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决定将镇再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分为三个小组，下到各个大队检查下乡知青的住房问题、口粮标准问题、同工同酬问题、疾病医疗问题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妥善解决好了，知识青年才能安下心扎根农村，为革命种田。
我们小组共3人，镇知青办杨主任，里仁大队知青专干罗春生，加上我。我们负责里仁、碾石两个大队的走访、调查工作。这两个大队地处山区，共有18个生产队，有60多名知识青年。我们用3天的时间进行了调查、走访，贫下中农反映：“知识青年下乡以后，总体情况是好的，能坚持生产，劳动肯干，生活自给。有的知青和队上社员一起搞科学试验田，表现出色。但也有个别知青长期逗留城市，不愿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知识青年谈到，贫下中农对他们照顾很周到，如竹铺生产队的队长表示要给知识青年置齐生产、生活用具，下半年准备给知识青年建住房。
在走访过程中，我也注意到，有些知青当着干部的面不敢讲真话，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将来招不了工。特别是有些女知青，白天和社员一同出工，收工后还要洗衣服做饭做家务，皮肤晒黑了，身体消瘦了，有的甚至生病还坚持出工，柔弱的肩膀承担了过重的艰辛，为的就是想早日离开农村。有的和我聊起内心的痛苦，不觉暗自落泪。对于这一切，我只能深表同情，说一定把他们的困难如实向上级反映。
通过这次走访、调查，镇再教育领导小组认为：永和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主体是好的，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今后要继续贯彻中央的文件精神，使全体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以实际行动回报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
十一、夜宿练家冲
自从贯彻中发70（26）文件以来，各级领导都办了一些实事，知识青年的生存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1970年下半年，上级给永和镇的知青下拨了一批木材指标，以帮助知青修建房屋，添置农具和家具用。我也分到了一个立方的木材指标，但这仅仅是指标而已，买木材的钱必须是自己拿，而且要到离家30多里的蒋埠林业站去买。我来到林业站，林业站的工作人员又要我去找距林业站20华里的筀龙生产队去买，我当天到生产队，把购买木材的钱交给了队长，并签了购买合同，约定10天后在蒋埠林业站交货。
约定的日期到了，我请了我姐夫，两个人拖了一辆板车，5点从家里动身，9点就到了林业站。当我们把木材装好后正准备走时，林业站的工作人员拦住我们说：“这木材你们不能拉走，因为筀龙生产队还没有完成国家任务，购买木材的原则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等他们先完成了国家任务，才能卖给你们。”我说：“我们是知青的指标，已经付了钱。”林业站的人说：“付了钱也不行，这是上级的规定。”我多说也徒劳，只得拉着空板车往回走，空手而归，白忙一天，真是气人。
半年过去了，生产队没有消息，电话也不通，走路去催，来回90多里，实在划不来。一次我去永和办事，在路上遇见了筀龙生产队队长，他说：“树我们多的是，只是没时间背出来，除非你们自己来背就快一些。”又过了几个月，已是1971年4月了，生产队还是没送树出来，我知道生产队的意思是，钱已经进口袋，要树你就自己来背。没办法，我只得又和我姐夫步行40多里来到他们队上。这筀龙生产队地处平江、浏阳两县的界山上，方圆几里稀稀散散住着10来户人家，山上到处是狩猎的棚子和装野兽的陷阱，显得阴森可怕，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们队长。
队长答应派两位社员帮我们把树背到山脚下练家冲，他们就不管了。为了缩短时间，我和姐夫也一起背，从山上到山下来回一次要一个小时，20多根树我们4个人背到太阳下山才完成。从山下到小河边有4里地，从小河里放排到蒋埠又4里地。背树的社员说：“你们今晚只能在这练家冲住一晚了。”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我们找到一户人家，向一位约60多岁的婆婆说明了来意，老人家满口答应，说她还有一个12岁的孙子读书去了，马上就会回家，老人家说完就开始做饭，快要吃饭时，婆婆的孙子回来了。吃晚饭时，我对婆婆说：“太麻烦您了，真是不好意思。”婆婆却说：“乡下人家没什么好招待，粗茶淡饭只管吃饱。”吃过饭洗了澡，我们感觉很累，就早早地睡觉了。
