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上找小姨谈话。谈话基本上是组织上谈，小姨听。组织上的谈话循序渐进，很有条理。组织上先谈焦柳这个同志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立场坚定、对党忠诚这样的基本情况，然后谈焦柳这个同志劳苦功高、功大于过、大方向正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历史情况，接下来再谈焦柳这个同志需要耐心细致的帮助、要给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样的现实情况。
在结束谈话的时候，组织上掏心窝里的话对小姨说，梅琴同志，说老实话，我们对焦柳同志也是恨铁不成钢，也想要狠击他一掌，让他翻然醒悟。过去的事就不说了，这一次，我们都做出一棍子把他打死的决定了，我们差一点儿就这么干了。但是想一想，焦柳同志是个难得的领导干部，这种领导干部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要是把他一棍子打死了，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才呢？再者，他这种事情，在别人身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也不是发生少了，都是家属忍一口气，原谅了，把眼光放远一点儿，看一个人的大方向，让事情逐步往好的方面发展，不就解决了吗？当初组织上同意焦柳同志和你结婚，也是看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也有让你看住他，别让他臊驹子出厩，老是惹是生非，进而慢慢改变他生活作风问题上的毛病这个考虑的，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组织上谈话的时候小姨一直坐在那里听。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若是醒了她就轻轻地摇晃两下，哄他再睡，样子很安静，目光始终在组织的脸上，好像所有发生了的问题全都写在组织的脸上。有一阵她把头低了下去，看着孩子身上的那件蓝花衫，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满是愤怒了。
小姨说，你们的意思，他做下的事责任在我？
组织上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至少不全是。
小姨说，我占了多少呢？
组织上有些为难地说，这个问题，就不大好说了，这没法拿数字来统计。总之呢，夫妻之间的事，大家都有责任。
小姨抱着孩子站了起来。她看着组织上的脸，说，那好吧，组织上如果认为我有责任，该怎么处分我都接受，处理多重我都接受，组织上还可以把我一棍子打死，但是——小姨把她骄傲的下颏扬了起来，扬到组织上一时有些犯糊涂的地方。小姨说，别人怎么原谅，怎么把眼光放远一点儿，怎么看一个人的大方向，那是别人的事。我不原谅。我不要他了，这就是我的想法。
小姨说完那句话，抱紧怀里的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小姨并没有受到处分，实际上，小姨还受到了组织上的保护。
年轻漂亮的小姨提出要和年龄比她大不少的丈夫离婚，在她的丈夫和组织上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那么做。她根本不管她的丈夫怎么想，组织上怎么想，她这么一意孤行，等于她是把她的丈夫生生地抛弃掉了，这件事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议论。
在人们看来，离了婚的小姨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仍然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悲伤，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拿手绢经常性地抹眼泪，不像所有的怨妇那样到处诉苦，寻求同情。她倒是常常发愣。有时候她走在大街上，会突然停下来，站在那里，看街上步子细碎晃动着长鬃走过的马匹，或者抬起头来，看天空中伸展着双翅正在飞过的鸟儿。她看它们的时候有一种迷迷惘惘的样子，眸子中有一层雾霭升上来，凝止在那里，突然地扩散开。然后她低下头，匆匆地走开。
小姨的这种样子很奇怪，有些不正常，真正正常的人是不会那么做的。人们因此认为小姨她是在做作，是在掩饰着什么，她的离婚是有着复杂背景的，不像流传中的说法那么简单。
也有人站出来替小姨说话，比如和小姨要好的那个同事，她就站出来替小姨说话。她发誓说人们的猜测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正好与人们的猜测相反，小姨这个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不是小姨，事情明摆在那儿，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同事的辩解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都以自己在平常日子里对小姨的看法来佐证那个同事的说法。但是在一个单纯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们不太喜欢这样的事情，不太喜欢一个女人抛弃自己男人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显得有些另类，不在常规之内。人们心里想，小姨这个人，看起来很可爱，充满着活力，像是一个新世界的宁馨儿，其实不然，她的内心深处不知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呢。人们这么一想，就自然对小姨产生了敌视，人们就以猜测和臆想的方式在背后传说着林林总总有关小姨的故事。
而另一件事情则反证了人们对小姨的认识。
