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李贞故里插队当知青
为了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永和镇掀起了上山下乡的宣传高潮。他们将上山下乡运动扩大化，层层下达指标，知识青年不够，他们就把社会青年，或是已经参加了工作的青年也列入下乡对象。我妹妹因家庭生活困难，高小毕业以后便辍学在家，后经居委会安排到永和刻字社担任出纳工作，已经工作了两年，也被列为下乡对象，和妹妹一起工作的刘淑华也要下乡。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号召，谁也不敢质疑，不敢不执行。
为了尽快地完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永和镇还出台了两条措施：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自行组织知青组，二是到本镇农村落户的，可自行挂钩生产队。这样我们兄妹两人邀上平时玩得好的邓万英、邓万勇两姐弟，还有刘淑华、徐玉环共两男四女组成了一个知青组，选择到本镇金桥大队窑前生产队（“文革”中改为新和生产队）插队。这个生产队离家近（距家五里路），位于永和至七宝山公路旁，交通方便，全队26户，120多人，80％以上为李姓人家，是共和国唯一开国女将军李贞故里。
1969年1月16日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们挑着行李跟着前来镇上迎接我们的贫下中农代表，来到窑前生产队。知青组被安排住在社员李华坤家里，一间厢房用土砖砌为两间，男生女生各住一间，一间杂屋也砌成两间，一边做厨房，一边做厕所，厅屋就是吃饭、休息的地方。虽然居住条件和生活设施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但在当时的农村普遍都是困难的条件下，社员能够主动腾出自己的住房让给我们住，这种热情就让我们心满意足了。我们用安置费买了几张简易的木床和书桌，添置了一些厨房炊具，一切都安顿下来后，我们就开始了从未尝试过的农村生活。
二、插队第一天见闻
到生产队的第一天，正好赶上社员胡本星、杨爱美结婚的日子。吃过晚饭，社员们三三两两来到知青组，相邀我们去闹新房。对于闹新房这类活动，我是从没兴趣，也从不愿意参加的，但这次不同，这是我们插队的第一天，入乡随俗嘛，如果不去，还会说我们瞧不起人。
我们知青组6人和社员们一起来到胡本星家，只见厅堂贴着喜字和对联，大红蜡烛熠熠生辉，社员围着几张桌子坐着，吃着喜糖、花生、瓜子有说有笑。我们几个知青也没入座，就站在旁边看看热闹，不到半小时，我们正准备告辞时，新郎胡本星突然抱住我们一位女知青，想要亲嘴，吓得我们那位女知青奋力挣脱，满脸通红地跑开了。对于这种闹剧，我认为是新郎以酒耍疯，玩笑开得有点过火，我们知青组的人立即离开了。
见我们都走了，队上的贫协组长李华积立即跟了上来，对我们说：“我们农村就是这样，结婚三天无大小，你们也不要见怪。”李华积热情邀我们去他家里玩，本来我们都无心串门，但又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了。
李华积40多岁年纪，满脸络腮胡子，身材不高，但是壮实，为人热情、豁达。不一会儿便到了他家，只见几间破旧的砖瓦房，厅堂乱七八糟堆放着农具、杂物，一张饭桌，几把椅子，看来女主人是不善收拾的。女主人周大嫂给我们上了茶，主宾落座后，我就说：“李组长，我们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今后就请您多多帮助教育。”李组长笑呵呵地说：“我们互相学习嘛，今后你们劳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能解决的，尽量给你们解决。”
听到堂屋有人说话，突然从房间里跑出六七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才学会走路，个个衣服褴褛，光着脚拖着长长短短的鞋子，我们忙说：“您命真好，有这么多小孩。”李组长说：“没办法，生了这么一窝子，只能凑合过。”我们进孩子的房间看了一下，两张木床，两张破席子，两床破棉絮，没有蚊帐。这时已是寒冬腊月，这样的条件叫孩子们怎么过冬？我们不免起了怜悯之心。
告别了贫协组长李华积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感觉这农村的生活真苦，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像李组长家这样的贫困户还普遍存在。回到知青组以后，我们谈起了下乡第一天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我们见到的真实的农村。我们知青组几个人商量，如何帮助李家的小孩度过眼前的这个寒冬。我们决定每个人凑点钱，那年代，生活普遍比较困难，我们也拿不出过多的钱来，就给李家买了两床席子、两床棉被，给每个小孩买了两双袜子，表达了我们的一点心意。
三、通宵记录党的“九大”召开的新闻公报
