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首都之繁华
这次到北京，最令我有感触的是，北京与外地城市太不一样了。
当时北京被国人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神圣得不得了。那么，当时的北京，“革命”气氛是否比外地更浓呢？在“文革”的头两三年，可以这么说，但到了1972年再看，气氛上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
那时的穷乡僻壤，土墙上都写满了“革命”标语，大喇叭也一天三遍地播社论，北京不见得更“革命”。
当时北京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首先是物质极大丰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糕点、饼干，是不要糕点票的，有钱有粮票随便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城市，奢侈生活不容易表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过年过节能买几斤水果糖、奶油糖，给孩子或客人享用。此外，隔三差五的买半斤糕点，给小孩解解馋，这就是奢侈了。
能享用这些的，大概仅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平民还是舍不得。在北京以外的大部分“外省”，好糖果基本没有，只有劣质的水果糖，黄黄的一个硬块，包装糖纸很低劣。糕点也很粗糙。但在北京，大商店的副食专柜琳琅满目，各色糖果要让小孩子发疯。糕点也都很精美，闻所未闻。
姥姥有点儿钱，我带她从良乡进了两趟城，她也很激动，“血拼”了一通，从食品到日用品，每天购物都在100元左右，堪称空前绝后地奢侈。
她听说四川物资供应紧张，吃嘛嘛没有，就想多买些东西给孙儿孙女。
不说别的，就北京的汽水和面包来说，就与外省大不相同。
汽水，如今市场上没这玩意儿了，当年那是高等饮料，水里掺了碳酸汽，有小泡泡的，喝起来微辣。北京有名的冰镇汽水，牌子叫“北冰洋”汽水，加了橙汁（也可能是黄色颜料），极为有名。住在外省市的人，就只配喝无色的糖精汽水了。
北京的面包也堪称一绝，尤以长方形的“水果面包”为最佳，口感蓬蓬的，里面有果脯碎粒。包装是彩印油纸，图案之诱惑，让你想不买都不行。这样的面包，在外地休想看到，我们那儿的面包，20年一贯制，圆形的，吃起来发酸，包装是一个白纸口袋，上面用单色的红色印着一个戴斗笠的老农，抱着一捆麦子，这图案设计分明还是解放初的。
别小看汽水和面包这两样东西，一般人家，还真舍不得享用，只有小孩子郊游时，家里才狠狠心给孩子买。那时候，形容“资产阶级生活”，就说“天天喝汽水、吃面包”。这个吃法，要是搁到现在，那纯粹就是虐待了，关塔那摩的囚犯也会抗议的。
解放初期的时候，商店里有卖铁筒饼干的，质量不错，到我们懂事时，这东西全面绝迹。这次在北京也看到了有卖的，真馋人。那时候，我们那儿的饼干，也就两种，一种是“动物饼干”，把饼干压制成小动物形状，硬得能咯掉牙，啥滋味儿没有。我后来上大学时，天天早餐食堂还吃这玩意儿，外加一大碗“玉米面糊涂”玉米面熬的稀粥），寡淡无味。把我们恨得，立马想革食堂管理员的命。
另外一种就是奶油饼干。听名字好听，其实一点儿奶油没有，就是面里加了增白剂，烤得松软一点儿，也是啥滋味儿没有。
我那时在北京百货大楼里转晕了，好比刘姥姥进了法国“老佛爷”的商店。
那时候，我国人民的总数不多，也就7个亿，乡下人比例又大，再加上知青下乡，平时上班时间，城里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可是在北京的闹市，永远是熙熙攘攘，也不知道“革命年代”里怎会有这么多闲人，还这么“趁钱”富裕）？
北京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女人太漂亮。那一年我20岁，已经很懂得审美，平时在农村，看不到什么像样的秀色，就是城里，美女也不多，适龄的都下乡锄大地去了。这次到北京一看，敢情全中国的美女，都在北京呀！
北京的美女，素质明显比外地高，也许是文艺团体多，真有美如天仙的，看得我晕晕乎乎。
那时节女人不兴化妆，拼的是本色，美女都是货真价实的。
我当时那身行头，还有举止神态，一看就是外地人，看见美女，真是自卑，又忍不住想看，估计在人家眼里没少出丑。
北京令我激动，但只是令那时的我激动。当年中国大都市究竟什么样儿？光凭记忆还真不行，去年我买了一张碟，是意大利名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才看见了真景象。安东尼奥尼是左派导演，片子的拍摄地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又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不大可能丑化。
当年的情景，现在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无论北京还是上海，满街的人都表情麻木，除了军人，没有一个人是穿着得体的，衣服不是长就是短。街景之简陋、寒酸，不比现在的喀布尔强多少。安东尼奥尼在那时被我们的媒体批了个臭够，说他是丑化了“文革”，可是，秃头上的虱子就这样，你让他老人家怎么美化呢？
这幅暗淡的景象，就是我过去心目中的繁华北京吗？要不是摆在眼前的纪实画面，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出了错儿。
北京尚且如此，那我们那旮旯呢？
——真不敢细想啊！
五十七、《卖花姑娘》重磅催泪
在良乡，我还遇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就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的公映。