焦柳和小姨离婚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沮丧，愁眉不展，那基本上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痛苦了。人们觉得这一次尊敬的焦市长是受到了真正的打击了，他是遭到了不该有的对待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市长啊，他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他做了不该做的事当然不对，他有理由有权利赢得谅解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让妻子给抛弃这件事太让人同情了。所以事情过了两个月，焦柳和一位二十岁的女大学生结婚的时候，人们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齐心协力地为焦市长从水深火热中觅得新欢感到庆幸，并且对那个柳叶眉瓜子脸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报以钦佩和感激。人们有些赌气地想，年轻有什么了不起？漂亮有什么了不起？关键的问题还是觉悟，觉悟不高，年轻和漂亮反而是毒蛇了，让人瞧不起，让人躲着，让人在背后吐唾沫；况且，这个世界总是不缺少年轻和漂亮的，年轻和漂亮到处都是，它们总是如同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一个觉悟不高的年轻和漂亮倒下去，千万个觉悟高的年轻和漂亮站起来，情况就是这样。人们这么一想，就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人们的这些想法并不代表组织上。组织上毕竟是组织上，它比群众的觉悟高得多。组织上不希望这一类无聊的流言飞语到处传播，它们对焦柳同志没有好处，对梅琴同志也没有好处。组织上对那些流言飞语的传播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做出同样的事情。当然，在对群众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组织上也不可能不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焦柳同志的创伤，比如说，群众自发的看法，比如说，小姨是否还合适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还比如说，孩子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经过综合考虑，组织上就做出决定，在焦柳同志新婚之前和他严肃地谈一次话，要他作出保证，今后绝对不能重蹈覆辙，如果他不接受教训，一如既往地随便喜欢女同志，那他就要受到更加严厉的处分；将原来在军管会里工作的小姨调出军管会，调到郊县工作，避开焦市长的创痛和人们的议论，让这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事情尽可能地逐渐淡化。当然，小姨离开是她一个人离开，孩子得留下来，不能带走。组织上对这个问题是征求过焦柳同志的意见的。
小姨对调她去郊县工作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作为一个组织上的人，作为一名党员，她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何况在和焦柳离婚之后，她也不想再待在市里了。但是小姨对要她离开孩子的决定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组织上向她宣布这一决定时，她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大声说，不，孩子得跟着我，我去哪儿他去哪儿，他不能离开我！
组织上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当然，组织上的决定是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作出的。
小姨愤怒地说，你们这叫什么实际情况？孩子是我生的，孩子生下来焦柳从来就没有管过，他整天在外面忙工作，他哪里有时间管孩子？孩子这么小，他还在吃奶，你们怎么能够让他离开妈妈？
组织上说，这些情况我们也考虑过了，我们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才给焦柳同志请了奶妈。
小姨大声喊道，你们要请奶妈你们就给焦柳请！我的孩子不要什么奶妈！我有奶！我自己能带孩子！
组织上说，梅琴同志，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理解不等于正确，理解也要有个原则。这件事，恐怕只能这么办了，除非焦柳同志同意孩子跟你。
小姨知道和组织上说不清楚，转头就去找焦柳。
焦柳正忙着。他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的案头上堆了一大堆文件。他皱着又粗又浓的眉头，用一支红蓝铅笔在文件的天头上疾速地写下意见。有时候他很畅快，站起来撩开衣襟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两步，有时候他很生气，怒气冲天地拍桌子，把隔壁办公室里的秘书弄得很紧张。
焦柳以为小姨来找他是为别的事情，比如说她对离婚的事后悔了，她想了又想，想通了，她是来告诉他，她收回原来的话，并为她的草率和冲动向他道歉，为她带给他的那些伤害请求他的原谅。焦柳为此而感到欣喜，他甚至已经准备站起来迎向小姨了。他想，如果是那样，他真的可以考虑考虑，也许他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有利的，他一点儿也不想隐瞒，她对他仍然具有强烈的诱惑，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她比那个长着柳叶眉瓜子脸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要强得多，他会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儿，告诉她他的看法。
