。
“学过一点。”查德威克说。
“你觉得我们都不懂吗？”警长叹了一口气，“嗯，警方也许决定不予起诉。”
“如果那样的话，我别无选择。我得说，如果你们不起诉，我就去那里再打他一次。”查德威克说。
警长慢吞吞地把一份起诉表格朝他推了过去。
“那就起诉吧。”他说，“姓名？”
比尔·查德威克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并被带进看守室。他拒绝陈述，只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向治安推事解释他的行为。他的话经由打字员记录下来，他在上面签了名。他被正式起诉了，并且自己缴纳了一百英镑保释金，由警长保释，第二天上午要去北伦敦的治安推事那里。然后他被允许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