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5月间，因妻子生病，李大钊回到家乡。算起来，从日本回国，只是在离开《晨钟报》时回家住了3个星期。
1917年的春节他是在朝阳门竹竿巷度过的，从厂甸（琉璃厂）年市买来的两张猫图油画陪伴他过了一个新年。这可爱的猫画使他想起童年时的乐趣和他那难忘的祖父，也想起远在大黑坨的妻子和一对已满6、7岁的儿女。但他当时正为即将出版的《甲寅》日刊撰稿，实在难以脱身回家探望。
这一次，为照顾妻子，他在家足足住了一个半月。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勋的辫子兵开进北京。黎元洪在张勋的逼迫下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宣传民主的出版物受到威胁，章士钊避走天津，并发表了与《甲寅》脱离关系的声明。《甲寅》由高一涵勉强支撑，已无法长期办下去了。
6月22日，李大钊返回北京。3天后，《甲寅》日刊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未署名的报道。
7月1日，张勋正式宣布复辟。李大钊继续留在北京既无意义也不安全，遂仓皇逃往上海。
驳马尔萨斯人口论
还是在《甲寅》日刊创刊之前，李大钊和北洋法政学校的校友就在北京重新聚集起来。1917年1月15日，北洋法政学会的同人决定重新刊行《言治》，改为季刊，作为学会机关刊物，以便加强彼此联络，发表各人研学论政成果。这为李大钊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发表长篇文字的园地。
这年4月，《言治》季刊第1册出版，收入李大钊长达2万余言的《战争与人口》（上），及另一篇较长的时事介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和短文《美与高》。
《战争与人口》是李大钊一生中写的少量非政法、历史学科领域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有关人口社会学的论文。
文章要旨是批驳马尔萨斯人口论。它显示了李大钊社会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方面丰富的知识。
然而，文章的价值不在于有力驳斥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人口社会学方面一直有着颇大影响的马尔萨斯人口学理论，而在于他作为近代中国变革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用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价值观，对西方学者提出的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给予了足以引起世界各国宗教家和理智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感兴趣的回答。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经济学家。1798年他出版《人口论》一书，提出所谓“马尔萨斯人口论”。该理论认为：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因此人类的贫穷困苦不可避免；饥荒、灾难，以至战争是制约人口增长的天然因素。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节欲及其他伦理道德手段控制人口。这一理论后来被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当成为侵略行为辩护的工具。
李大钊批驳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动因显然来自对这一理论易被好战者利用的忧虑。因此他在申论自己意见之始，首先描述了人类生活中无时无处不为战争笼罩的无情事实：
人与天有战，人与物有战，人与人有战。有物质之战，有精神之战，有铁血之战，有文化之战。茫茫前古，悠悠方来。历劫迁流，靡知所届。
战争与天地、万物、人生的存在、持续、繁衍相始终：
万化之成，成于战也。人类之蕃，蕃于战也。一事之微，一物之纤，即自显于生存，斯莫离于战象。惟战而后有优劣，惟战而后有胜负，惟战而后有新陈，惟战而后有存灭。天时，以是代序；人事，以是递嬗；草木，以是荣枯；禽兽，以是繁汰……
他似乎在说战争绝不可免，甚至似乎在歌颂战争。其实不然。他这里只不过是描述大自然和人类与战争相伴随的历史。
在他看来，战争有不同种类，有的推动进化，这类战争即使给人类造成一些牺牲，也不能回避，反而要人为地推动；有的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类战争即使有其应天演之道，不能不发生的一面，但也应努力施以人为力量，避免其发生，或将其消灭。
值得赞扬的战争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必须谴责的战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他的文章注重讨论后一种战争。
回顾人类历史上无数的灾难性战争，面对现实中世界大战正给人们造成的无尽灾难，他提出2400多年前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那位释迦王子认识了人生生老病死之苦时考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要经受战乱之苦？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人类永远解脱战乱之苦
人能从事战争，必有从事战争的能力，如果失去这种能力，那就好比自杀；如果能力用之不当，就会出现彼此吞食的战争。这是李大钊找到的战争原因。
