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晚的剩余时间里，英国特空团的三名战士一直在急行军。他们的行进速度把唐·沃克拉下了。美国飞行员虽然没有背包，而且形体也不错，但他还是累得直喘粗气。
有时候走着走着，他会跪倒在地上，觉得他再也迈不动步子了，即使现在死也比全身肌肉没完没了的疼痛要好。但每次他跪在地上不肯挪步时，总会感到一双强有力的手把他拉起来，还会听到斯蒂芬森中士在他的耳边用伦敦腔的英语说：“来吧，朋友，只有一小段路程了。看见那道山梁了吗？我们或许会在山梁的那一边休息一会儿。”
但他们一直没有休息。他们不是朝南走向哈姆利的山脚，因为麦克·马丁估计在那里会遇上共和国卫队的机动部队，于是他们朝东走向与伊朗接壤的高山地区。这一策略会使共和国卫队的乌贝蒂山民巡逻队追着他们屁股追赶。
刚过黎明，马丁回头去看山下。他看见六个乌贝蒂人，长得身材剽悍，正奋力登山追上来。当这些追兵到达第二个山顶时，发现一个猎物正背对着他们坐在地上。
这些部落人跑到岩石后面隐蔽起来，然后开火，把那个外国人的背部打得全是窟窿。尸体跌倒了。共和国卫队的六名巡逻兵边掩护边跑上去。
太晚了，他们看到那具尸体其实是一只背包，披上了一件迷彩军服，上面安放着沃克的飞行头盔。当他们站在“尸体”周围时，三支装上了消音器的赫克勒-科奇MP冲锋枪把他们扫倒在地。他们再也没能爬起来。
到了哈纳金镇的上方，马丁才命令休息，并发了一个电报给利雅得。斯蒂芬森和伊斯曼担任警戒，面朝着西方。如有追捕巡逻队，肯定会从那个方向过来。
马丁只是简单地报告利雅得，特空团现在剩下三名战士，还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与他们在一起。为防信息遭截听，他没有报出他们的方位。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在靠近边境的高山上，他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石屋，应该是当地的牧羊人夏天到高山上放牧时使用的。安排好轮流放哨警戒之后，他们在那里等待四天的地面战过去。在遥远的南方，盟军的坦克部队和空中力量在九十小时的闪电战中击溃伊拉克陆军，开进了科威特。
在地面战的第一天，一名形单影只的军人从西部进入了伊拉克。他是沙叶雷·马特卡尔突击队的一名以色列人，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而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
一架配有长航距油箱并涂有约旦陆军标志的以色列直升机，从内格夫沙漠飞来后掠过约旦的沙漠，把那个人放在了鲁韦希德边境站南边的伊拉克境内。
直升机放下他之后，转身飞过约旦回到了以色列。
与马丁一样，这个军人也有一辆配置粗纹沙漠轮胎的旧摩托车。虽然看上去沾满尘土、破破烂烂、锈迹斑驳，但摩托车的发动机处于最佳状态，而且挂在后轮的两个驮袋里还装着副油箱。上司对他的安全考虑是极其严密的。
那军人驾着摩托车沿东向的公路行驶，于太阳下山时进入了巴格达。
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传播得似乎比电报还快，巴格达市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正在遭受重创。到了第一天的晚上，秘密警察部队就已经缩进了兵营里。
现在空袭轰炸已经停止了，因为多国部队的所有飞机需要在战场上空飞行。这样巴格达的市民可以自由活动，公开谈论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即将来临，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
这种论点将会持续一个星期，直至后来人们明白多国部队不会进来了，秘密警察对市民的管理才又加强了。
长途汽车总站挤满了士兵，大都穿着单衣单裤，因为他们已经在沙漠里甩掉了他们的军服。这些都是逃兵，躲过了布置在前线后防的宪兵行刑队。他们现在正以低价出售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换得一张返回家乡的车票。刚开始时，这些步枪还能每支卖三十五第纳尔；四天以后，价格跌至十七第纳尔。
这名以色列渗入者有一项工作，他在夜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摩萨德只知道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在八月份撤离时，留有三个可发给耶利哥信息的死信箱。后来，出于安全考虑，马丁已经放弃了其中两个，但第三个仍在使用。
