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兴办洋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派别，即洋务派与顽固派。这两个派别在对内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及西方的先进科技等方面有着严重的分歧。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是恭亲王奕等人。这些人在对外谈判中，目睹洋人“船坚炮利”，非“天朝”所能抵挡，因此主张掌握西方先进武器，加强防卫力量。洋务派在地方上的代表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其中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贡献最大。1861年1月11日至24日，奕、桂良和文祥先后两次奏折探讨以“自强”为治国总纲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基本国策指引下，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35年的自强运动时期。
1861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为增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兴办军火工业的最初尝试。1862年，李鸿章任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创办上海洋炮局。1863年，他把该厂迁到苏州，改称苏州洋炮局，购入一些西式机械设备，制造武器弹药供给淮军，用于对太平军作战。1864年，马格里在李鸿章支持下，买下英国“阿思本舰队”所带的修造枪炮用的机器，提高了该厂的生产能力，每周可生产炮弹1500至2000发。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将这所铁厂与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设在苏州的两个炮局合并在一起，加上容闳从美国购来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所兵工厂最初计划以造船为主，后来改为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为主，同时也造船以及制造简单机器。该局所产军火主要供给南北洋军队。雇佣工人约2000人，聘用英国技师。同其他军火工厂相比，江南制造总局经费充裕，技术力量雄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兵工厂。1865年，李鸿章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加以扩充，成为金陵机器局。该局的厂址设在雨花台附近，专造枪炮弹药，规模小于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机器局的产品大都供应淮军及北洋，一小部分拨给南洋和沿江各省。该局在英国人马格里主持下，所造大炮质量低劣。1875年1月5日，大沽炮台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68磅重炮弹的大炮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5人，重伤13人。主持人马格里却拒绝承担责任，要求重新演放，结果仍旧炸裂。李鸿章将马格里撤职，此后改由中国人监办。1866年，左宗棠任用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和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承办福州船政局，厂址设于福州马尾。该局主要制造和修理船舶，有工人1700至2000人，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专业船舶制造厂。该局原计划在5年内用300万两白银造船16艘，结果用了6年多时间，开支530余万两，造了大小15艘轮船，均是木壳船，质量不高。1867年，清政府令满洲贵族崇厚在北方筹办天津机器局。崇厚雇聘美国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办了三四年，毫无成效。只好于1870年交给李鸿章经办。李鸿章派中国人进行全面整顿扩建，成立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铜帽、洋枪、洋炮、火雷和各式子弹；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开花子弹和军用器具等。东西两局共有工人约2500人。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的“洋军火总汇”。该局所产军火除供应直隶淮练各军、北洋舰队外，其他如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分防水陆淮军也均按时拨济，连河南等省需用火药、铜帽也向津局索取。
除以上四大局之外，各省督抚为增强地方统治势力，也相继兴办一些军用工业。其中有：1869年，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后迁往兰州，改称兰州机器局；1869年，英桂在福州创办的福建机器局；1874年，瑞麟在广州设立的广州机器局；1875年，刘坤一在广州设立的广州火药局；丁宝桢在济南建立的山东机器局；王文韶在长沙设立的湖南机器局；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建立的四川机器局；1881年，吴大澄在吉林建立的吉林机器局；刘坤一在南京建立的金陵火药局；1884年，岑毓英在昆明设立的云南机器局；张之洞在太原设立的山西机器局；1885年，张之洞在广州成立的广东机器局；刘铭传在台北成立的台湾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把在广州筹建的枪炮厂迁往汉阳，称为湖北枪炮厂，增购机器，建筑厂房，至1895年正式投产。该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后来又添设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成为清政府在自强运动后期兴办起来的全国最大的枪炮厂。清政府兴办的新式军用工业完全采取官办方式，禁止私人资本向军火工业投资，以保证清政府对军火工业的垄断权。军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原材料、燃料、交通运输以及巨额资金的保障。
