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丫：“现在，我再来说说那时候的我自己。你看到我这样子，就知道我不是很正常，并且被严重烧伤过。我生下来智力就不健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些弱智。我的父母是食堂工人，和另外一些食堂工人，负责供应厂里职工的伙食。他们整天都忙，没有时间格外照顾我，就把我带在食堂他们的身边。但他们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次我看见炒菜的大锅被抬开，灶里还燃着很大的火，就爬到一张小板凳上，倾过上身，伸出双手，去烤自己的上身和手，结果就掉进了灶火里，把自己烧成了这个样。从那以后，我变得更傻了，总是摇头晃脑的，站不能安静地站，坐不能安静地坐，而且从来不能完整地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听课和学习，我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又坐下，全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读了。因为傻和丑，我经常招来别人的嘲笑和打骂，人变得越来越胆小和自卑。我不敢正眼看别人，不敢正面和人说话。哪怕是对我心怀好意的人，我也自卑得恨不得把自己整个儿都藏起来。我无所事事，可是又不能在家好好待着，而是不分天南地北地到处游、逛，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如看到一只狗，我要和它说说话，或骂骂它；随手摘下树上的一片叶子嚼在嘴里，哼哼唧唧地乱唱一些歌；时不时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掷向天空……这样我长到了十七岁。
“那天，天都很黑了，我还在我们的那个铁道口闲逛，手上拿着电筒，哼哼唧唧地乱唱着一些歌。我看到铁道口的右边草地上有一匹马的身影，或许还有一个人的身影。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可能又是哪个酒鬼喝醉了’，本不想理会，但是那匹马发出的响声却让我感到奇怪，它好像是在同那个昏倒在地的人说话，喊他快点清醒，早点回家，而那个人就像怎么爬也爬不起来。于是我就走了过去，看到这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十几二十岁的女孩，散乱着头发，正在梦魇一般地挣扎，旁边的地上丢着她的行李。我想，她可能是刚从火车上下来，晕倒在这里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喊：‘嗨、嗨、嗨，你是谁？’她没有答应。我无奈地站起来往四周看了看，希望能找到一个人，但是没有。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产生了一种救人的责任，相信我这样做，绝没有人会怪我。于是我把她扶到马背上，抱上她的行李，把它带到生活区后面一片杨树林下的一座工棚旁——就是那种很矮的砖瓦房，对着里面的我的家人喊：‘爸、妈、哥，快来帮忙！’我的爸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跑出来，问清了是怎么回事后，把她背了进去。
“或许真的是因为太累了，她扎扎实实地睡了好几天时间。这期间我差不多一直都在她的床边等。我的母亲说我竟然不出去逛了，为了她，我竟然能够坐得住了，而且竟然没有了那摇头晃脑的毛病，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或是守卫者。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好像我突然就找到了生活的中心。
“她终于醒来了，对我说：‘你是谁？’
“我粗声粗气地道：‘你不管我是谁，反正是我把你救的，你在这里躺了两天两夜的时间，真了不得。饿了吧？我的母亲早把鸡汤给你炖好了。’好像我并不是第一次同她说话，而且很有理由指责她。
“我的母亲抬着一碗鸡汤进来，笑着对她说：‘姑娘，醒了？我是吉丫的母亲，就是你面前这位丫头的母亲。确实是她救的你。来，我们先吃点东西，其他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说。’
“我们看着她把鸡汤喝下，又吃了一些饭，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
“‘你的意思是说有一匹马？’她问，不知道怎么会有一匹马来救她。我也觉得很奇怪，那匹马把她送到我家后就走了，我们当时想都没有想到要把它留下。
“第二天早晨，我带她到外面杨树林下，才发现她是那么单薄，单薄得就像是一片纸，风一吹就会倒退收缩。她站在杨树林下回头望我家的房子，说：‘你家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我说：‘能有这样的房子住都不错了！’因为毕竟我家人口多，厂里给我们的房子宽，虽然简陋，但有好几间。而很多新婚夫妇，却只能住一个通间，隔成两格，里面是大人的卧室兼会客室，外面是厨房兼餐厅兼孩子的睡房，一样是很简单的砖瓦房。
“‘那我们面前的这栋新楼又是什么？’她仰望着我们前面一栋五层楼的新房说。
“‘这里是单身宿舍，专门给单身职工住的。你要是和厂里签了合同，也会住在这儿。里面一间房子要住六个人。不过看你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自己住一间。’
“‘为什么？’
“‘因为你是老师。老师都自己住一间。’
“她虽然还是虚弱，但已经不能再等了。她提上她白色的手拎袋——就是那个她自制的手拎袋，长方形，两面都画有水墨的兰竹与荷，题有字，周边垂着青绿色的穗子的那个——装上她的一些证书和一支笔，和我一起出门——她要我带她去厂办公室接待处。