对这部影片，民间早有传闻，北京最早上映，我沾了个光。这部片子，跟我们的《白毛女》差不多，是讲述旧社会穷人命运的苦情戏，不过《卖花姑娘》是先进的彩色片，女主角漂亮，音乐也好听，所以在中国甚为轰动。
放映是在良乡的一个广场，露天电影，不要票。满场的人被感动得稀里哗啦，以至于民间传说的“要带着手绢去看”成了真事儿。
影片里的富人，真是极端的恶，穷人是极端的苦。看到动情处，无人不动容，全场抽咽声一片。中国的影片，被压迫群众不可能像朝鲜电影里那样哭哭啼啼的，因此也就没有那种感人的力量。
电影插曲也是一流的，非常抒情，听过就不忘。在《卖花姑娘》还没有公映的地方，人们早就在传唱了。
《卖花姑娘》在中国大获成功，全社会轰动，有如后来我们的电视剧《渴望》在朝鲜。
这电影，片头有一条说明，说是根据“伟大领袖”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时期创作的剧本改编的。那么，金日成早年从事秘密工作的地方，据说就在我们县的一个村庄。他从吉林毓文中学毕业后，在我们县那里做过一段乡村教师，看来《卖花姑娘》就是他那一时期的业余创作。
几十年后，我还知道了，原来电影《卖花姑娘》是金正日同志导演的，怪不得！
《卖花姑娘》引起的轰动，无疑是给了当时的“帮文艺”一个冲击。相比之下，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太过苍白了，傻瓜也能区别出两者的高下。
“卖花呦，卖花呦……”这个婉转的旋律，我从北京一路听人唱到四川。
到四川后，我见到当地的知青，在聊天中，必有一个话题，就是他们问我《卖花姑娘》究竟怎样。
我不吝赞美之词，特别警告女孩子：去看，一定要有哭个稀里哗啦的心理准备。
等我后来返回东北，在《参考消息》上看见《卖花姑娘》在维也纳的一个国际电影节上得了一个金奖。我大感惊奇，特别跑去问王兄：资产阶级也喜欢《卖花姑娘》？”
王兄沉吟一会儿，说：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五十八、有钱就是大爷
这一节，我来专门讲讲那时候农民和一般民众的价值观。
北京之行，我因为看到了物质极大丰富而深受触动（1967年武斗之后就没见过这么多商品），多少动摇了我原来的观念。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主流意识形态就在不断宣传“贫穷是美德”，我是在那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的少年，不怕家贫，就怕露富。我上了初中后，个子蹿得很高，父亲的一些旧衣服可以穿了，从此就很少穿新衣服，青少年时期穿的几件新衣服，是有数的。
那时候，穿上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心里就很舒坦，而一旦穿上新衣服，就会觉得浑身别扭。
时代风气如此，谁也不能免俗。我上初中后，中午不回家，要自己带饭去学校，学校有锅炉房，可以热饭。那时的盒饭，用的是自家的铝饭盒，装的也是自家做的饭。别的同学都带高粱米饭、窝窝头什么的，我家是南方人，从1963年起就不吃粗粮了，不可能为了我的一顿午饭，专做一锅高粱米呀。可是，假如天天带大米饭到学校去，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怎么那么趁钱！
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姥姥就提前一天给我买好两个豆沙馅包，装在饭盒里，当我的午餐。
但这豆沙包也是细粮，是白面的，而且还是买的，这不是更奢侈！没过几天，我就感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压力——“非我族类”吧。于是回家抗议说，“这么带饭可不行！”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琢磨出来，我的中学同班同学，起码有三分之二是家庭条件很好的，不说吃山珍海味吧，每天一个小炒那是没问题的，可是一掀他们的饭盒盖，都是一模一样的贫苦相。
我家里没招儿，只好专门给我弄粗粮，还特别去买了东北的咸菜大疙瘩，切成丝儿给我装上，看着有点儿像穷人的饭食了，这才带上。
讲究清贫，是对的，但这样子用心也未免太矫情了。
我受此事的刺激，一直对富裕生活很警觉。
下乡后，我更有理由穿父亲的旧衣服了，直到穿得补丁摞补丁。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儿，一位中年农民忽然对我说：你把你那件破衣服给我扔了去！”
我一愣，马上明白他是说我节俭得太过分。农民子弟还每年一套崭新的黑棉袄呢，我这副样子，不是装穷？
渐渐地，我观察，原来农民没有不嫌贫爱富的，人人都渴慕富人的生活。
以赤贫为美德，原来并不是穷人的观念。
从我记事那时候起，无论是电影还是连环画，里面讲的民间故事，都在抨击富人，“为富不仁”成为一个定理。我也在很长一个时间内，以为在历史上，民间的观念就是这样。直到1992年，要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了，才看到报刊上说，从一份出土的草莎纸文物上看，5000年前的埃及人就知道“有钱才是大爷”。那份文献，是一位不知名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他谆谆教导说：做人一定要有钱，否则会很可怜。
原来，这才是没经过文人加工的民间故事。
我在那个年代，偶尔也有享受奢侈品的时候。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双比较好的翻毛棉皮鞋，浅黄色的，很耀眼。我穿着进城，抽空到澡堂子洗澡，一位中年师傅看见我的鞋，很惊讶，问我：这得20块钱一双吧？”
我说：是。”
他会心地对我点点头，无限尊敬的样子。
原来民间也是爱财的。
我这次送姥姥回四川，我妈知道我这一趟要穿州过府，穿着劳动的衣服不合适，就给我做了一件灰蓝色制服，好歹充个城里人。这算是我记忆中比较像样子的一件衣服了。是正牌中山装，衣服口袋吊在外面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