于是，近代民用工业应运而生。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先后兴办了约40个民用企业，主要有航运业、煤矿业、金属矿业、电讯业、炼铁业和纺织业。这些企业的主要创办者是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僚。如1872年，李鸿章派朱其昂、李振玉等官员在上海设局招商，购买了三艘外国轮船，成立了轮船招商局，以“官督商办”方式经营；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到天津之间设置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等。这些民用企业多数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的。在经营管理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这些民用企业基本上和军事工业一样表现为衙门化，经营管理权把持在官僚手中。商人虽然入股，但对企业经营情况无权过问。
尽管洋务自强运动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出现是进步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建设促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由此，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法战争
19世纪中期，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接着侵略北部，企图把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越南军民同驻扎在中越边境的刘永福黑旗军相配合，在1873年和1883年两次大败法国侵略军。1883年12月，法军6000人进攻越南北部地区的清军驻地，中法战争爆发。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4月，战争在越南北部陆上进行。由于清军指挥混乱，主帅未战先逃，法国占领了红河三角洲。1884年8月，法国舰队突然袭击福州马尾港内的福建水师。由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妥协退让，福建水师损失惨重，军舰被击沉11艘，水师官兵伤亡700多人。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战争分海陆两路进行。在海路方面，法国舰队先后向台湾和浙江镇海发动进攻，遭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法军舰队司令孤拔被击毙。在陆路方面，法军攻占中越边境的谅山和镇南关（今改名友谊关），进犯中国。
镇南关是中国西南边境的大门。占领镇南关后，法军统帅尼格里非常狂妄，他命人在镇南关的城墙上写了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了。”当地的中国人民非常气愤，便也在城墙上写了一行更大的字：“我们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筑我们的门户。”然后，他们纷纷来到清军老将冯子材的大营里，要求加入部队赶走侵略军。当地人民的反法热情一下子就高涨起来。这一切使尼格里非常害怕。于是他放火烧毁了镇南关，带领法军退到了文渊城。冯子材来到被烧毁的关前，气愤地说：“洋鬼子竟敢烧了我们的家门。这个仇一定要报！”他立刻命令部队在关前东西两座山岭上修筑炮台，并垒起一条三里的长墙，把东岭和西岭连接起来。长墙的对面，还挖了一条壕沟。一天早晨，下起了大雾。冯子材得到报告说：“尼格里趁着大雾来攻城了。”冯子材立刻找来了苏元春、王德榜和王孝祺等将领。他讲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然后命令各位将领马上分头行动。尼格里从文渊城杀出后，把队伍分成了两路。一路攻打东岭，一路攻打长墙。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依靠先进的武器，很快就登上了东岭。洋鬼子们一冲进炮台，便把炮口转向长墙开起火来。炮弹雨点一样落在长墙上，炸得石头砖块乱飞。
正面的敌人也端着枪，“哇哇”怪叫着冲了上来。冯子材一面指挥清兵奋勇还击，一面大声鼓励说：“弟兄们，为国报效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能让洋鬼子冲过长墙。不然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两广的父老！”这时候，王孝祺领人绕到法军后面发动了猛攻。苏元春冒着猛烈的炮火，冲上了东岭。两方用大炮展开对攻，东岭上炮声隆隆，喊杀声响成了一片。可是，凶猛的洋鬼子并没有被打退。就在这关键时刻，法国兵突然乱了起来。原来是有人向尼格里报告，说王德榜率兵袭击了文渊城。往前线送食品弹药的运输队几次都被王德榜打了回去。冯子材率领士兵奋不顾身地杀向敌人。周围中越两国的老百姓也都来支援冯子材。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有刀枪，有棍棒，还有干农活用的锄头和铁耙子。尽管武器落后，但他们没有一个怕死的，都不顾一切朝洋鬼子冲去。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指挥抗法，歼敌1000多人，扭转了整个战局，这就是镇南关大捷。在西线，黑旗军也在临洮打败法军，收复了十多个州县。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法国，迫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法国政府急于同清政府议和，清政府也认为这是求和的好机会，就下令停战。6月，李鸿章在天津和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新约》，清政府不但承认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而且还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境开埠（码头）通商。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而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