一觉醒来，天已微微发白了，这时只听见厨房有响动，我想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做饭，急忙把姐夫叫醒，起来一看，饭菜都端上桌了。婆婆对我们说：“昨晚听见你们说要早点走，我就早点给你们做好了饭，等一下要我孙子砍两根竹子好撑排。”我们真没想到，这萍水相逢，婆婆给我们想得这么周到，真不知叫我们怎样感谢才好。临走时，我们拿出钱和粮票酬谢婆婆，但是婆婆坚持不肯接受，并说：“你们能够来我家，就是看得起我们山里人，平时，我们请都请不来，吃两餐粗茶淡饭不算什么，只要喜欢，今后再来。”对这淳朴的乡情，我们无话好说，只有出自内心的感谢。
后来，我听别人说，婆婆的孙子到永和工农中学读书了，我就去学校找他，邀他来我家玩过几次，但后来他辍学了，说是为了照顾婆婆。这件事过去40年了，可我还经常记起，激发我对善良、慈爱的思绪和感慨。
十二、一波三折招工路
自从知青组只留下我一个人后，我感到生产、生活上的艰辛和无助。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农活回家，还要自己生火做饭洗衣，这种苦难的日子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看到有的知青招工离开了农村，我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招工，这种想招工的心情十分强烈，连做梦都梦见自己招工了。可是真正招工的机会来了，又阴差阳错地擦肩而过了。那是1971年秋收后，长沙一家工艺美术单位到永和招两名雕刻菊花石的艺工，在镇上知青办就定好我和株洲一位女知青的名单。我们大队的知青专干周高贤同志陪同招工的同志来知青组看人，正好我不在家，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又去哪里了呢？我去大光公社看望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去了。这个叫小叶的同学是我初中的挚友，小叶的老家在四川，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官，后来在浏阳定居了。小叶下乡后，思想一直很消沉，因为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他是父母唯一的养子，他父母很担心他在农村的处境，曾几次写信给我，要我去劝劝他。趁着秋收的雨天，我向队长请了两天假，去30多里外的大光公社看小叶。谁知道我前脚走，后脚招工的同志就到了。没有看到我，招工的同志就径直往另一大队那位株洲女知青的知青组去了。一到她们知青组，招工的同志就看到墙上挂了几幅青松翠柏，小桥流水的山水画，量米用的升筒也刻上了花草虫鱼，栩栩如生，可见其绘画雕刻的功底不错。经打听，是这位女知青同组的株洲男知青的作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招工的同志大喜过望，下决心要把此人招走。可是镇知青办不同意，说：“我们送走的知青是按照本地与外地，男生与女生的比例来分配的，不这样做，今后我们工作就不好开展。”招工的同志就强调招工的专业性，说这样的人才很难找。经过反复协商，镇知青办让步了，而我就失去了千载难逢的上省城学艺术的绝好机会，真是追悔莫及。
大队知青专干老周同志对我这次招工未果感到很惋惜，同年年底，他在浏阳磷矿为我争取了一个招工指标，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老周同志的帮助下，圆了招工梦。当时的浏阳磷矿是我们县首屈一指的省属企业，机械化采矿，福利待遇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能到磷矿工作我同样很高兴。
我与大队知青专干周高贤同志非亲非故，又不在同一生产队，平时也没有过深的交往，在全大队还有30多名知青等待招工的情况下，他为什么对我招工这么关心呢？事后我曾经问过他，他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你能一个人坚持下来已是难能可贵，把你这样表现优异的知青送出去，是我们做知青专干的同志应该做的。”这充分体现了基层的知青干部对知青工作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心。老周同志现已年过古稀，对于当年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至今铭刻在心，现在我还经常去看望他，谈到当年招工的事，我总有一种知恩图报的情分。
十三、保存知青资料