焦柳没有想到，小姨根本没有向他道歉，没有请求他的原谅，她找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提出的竟是孩子的事情。焦柳一下子就生气了，他还有点失望。焦柳愤懑地想，她怎么会想到孩子这件事情的？她怎么可以想到孩子这件事情呢？她就不会想一想别的，想一想与她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她就是不想别的，不想与她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也不该打孩子的主意吧？她知不知道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孩子是他唯一的孩子，何况那是一个男孩，是他焦家的骨血，是绝对不可以跟着别人生活的？她这样做，也太不像话了！
焦柳不容商量，立刻拒绝了小姨的要求，他认为小姨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已经超过了可以商量的范畴。
焦柳重新坐回办公桌后面去，仰着脸看着站在办公室中间的小姨，冷冷地说，别忘了，是你提出离婚的，既然你要离婚，你就是不想过日子了，你还要孩子干什么？
小姨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要说不想过日子了，是你先不想过日子了，孩子我当然要。
焦柳说，你的思路太混乱了，一点儿逻辑性也没有，你让我怎么理解你的话？
小姨说，用不着理解，我只要孩子。
焦柳说，要孩子也行，我也不主张孩子没有妈妈，孩子没有妈妈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说那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但是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孩子没爸爸人家会说那是一个野孩子，这比没有妈妈还严重。
小姨说，你什么意思？
焦柳说，很清楚，咱们复婚。
小姨说，这办不到。
焦柳说，那我就没法帮助你了，孩子只能跟着我。
小姨说，孩子现在还小，你根本带不了，等孩子大了，我会让他回到你身边来的。
焦柳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你把孩子弄走了，你就带着他远走高飞了，你会把他严格地看管起来，你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被枪子打死了被车轮子碾死了害痨病害死了，你以为我不清楚你那一套？
小姨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会那样做，我会让孩子回到你身边来的，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做到。
焦柳说，也就是说，你肯定你不考虑复婚的事？
小姨说，是的。
焦柳说，那我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小姨还想据理力争，焦柳伸手阻止住了她。他把手中的红蓝铅笔往桌子上一丢，说，孩子的事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在这种原则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就是商量到天上去也不会有别的结果。倒是组织上决定你转业的事，我必须向你说明，这不是我的意见，我绝对不会让组织上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们确实告诉过我对你会有一些安排，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的安排是你的事，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没想到他们会让你转业。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不近情理，你应该向他们提出你的意见。你对他们提出过你的意见了吗？我看你要提，你提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你知道我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什么要求，我只是在参加革命的那一天向组织上提过一次要求，我要求给我发一个白面馍馍吃，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但是我答应你，如果你要我在你转业的问题上做一些挽救的工作，你要我去找组织上，我可以去。
小姨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焦柳伸手拽过桌上的电话，力拔山兮地一摇，看着小姨：说吧，我立刻要他们办。
小姨说，把孩子还给我。
焦柳把电话听筒往话叉上一搁，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不耐烦地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件事你提也别提，你提也没用，我再说一遍，一点儿用也没有。
小姨盯着焦柳，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扬起下颏，转过身去，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那是入秋季节，风在这样的季节里显得有些没有规矩，它们在走廊里窜来窜去，到处乱钻，并且寻找着可以离开的通道。它们从小姨的身后钻进了焦柳的办公室，在那里周游了一圈，把桌子上的文件掀起来，散落到地上。它们很快从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钻了出去，并没有打听出刚刚从那间屋子里走出去的那个女人，她在这间屋子里谈到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