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村穷得可怜，村风却好得可以。所谓村风，无非是指村里人的民情民性民风之类，用句眼下的时髦话，也就是文明的程度。
太平村人善良、厚道、淳朴、节俭、友爱、和睦······总之，不说天下，至少中国祖传所有的美德，仿佛全让他们给“承包”了。
这好村风确实历史悠久。老辈人说，从前清到民国，村里就没出过一个歹人。解放后多次斗争、运动，这儿也均太平无事。即便“文革”，外乡几乎村村都闹造反，太平村却无甚波澜。到后来，村里最大的当权派实在过意不去，主动挨家挨户求“批判”，可家家都说：
“支书，你不让我做太平村人还是咋？”
直到多年之后，地区报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想写一篇在“文革”中和林江集团斗争的典型，但东调西查，终觉得难以下笔，因为这典型实在太不“典型”了。于是只得作罢。
田分给各家种以后，不少地方常发生抢水争化肥之类的纠纷，也免不了会有赌博之类的邪气。太平村却仍安之若素。即使有些小难题，譬如逢年过节，上面为了表彰这里的村风，支援一些物品，人人心里都想要，多要，但最后总是平分或抓阄儿，皆大喜欢。倘有哪个刁佞之徒，做出有损村风的事来，定然会引起全村共讨之的。近朱者赤，在众多硬身板的正直人中间，驼背也被夹直了腰。
于是，就像村前溪滩的沙石越积越高一样，村里的风气也越来越好。乡里（以前是公社）年年评文明村（以前是文明大队），总忘不了太平村。难怪外村有人说它是“文明专业村”。
为此，村里人尤其是老一辈人便引以自豪，时时事事，总不忘把“村风”两字挂在嘴上。干部们把每年得来的奖状挂得高高的，擦得亮亮的。村民们也心里甜甜的。虽然穷，但大家都互相勉励或自我鼓励：
“穷？村风总富嘛！”
可惜的是近几年，这村风渐渐地显出颓败的端倪来。先是村里有些年轻人，偶尔间也会明里暗里发几句对现实不满的牢骚，但终究被他们的父亲，或者他们父亲的父亲管教住了；接着是前些年极少数被村里人一致认为是“硬被夹直腰”的“不同村见者”，也渐渐地歪起身子来，背地里谋划着想去山外干有损村风的勾当，但也到底慑于村风的威力，未敢付诸行动。直到陈书礼家来了个外乡女婿，太平村才真正显得不太平起来。
陈书礼在村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在人们的目光中，他是个“归村华侨”。作为村里惟一的地主的独子，十四岁时候，乃父送他到城里读书，后来干脆在那里做学徒。此事曾引起村人极大的惊诧。因为在此之前，他那地主老子曾先后介绍村里几个最穷人家的子弟，包括后来做了几十年村最高领导，直至现在仍一身兼村长书记两职的根土在内，到城里去做学徒，结果终于没得逞，有的中途逃回，有的干脆硬顶住没去。庄稼人再穷也不能到外面去“吃人家饭”，受城里人欺侮。可后来，陈书礼居然去了！这便奇了，甚至引起村人的愤懑：太平村首富的公子居然也去“吃人家饭”！岂不是煞了村里的名声？直到解放，听土改同志偶然间说，幸亏陈书礼出去，不然也够评上地主，而且话语中还有几句佩服老地主有点远见的意思。但村人们却不以为然。至少，若是陈书礼留在村里，地主家土改后也可以多一个人头，多留三亩保留地呐！
至于后来的事实，更证明有远见的还是村人们。
陈书礼解放后一直在城里一家工厂做技术员，本来倒也安生。不料“清阶”时期，他作为“逃亡地主”被清了出来，很是斗了一阵。妻子病死，两个大点的子女去了边疆，他和小女儿被遣送回老家。这可吓坏了他。城里尚且不讲政策，到了家乡，落在那些以前深受其父剥削压迫的人手里，不被整死才怪！哪知村里人非但没动他一根毫毛，还把父女俩安顿得好好的。全体村干部还登门看望，亲切慰问之后，支书根土说：
“就怪你爹！好端端太平村人不做，让你去城里吃苦头。城里我也去过二十天，那味道我也尝过！”
热话暖心。陈书礼差点没流出泪来。到底是家乡人好，掌握政策。当下便涕泪满面地说了一番感激话，且联系其父，说当年他老子剥削村里人，今日乡亲们还这么好待他。可那根土听了又说：
“地主咋啦？家抄了，地分了，老地主死了，还要把你这小地主逼死不成？那还算是太平村人？”
陈书礼听了心里冷了半截。原来他们并非掌握政策，而是也把我当做“小地主”？但又待我这么好！这是咋回事？过后又想：管他们把我看做谁，没亏待我总是好嘛！
以后的日子也确实过得安耽。陈书礼活儿都不用干，只给村里记工分。所以他从心底里感激太平村人，也从心底里绝了回城之念，只想在这太太平平的太平村做个太太平平的太平人。直到一年多后厂里落实政策，允许他回去，他也毫不犹豫，主动要求退职，留在村里。他更想为村里出点力，以报答村里人对自己落难时的不弃之恩······
谁料就因为此，却引出麻烦事来。弄得他愧悔不巳，且还得闷在心里，对任何人都说不出，也不想说包括对自己的女儿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