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随便翻书，见到一则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子监下的敕谕，属于那种朱皇帝口授，翰林学士笔录的，很是原汁原味，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后学规严紧，若有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粟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不言而喻，朱皇帝在口授这则敕谕时，有点儿肝火上窜。当然，这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元代对科举和官学一向漫不经心，又经过元末清初的战乱，朱元璋登基以后，人才奇缺，因此，不得不靠设在京师的国家学校国子监来应急，从国子监每年培养的学生，一出来就派下去做官。但是有任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不知怎么有点儿窝囊，压不住茬，学校秩序未免有点儿乱，于是就惹起了事必躬亲的朱皇帝的雷霆之怒，撤掉了校长，同时发布这道杀气腾腾的谕令，刻在石碑上，立于国子监的醒目处。朱元璋龙颜大怒不稀罕，实际上，此人做了皇帝之后，经常怒气冲天，动辄杀人。稀罕的是他身为皇帝，对“没头帖子”即大小字报的态度，真是叫恨得要将“龙牙”咬碎，写大小字报的人，一旦被抓住了，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将人活活割碎，是古代最重的一种刑法），而且还要全家抄没，发配烟瘴地面。即使在“文革”中受尽了大字报之苦的老干部，对这东西的痛恨恐怕也赶不上朱皇帝万一。
虽说对私下写“没头帖子”痛恨不已，但这位朱皇帝却鼓励学生们打小报告，凡是打小报告的，说是要赏“大银两个”。所谓的“大银”大概就是银元宝，25两一个，明初百物都贱，大银两个估计买房置地都够了。朱皇帝不仅鼓励人们检举揭发“现行犯”，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人乐意出首， “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真是皇恩浩荡。按说，小报告跟与大小字报一样，都属于拿不上台面的行为，可是它们的命运在皇帝那里却恰好相反，一个上天，一个人地，甚至还要利用一个打击另一个。其实，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喜欢小报告，只不过像朱元璋这样赤裸裸地讲出来的，还不多见。当年韩非子给肉食者出主意，如何如何玩弄权术，引得秦始皇仰慕不已，恨不得马上见到此人，招数中就有“小报告”一项。秦以后的统治者虽然逐渐地开始独尊儒术，但对于韩非子的招数其实并没有置诸脑后，嘴上虽然未必认账本，但实际上都在鼓励告密。最凶的武则天，用这个办法让大部分不满意她“牝鸡司晨”的人都掉了脑袋或者闭了嘴。
但是总体来说，皇帝们鼓励归鼓励，可成绩并不好，尤其是士人对此大多不感兴趣，对于读书人而言，这种行为不仅失德，而且大大的有失身份。虽然每朝每代总免不了有那么几个败类，但不到万不得已，或者利益极大，是没有士人敢于轻易一试的，因为如果一旦事情败露，那么将遭到全体士子的唾弃，不仅再也没人跟他诗酒唱和，连子孙后代都无法见人。正因为如此，尽管朱家皇帝公开鼓励告密，还是得依靠专门的特务机关东西厂和锦衣卫来刺探臣子的情况。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儿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儿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的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儿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儿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风气的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的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可爱的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当然，大家可能都明白，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经过了大规模和频繁地用群众运动来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时代，终于发现周期性的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还会造成大众性癫狂，贻害无穷。于是，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于对“文革”心有余悸，想到大字报满天的情景难免打哆嗦，所以也宁愿离“四大”远远的。大字报在流行了几千年之后，第一次不仅在上层而且在下层也变成了没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的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都只是这种社会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没有人生下来就会打小报告，更没有人天生会刷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人的行为是制度环境塑造的。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字报和小报告这对难兄难弟，跟官场权术和宫廷阴谋一样，导演了无数哭哭笑笑的悲喜剧，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政治机制。而另一方面，大字报和小报告也可以说是某种畸形的社会宣泄形式，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对这对难兄难弟爱也罢，恨也罢，自以为得计从容利用也罢，实际上都没有越出传统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难免传统政治的悲剧。
封杀了大字报，却依然吝啬给人们说话的机会，但人总是要说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糟糕的是，对于这些饱含恶毒攻击内容的东西，即使配备上百万的网络警察恐怕也难以全部封杀。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唐德刚走了，史学有点儿寂寞
唐德刚先生走了，媒体的朋友觉得我该说点儿什么。看到报纸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觉自己是该写点儿什么。写什么呢？我不认识先生，仅仅是先生的读者，千千万万喜欢先生文字的读者之一。只是，在有些人看来，我作为一个弄史的人，写作风格，跟唐德刚先生有几分相似。甚至还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刚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个，我也该写几个字。
没错，我很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风。但要是说我的写作风格受他的影响，倒也未必，因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写东西已经是现在这个德行了。细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实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刚先生的东西，是北师大出的内部资料，唐德刚先生做的胡适先生的口述史，绝对是没有版权的。不过，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事稀松平常。这套胡适口述史，正文远没有注释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释。唐德刚的注释，跟别人不一样，对正文的考订解释，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评论。大段大段的评论，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几乎每段正文后面的注释，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订，有解释，更有点评，调侃，借题发挥，甚至还有自家身世与胡适身世的比较，我就是在这套书里，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经历．比如如何到美国留学，如何到餐馆刷盘子挣学费。让人想起当年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文艺复兴史》作序，结果序言比人家正文还多。后来再看唐德刚先生专门写的《胡适杂忆》，虽然也觉得内容比较丰满，但《口述史》注释的那股子放肆的劲儿，似乎却少了一点儿。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忆录》，做的中规中矩，史料价值极大。但由于没有先生那特别的注释，就文字而言，对我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
我对唐德刚先生的经历不怎么了解，只从他对胡适的注释中，了解只鳞片爪。但我感觉，虽然先生也受过西方史学的科班教育，但骨子里却依旧是个中国的文人，确切地说是民国的文人。所以，他做史，无论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为之，也是无意中的流露。有时候闸没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变史学随笔了。
我是个野路子的弄史之人。虽然也曾经想学正路子的人规矩一下，写点儿正经东西，也确实这样写过。但写出来的玩意，让正路子的人见了，还是野狐禅，时常被人讥为带注释的随笔。可是自打见了唐德刚，我感觉吾道不孤，前面有人这么干来的，比我干的还放肆。虽然后来我得知，唐德刚先生跟黄仁宇先生一样，在美国史学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么受待见。两人的区别是，黄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进入主流，对遭遇冷遇，感到万分委屈，而唐德刚先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主流的学问很大，理论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学，如果没有唐德刚这样的文人掺和掺和，多少有点儿寂寞。
日本“开国”的联想
有一点儿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长、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改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儿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儿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