那个以色列人在三个信筒里放进内容相同的信息，做上三个相应的粉笔记号，然后骑上摩托车又往西行，汇入到朝着那个方向蜂拥而去的难民潮中。
到达边境又花了他一天时间。他转下干线公路，朝南进入空旷的沙漠，越过国境进入约旦，找出他隐藏在那里的方位仪，发出了一个信号。嘀嘀作响的无线电信号当即被一架在内格夫上空盘旋着的以色列飞机接收到，于是那架直升机回到会面地点，把渗入者接回来了。
在那五十个小时里他没有睡过觉，吃得也很少，但他完成了任务并且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在地面战的第三天，爱迪丝·哈登堡回到温克勒银行的办公室里，感到既迷惑又愤怒。头天早上正要去上班时，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一口完美的德语并带有萨尔茨堡口音，他自我介绍是她母亲的邻居。他告诉她，她的母亲哈登堡太太因为踩上一块冰从楼梯上滑下来，伤得不轻。
她马上打电话给母亲，但对方一直忙音。最后她气急败坏地把电话打到了萨尔茨堡电话交换局，得到答复说那个电话一定是出了故障。
她又打电话给银行请了假，然后穿越冰雪驱车去萨尔茨堡，并于中饭前抵达。她的母亲显得健康平安，对她的出现感到惊奇。没有跌倒，没有受伤。更糟糕的是，一些无赖拉断了公寓外面她的电话线。
当爱迪丝·哈登堡回到维也纳时，再去上班已经太晚了。次日上午她走进办公室，发现副总裁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心情甚至比她还要沮丧。他批评她昨天没来上班，并板着脸听她解释。
不久，他把他自己的不幸经历也说了出来。昨天半晌午时，一个年轻人来到银行并坚持要见他。那客人解释说他姓阿齐兹，是一个巨额编号账户主人的儿子。这个阿拉伯人解释说，他父亲患病了，希望儿子来处理账户。
小阿齐兹出示了有关文件，以证明他是他父亲的授权代表，完全有权处理那个编号账户。格穆利希先生查验了授权文件是否有任何微小的疵瑕，但没能发现。他别无选择，只得照办。
年轻人再三说，他父亲要求关闭整个账户并把资金转移出去。而且，告诉你，哈登堡小姐，两天前刚刚有一笔三百万美元的资金打进那个账户，使得资金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万美元。
爱迪丝·哈登堡静静地听着格穆利希讲述他的悲惨故事，然后询问了那个客人的有关情况。是的，格穆利希先生答道，他的名字是叫卡里姆。现在经她提示，这位卡里姆确实一只手的小指上戴着一枚印章戒指，上面镶着一块粉红色的蛋白石，而且下巴上有一条疤痕。假如格穆利希先生没有因为怒气而牵扯了注意力，他本来应该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秘书从来不曾见过那个人，竟能如此准确地发问。
格穆利希承认说，他当然知道该账户的户主肯定是个阿拉伯人，但他一点也不知道那人来自伊拉克，也不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下班后，爱迪丝·哈登堡回到家，开始清扫她的小公寓。她擦洗了好几个小时。她扔掉两只纸箱，拿到一百码远的大垃圾桶里去。其中一只装着一些化妆品、香水、洗发露和沐浴液，另一只里面是各种女用内衣内裤。然后她回家继续清扫。
邻居们后来说，晚上她一直在播放音乐，播放到深夜——不是她通常喜欢的莫扎特和施特劳斯，而是威尔第的作品，尤其是《纳布科》的一些曲子。一个耳朵特别尖的邻居指明那部曲子是《奴隶合唱曲》，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着。
凌晨一两点钟，音乐声停止了。她从厨房里拿了两件东西驾车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在普拉特公园，一个正在牵狗散步的退休会计师发现了她。
她穿着她那件整洁的灰色花呢大衣，头发在脑后扎成了一个发髻，腿上穿着一双厚厚的长筒袜，脚上穿着一双平跟皮鞋。在一棵橡树的树枝上挂成了一个圆圈的那条晾衣绳没有背叛她的意愿，一把餐厅用凳子倒在一米开外的地方。
她死去时的模样相当安详，双手垂在两侧，脚尖指向地面。爱迪丝·哈登堡永远是一位酷爱整洁的女士。
二月二十八日是地面战的最后一天。在科威特西边的伊拉克沙漠里，伊拉克陆军从两侧受到围歼。在科威特市南边，八月二日趾高气扬地开进科威特的共和国卫队，已经有几个作战师不存在了。那一天，伊拉克占领军把能着火的一切东西全点上火，不能烧的东西尽可能砸烂，之后纷纷搭载卡车、大客车、面包车、小轿车和马车，组成一条长蛇般的车队向北方逃窜。