在他看来，人的能力是不应该受到压抑或废置的。但是将其用于人类之间的战争，则是不适当的。正确的态度是顺应人本有的能力，将其用到善良之处，那就是用其“与天争存，役物为用”，与大自然相搏战。大自然的宝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只要不屈束天赋本能就可以了，何必任天演之律而去自相残杀呢
因果循环，凡事自有果报。人倘觉悟，世界便有和平之光。李大钊在这里提出了理性可以使人摆脱物竞天演规律的控制，可以使人类避免战争的观点。
一方面，从叔本华的“意志”说和斯宾塞的“抵抗”说来看，物质与人类的生成创造无不呈战争之象。而且对于仅仅由生存意志和互争对抗以维持生存的无机体来说，有机体更多了代谢和生殖两种特性。代谢用以维持生物的生存，生殖用以保物种的延续。人类是生物的一种，生存、保种成为人生两大问题。由于人的智力高于其它生物，人类为生存、保种而进行的斗争比其他动物来得更激烈。然而，另一方面，人类的智力又可以使人不断走向文明。
人类战争无不起于生计问题，而生计问题引起战争无非呈两种情况：一是愚昧之人平时不知道储备，一旦饥寒，便诉诸战争；一是贪婪之人，不愿意从事劳动，以强夺暴掠为便捷之道。前者多发生于未开化民族，是如孟子所说的智不可以役物，德不足以爱人的“去禽兽犹未远”者；后者文明之世亦常有之。
然而，作为文明人又怎么可以坐视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不顾呢
在李大钊看来，随人类文明发展，人类的理性仁爱之光是可以导人类脱离战争苦难的。不幸，近代文明进步，并未使人向理性仁爱方向发展。而人口论、天演论出现之后，更被野心家利用，作为穷兵黩武的口实。
这正如中国儒家先哲所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二西方硕彦宿哲的一句感想、一语默示，祸福人间，遗播后世，成为后世为战争辩护的始作俑者，这对于学者来说是何等不幸。这也正是他要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加以批驳的理由。
李大钊抓住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中心问题，即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造成生活资料短缺的问题，征引中外学者理论和世界人口史上的事实，反复加以批驳。
他引证西方某学者关于人类及生物繁殖速度与物资丰富程度成反比例的观点，认为物资贫乏，人口增殖速度快，物资丰富，人口增殖速度慢。因此，发达国家人口少，贫穷国家人口多。这意味着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并不是一条铁律。
与此相接近的还有另外两种来自西方学者的观点。一种认为：生物的繁殖能力与生物的组织进化程度高低等级成反比例，即植物繁殖快于动物，低等动物繁殖快于人类，故牛有吃不尽的草，人则有吃不尽的牛肉。
在李大钊看来，这种观点与魏晋人王弼解释《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句的“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地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之说相吻合，说明天地间供给人类为生的食物是“无穷尽”的。只要人类使物各尽其恰当之用，便没有所用不足的道理。
另一种观点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来的，认为人口增减不在人口与食物相比，而在人口与富力相比，即家庭贫穷者，为多养子女以防老时供养不足，家庭富裕者为保障子女的较好教育，或保其家庭的较高社会地位，而不愿意多生育。
李大钊认为：后面这两种观点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
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李大钊找到春秋时齐相管仲和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的有关论述。
管子提出的争夺之事“以戚始”，“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即十世之后别立主庙）。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之说在李大钊看来即与马尔萨斯人口增长之说相通。而其“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即有能力者，可从有限的田地中得到用不尽的出产，缺乏能力的人给他再多的土地，也还是收不到足够的粮食）”的解决问题办法，他则认为是西方有识之士中尚较少有人能够理解的思想。这种思想强调人可以通过智能不断创造出用之不尽的财富。
正是受这种思想的鼓舞，他对自己一直推重的论政大家穆勒以理性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他认为：穆勒在赞成马尔萨斯理论的同时，强调人的理性可以帮助人类认识到节育必要，这实际上表明他与马尔萨斯有同样的偏颇。穆勒所说的防患于未然，有忽视人的无穷的创造能力和放弃对物的充分开发之嫌。
按照李大钊的意见，人类应当依自己“独秉之智能，谋于物力之开发”，何必自己压抑天赋情感，努力谋求人口的控制呢
韩非曾说过：古代人口少，财富有余，因此人们之间没有相争之事，现在一家有5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5个儿子，祖父还健在时就已有了25个孙子。人口这样多，财富就不足了，所以人民中间便有了相争之事。他认为既然世道发生了变化，就不要再像前人那样讲仁义智德，而主张“所欲既在土地，所争当于气力”。
李大钊指出：韩非的“五子二十五孙”之说亦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之说相符，而其以力相争之说则与今世提倡帝国主义的论调相同。