“我带她走一条小巷，经过那些和我家一样简陋的砖瓦房，出来，到单身宿舍前面的广场。本来我是要直接带她去接待处的，但因为我指点了下右边我父母上班的食堂，她一定要进去看看，我便带她去了。食堂很宽，是一个可容几百人的大厅。里面有很大的蒸饭的蒸笼，很大的切菜的菜板，和很大的炒菜的锅。我的稍显矮胖的父亲正从抽笼里取出一笼笼的花卷，抬过大厅，到这边打饭的窗口，放在一张大桌子上，让我的长得同样有点肥胖的母亲在那里卖。
“‘准备好了，要去见李主任？’先是我的父亲这样笑着和她打招呼，然后就是我的母亲。他们似乎为她能够到这里来看他们感到很高兴。西弟小漾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没想到他们会这么辛苦，每天起那么早，像蜜蜂一样辛勤劳动。
“她指着抽笼里的花卷问：‘这是什么？’
“‘这是花卷。’我的母亲一边不停地把花卷递给从外面伸进来的一个个人的手里或饭盒里，一边回答说，同时忙不迭地给他们找钱：‘来，退你二毛，退你七角。’那时的花卷是三角钱一个，很大一个，基本上吃一个就饱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就是花卷。’西弟小漾说。
“‘你们湖南没有？’
“‘没有。’
“‘那吃一个，算在我的账下。’
“我的母亲刚要从自己的荷包里摸钱，西弟小漾见状，赶紧摆手说：‘不不不！’我的母亲笑了。然后我们又转到米堆旁，那里一袋袋的米堆成山。她站在那架磅秤上称了称，回过头来凄惨地对我笑说：‘我瘦了四斤。’四斤，你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她自己也感觉自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单薄，虚弱，连笑起来都似乎需要力气，说话就更是没有声音。不过正是因为这样，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很温存、很美丽。
“我们出食堂，我陪她走过剧院的篮球场到生活区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路的交叉口。一到这里我就有些害怕了，因为这里有很多小孩，他们一见到我就会学着唐老鸭的样，撅着屁股撒开两腿‘吉丫吉丫’地叫。不过现在我可不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我要在西弟小漾的面前充当一个大人。我向她介绍说：‘从这条大街往上面走就是车站月台，你来时昏倒在那里过的，往下面走就是厂招待所、邮电局、医院和学校，学校在最南方，在一片杨树林背后的草原上。’
“‘那对面望过去那么多的新楼又是什么？’
“‘那里是新住宅区。’
“‘为什么你们不搬到那里去？’
“‘分房的时候轮不到我们。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批新住宅楼修建。’
“我看到从侧面跑出来几个孩子，来不及阻止，他们已经一字儿排开冲着我‘吉丫吉丫’地喊叫。西弟小漾问我：‘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我捡起一块石头就去丢他们，叫他们滚开，然后不好意思地说：‘别理他们，一群捣蛋鬼。’
“在所有的人当中，除了我的父母，西弟小漾是很少几个人当中见到我不以我为丑的人，她不知道，这些小孩嘲笑的正是我的无比愚蠢丑陋的模样。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一个人把你当正常的人看，你就会真的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有时觉得我并不是那么弱智，我会做很多事情，比如在西弟小漾和我的父母们的面前。一个小孩看起来比较有礼貌地问：‘吉丫，和你走在一起的是谁呀？是不是别人给你大哥和二哥说的媳妇呀？’听到后面这句，我差点骂起了人。我知道，我大哥、二哥也是人们取笑的对象。因为家里穷，他们自己本身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没有高的学历，没有出色的才智，自卑木讷，所以二十好几了还是光棍一条，没有一点谈女朋友的迹象。但尽管是这样，我和我的父母也没有把西弟小漾往他们身上想。所以听了那个小孩的话，我怕极了西弟小漾会以为我们是那样想的。我大着嗓门对他们说：‘这个是谁？这个是你们老师！看你们以后不好好学习，我不喊她好好收拾你们！’孩子们‘哇’的一声全都扮起了鬼脸，表示害怕之极。我感到很深的歉意，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自顾自低着头，不再说话。
“‘不用理他们。’这次倒是西弟小漾安慰我了，好像她能看到我内心痛苦脆弱的神经。
“我们经过一个露天舞场和滑冰场——这里，对我起哄的人更多，我只好像西弟小漾所说的那样保持沉默，一点都不去理他们——到一座水泥石拱桥上，然后下去到第二个十字路口右边三层楼的招待所下面一间标明‘接待处’的办公室里。接待人员让我们坐下，听西弟小漾说明了来意，然后给李主任的家里挂了一个电话，说：‘你们要的人到了。’
“不久，一个高高个儿、大概四十来岁的男同志进来了，一进来就同里面的人笑开了，说：‘我就是觉得，应该早就到了。’然后转过身来向着西弟小漾，叫她把所有的证件拿给他看，很随便地翻了一翻后归还给她，说：‘行，那就这样，你先在招待所里住下，明天上午九点钟到学校。学校会给你安排一节试教课，就这本书的第一篇课文。你好好准备一下。’然后把一本很厚的英语书递给她。
“‘我不住招待所，我住他们家。’西弟小漾说，用手指了指我：‘吉丫。’
“‘那，随你。我们有义务给你提供免费的食宿，你住不住那是你的事。不过即使是你不住，我们也不会给你额外的补助的哦。’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他自觉任务完成，朝我们挥了挥手：‘我有事，先走。’然后我们也很礼貌地谢了接待人员，出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