知青岁月已远离我们40多年了，可是我至今还保留着当知青的几张照片，各级政府颁发的奖状，一张大队党支部任命我为生产队政治队长的任命书。一张我当宣传队员时驻队生产队赠给的留念证明等。这些资料历时40多年，版面虽有些泛黄，但基本完好无损，这些资料能完整的保留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想当年，从我记事起，家里也有过很多好东西，如线装竖排的《康熙字典》《古文观止》，少量的玉石首饰及金银首饰，“文革”时期收藏的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及各种连环画。但这些东西都已荡然无存，这其中有的是困难时期变卖养家了，有的借失了，也有的损坏了，唯独这些知青资料保存到了今天，这既有突发的偶然性，也有情有独钟的保护措施，这还得从头说起。
我和妹妹下乡的时候，母亲已年过50，父亲早两年过世了，哥哥远在河南省工作，姐姐出嫁多年，除了我和妹妹外，母亲身边还有一个不满15岁的弟弟，是母亲含辛茹苦操持着我们几兄妹的衣食住行。我和妹妹临走时，母亲含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农村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劳动，不要想家。”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深明大义，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积极拥护的，也舍得让一对子女下农村。下乡以后，母亲还隔三岔五地来知青组看我们。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我们近在咫尺，母亲都时常挂念。记得我们下放不久，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全国都在备战。我们大队在民兵集训时，需要采集血液标本，我便献了300毫升血，母亲知道后，立即买了两瓶“肚维隆”的药片送到知青组，嘱咐我按时吃药。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这伟大的母爱呢？当时我和妹妹在农村合影了一张相片放在家里，让母亲时刻看着我们。以后，我们兄妹把在农村获得的各种奖状、证书都拿回去，贴在家里的墙上，让母亲看了高兴，减少她老人家对儿女的思念。
时间到了1972年，当时我已招工到了浏阳磷矿，妹妹已经结婚，留在了农村（1979年招工到浏阳氮肥厂，现已退休）。这一年，我家位于永和老街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倒了一间，没倒的也已摇摇欲坠，必须拆了重建。就要拆屋了，母亲指着墙上的相框和奖状、证书对我说：“把这些东西取下来，保存好，留作纪念。”我把相框取下来后，就把这些奖状、证书全装进相框里。房子建好以后，我又把相框挂在了墙上，奖状和证书就没有再贴出来了。到了1989年，我爱人从永和供销社调到了浏阳磷矿，单位分给我家一套两室一厅一厨的房子，这次搬家后就连相框也没有挂了，把相框放进了大衣柜。到了20世纪末，由于矿石资源枯竭，单位经济效益下滑，企业生产难以为继，我们都下岗了，必须自谋职业，因此面临着再一次搬家。在整理搬家物件时，觉得这两只相框已不合时宜，于是我把相框拆了，把所有的相片装进影集保存，把衬在相框里的奖状、证书拿出来，又浏览了一番，站在世纪交替的时间上看，我对这些60年代至70年代的知青资料又有了新的理解和发现。这些资料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痕迹，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例如有一张我妹妹廖喜凤1968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浏部队支左办公室、浏阳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颁发的奖状，上面印有当时的副统帅林彪的手写体“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和签名。这算是不可再生的“文物”了，我当即决定把这些知青资料继续保存下去，装进一个文件袋，由此保存到今天。
睹物思情，每当我翻看这些知青资料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知青岁月，尽管3年的知青岁月经历了痛苦的磨炼，付出了很多，但收获得更多，它给了我坚强的信念，健康的体魄，使我在以后的40年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没有越不过的坎，蹚不过的河。
3年的知青岁月，我的感受是没有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