李大钊当然不赞成用提倡帝国主义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过，韩非强调的人们应当留心当世的事，不要拘泥于古法，也不必为未来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操心（比方燧人时代的人要解决的是发现火以食熟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鲧禹时代的治水问题），李大钊则认为正好可以用来告诫马尔萨斯一类担忧未来人口过多的人。
这是因为，不仅从理论上考察，已经有上面数种不同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而且从实际历史与现状来观察，也证明马尔萨斯的理论没有根据。
从历史上看，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就已有了对人口增多担忧。然而17世纪以后，英国重商派则有奖励人口的富国强兵政策。而到马氏学说出来时，又得到不少人的认同。然而出乎人们预料的是，马氏之后不到半个世纪，英、美、法等国人口都出现了明显的减少趋势，从而导致人民转而对人口下降产生担忧。
从现状来看，李大钊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出生已经没有增长的趋势——李大钊的这一论断出了一点差错：他列举了英、法、美、俄等7个国家1886~1907年21年间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表。表中实际显示的出生率虽呈下降趋势，但仍明显高于死亡率。
例如英国1886~1890年间死亡率为18.9%，出生率为31.4%；1907年死亡率为15.0%，出生率为26.3%。这只能视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但人口实际增长幅度还是较大的。
按李大钊提供的数字，19世纪英国由1500万人增至4000万人。他对这一增长现象的解释是“非由出生之加多，乃由死亡之减少”。不过，这一点差错无关紧要，因为李大钊的观点并不完全建立在人口没有明显增长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且不说人口增加无限之说没有充足根据，即使无限增加，地球上待开发的土地和地力也还有充分的余力来负担。据他估算，地球能生产的土地尚可容纳人口600亿，而当时全球人口仅为15亿。
退一百步说，即使人口增加到地球面积容纳不下时，大自然中还有无穷的蕴蓄，正如韩非子所说人类曾有从“构木为巢”到“钻木取火”，又到决渎治水的进步；斯宾塞也说社会治理方法不断改进，人类防止人口多的方法也会愈来愈巧妙。如今科学已预言到原子能的开发使用。将威力巨大的原子能用于农业，可使沙漠成为乐园，两极化为沃野，获得的粮食可以供给全球百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食用。另外，从天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可知宇宙是无限的，其中像太阳系、地球这样适合人类生存环境的星球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将来科学发达，星球之间或许可以有交通往来。人类在地球上住不下时，转到其他星球上去住，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以实现。
总而言之，“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无尽”。如果充分开发人类的潜能，不为其他事务所搅扰，人类自可以运用智慧找到“广漠无垠之新大陆”以满足未来增加的人口生存的需要，“正不必惴惴于杞人忧天， 惟努力自进而已矣”。
在李大钊看来，人口过多与否的标准，首先取决于人类财富的丰富与否，而财富能不能大量增加，则要看人是勤劳还是懒惰。人们只要自励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能力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不断改善生活环境，提高文明程度，人口问题便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此，既不需要用战争来消灭多余人口，也不需要用节欲来减少人口的出生。
他认为：人类是生而好群的，有情感就要互相沟通；家族是感情的泉源，况且，人生之乐半在家庭，夫妇之情深过儿女。以压抑情感、天性来限制人口，其结果将是养生送死不再受重视，仰事父母俯畜儿女的责任不再被提起，家庭之良缘涣散，人间之大爱毁灭。
到了那种地步，人们将会居宫室而感不到安宁，食膏粱而不觉得饱足，听韶乐而不乐，玩狗马亦不能悦娱其心志。不要说人们决不会安于这种生活，若果真是安于这种生活的话，那么，冷淡刻薄将成社会风习，幼者不使其生，老弱者弃之沟壑。人情到了这个地步，“生也何欢？死也何哀？”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呢
李大钊对一些国家竭尽智能制造杀人武器，练习杀人之术，增加杀人知识，储备杀人之费和欧洲文明的“贫富相悬，如隔深渊”，“富者习于奢华，其生不繁，贫者沦于孤苦，夭亡者众”导致其人口大减表现出极大忧虑。
他认为，一个健康社会应该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老老幼幼齐治均平”。人们“勤于事而俭于用”，开其源而节其流，劳动之余，性灵得到修养。加上风俗善良，教育普及，人民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同时，适应环境的意识也会不断提高，“则人口之增殖，不节自节”；即使任其增长，也不会有过多之害……
《战争与人口》这篇长文反复陈说一个道理：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战争，而应当靠充分发挥人类的能力，利用科学技术，开发自然，推进文明进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