这个车队在穆塔拉山岭的公路上被捕捉到了。多国部队的战鹰、美洲虎、雄猫、大黄蜂、狂风、雷电、幻影和阿帕奇们，轮番向车队俯冲下来，把这些车炸成了碳化的残骸。由于首尾车辆先被毁，其余的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处在山岭中也无法向两边逃离。车队中的许多人死了，其余的投降了。到太阳下山时，第一支阿拉伯部队正在开进科威特去解放它。
那天晚上，麦克·马丁又与利雅得取得了联系，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报出了自己的方位，指明了附近的一片平展的牧地。
这几位特空团战士和沃克已经断粮了，现在融雪维持饮水，而且忍受着寒冷。他们不敢生火取暖，怕万一暴露他们的位置。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共和国卫队的山民巡逻兵也许还不知道，或者不加理会。
刚过黎明，美军第101空降师出借的两架长航程黑鹰直升机来接应他们了。他们刚刚经历过历史上最大的直升机攻击行动，从101师设在伊拉克境内五十英里处的基地里飞来。从沙特边境过来的路途实在太远了，即使从幼发拉底河边的基地出发，到靠近哈纳金的山区也是一段很长的航程。
为此，来了两架直升机，第二架载着更多的燃油，以便回程使用。
为安全起见，八架战鹰在上空盘旋，为直升机在草地上加油提供空中掩护。唐·沃克眯着眼睛看向天空。“嗨，他们是我的伙伴。”他喊道。
当两架黑鹰咔嗒咔嗒响着飞回去时，战鹰们一路护航，直至它们飞过南部国境。
在靠近沙特-伊拉克边境的尘土飞扬的沙地上——现在这里到处是败军丢弃的器械物品，他们互相道了别。一架黑鹰的螺旋桨扬起了沙尘，将把唐·沃克送往达兰，继之送到阿尔卡兹。一架英国的美洲豹停在旁边远处，它要把特空团小分队送回他们自己的秘密基地。
那天晚上，在英国苏塞克斯郡的一座舒适的房子里，特里·马丁博士这才获悉，自十月份起他的兄长实际上一直在什么地方，而现在麦克已经撤出伊拉克并安全到达了沙特阿拉伯。
马丁似乎有一种大病初愈的轻松感觉。秘情局让他搭车返回了伦敦，在那里，他恢复了在亚非学院的讲学生涯。
两天之后，即三月三日，在萨夫湾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型伊拉克机场，多国部队的司令员们与来自巴格达的两位将军在一个小帐篷里碰面，谈判投降事宜。
盟军方面的发言人员有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和卡利德·苏丹王子将军。坐在美国将军旁边的是英军司令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爵士中将。
这一天，西方的两位高级将领都相信，只有两名伊拉克将军来萨夫湾。但实际上有三名。
美国人的安全措施布置得极为严密，防止任何杀手企图进入双方将军们会面的那座帐篷。美军的整整一个师面朝外保卫着这个机场。
盟军的司令员们是坐一系列直升机从南方飞抵的。但伊拉克的谈判代表组不同，按照命令，他们驱车到达简易机场北边的一个交叉路口。在那里，他们下车转乘美军的装甲运兵车，走完去机场和那个帐篷的最后两英里路程。
将军代表团组带着译员进入谈判帐篷后十分钟，另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高级轿车正沿着巴士拉公路南下驶往那个交叉路口。路障的负责人是美军第七装甲旅的一名上尉，所有级别更高的军官都已经去了机场里面。这辆出乎意料的豪华轿车当即被拦下了。
轿车的后座里是第三位伊拉克将军，尽管只是一位准将。他携带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箱。他和他的司机都不会说英语，而上尉也不会说阿拉伯语。他正要用无线电请示机场时，一辆美军吉普车开过来停下了。司机是一名美军上校，身着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的军服；旁边的旅客座上是另一名美军上校，佩戴着G2的徽章，属军事情报局。
两人都朝上尉晃了晃身份证。上尉查验并确认了证件，然后敬了一个军礼。
“没错，上尉。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家伙。”绿色贝雷帽上校说，“看来他轮胎瘪气耽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