我们下放那年月，农村生产资料、生活物资匮乏，农民缺衣少吃，化肥、农药、煤油、肥皂都要凭票购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年代，政治气氛却十分浓厚。那个时候是政治口号不离口，语录（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早饭前、晚饭后都要面对毛主席画像，做早请示，晚汇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跳忠字舞。我们的生产队长，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带领全体社员跳忠字舞，左扭右扭就是扭不出个舞姿来，引得社员们满堂大笑。我们下乡不久，正逢党的“九大”即将召开，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期盼。
1969年4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新闻公报。当天，我们知青组几个人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党的“九大”召开的喜讯尽快地传播到广大党员和群众中去呢？20世纪60年代末，农村根本没有电视机，也很难看到报纸和收听到广播。全生产队就我们知青组有一台自己组装的单管单波段半导体收音机。我们决定利用晚上电台用记录速度播送重要新闻时，把党的“九大”召开的新闻公报记录下来用红纸抄写张贴出去，让广大党员和群众尽早看到党的“九大”召开的重要新闻。说干就干，晚饭后，我们进行了分工，两人记录，一人调试收音机。12点过后，电台开始用记录速度广播党的“九大”召开的新闻公报。我们3人就围坐在收音机旁，聚精会神地听，一丝不苟地记，播送时每句话，播音员都会念2－3遍，遇到疑难字，还要作出注释，我们完全可以记录下来。但是收音机是单管机，有时声音忽高忽低，甚至串台或跑台，每当这样，我们急得直冒汗，一边转动室外天线的接收方向，一边不停地调音，让收音机保持最佳的收音效果，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出半点差错。公报全文2000多字，我们一直记录到凌晨3点多钟，总算把全文记录完了。然后我们3人又把公报全文校对了一遍，接着拿来红纸和毛笔，一直到早晨5点，我们才抄完公报。抄写完公报，我们打开大门，东方已经发白，一股清凉的晨风拂面而来，我们不觉打了个寒战，4月的清晨，还多少有点寒意。我抬起头，仰望天空，天空蓝得那么纯粹，连一点云彩的褶皱都没有。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揉了揉有点打架的眼皮，经过一夜的收听抄写，我们把千里之外用电波传来的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变成了文字，抄写在红纸上，即将传达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去，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吃过早饭，我们立即把红纸抄写的公报张贴在生产队保管室墙上最显眼的位置，陆陆续续就有社员过来观看，还夸我们知识青年政治觉悟高，这么快就把“九大”召开的新闻公报抄出来了。
四、艰苦的磨炼
初到农村，一切农活都要从头学起，不管多苦多累多脏，都要跟着去干。写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记起沈博爱老师写的《蹉跎坡旧事》有这样的描写：“祖父因是个染工出身，无奈弃工归农，学着做犁耙功夫，地方都叫他‘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喻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吃力适应过程）。”我想，我又何尝不是个改锹子呢！我们这些城镇的知识青年，来到这广阔的农村，要适应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不下苦力，不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行的。对我们下乡知青，有一个时髦的要求叫“三皮过硬”。何谓“三皮过硬”？就是指裸露在人体表面三处不同部位的皮肤，即肩膀皮、手掌皮和脚板皮，在劳作中经常受外界的摩擦和挤压，形成一层很厚的“老茧”，叫三皮过硬。
先说说这肩膀皮的磨炼。挑担子是磨炼肩膀皮的常规功夫。这挑担子功夫是靠顶天的肩膀皮和立地的脚板皮互相支撑来完成的，担子压在肩膀上，重力的方向是垂直向下的，物体的移动方向是水平的，所以挑担子是个不折不扣的死功夫，没有半点巧可以找，即没有省力的可能性。不管是挑长途和短途，压在肩上的重量是多少，就得承负多少重量的移动距离。当时我们下乡不久，还没有学会犁耙功夫，所以像挑担子这类死力功夫老是光顾我们，如挑石灰、挑瓦泥、送公粮等。这肩膀皮被扁担不断地摩擦和挤压，就红肿起来脱皮，久而久之就结出一层老茧。
再说说这手掌皮的磨炼，扮禾（打稻）和插秧是磨炼手掌皮的常规功夫。扮禾首先得割禾，割禾时左手握紧禾杆，右手挥动镰刀，刹、刹、刹，一排排割倒，握禾秆时手掌皮和禾秆禾叶接触，有时禾秆上长满了像跳蚤一样大小的蚜虫，灰蒙蒙地望着心里发怵，蚜虫有毒汁，沾在手上发痒脱皮。扮禾时，双手握紧禾把成扇形，使劲往禾桶上的禾栅上扮，还要霍（捆）秆。一天下来，连手指的指纹都磨平了，红红的现出血丝。更恼火的是“双抢”（抢收抢插）期间，手指皮手掌皮没有养伤长皮的生息机会。因为扮禾和插秧是交替进行的，做牛功夫的跟在扮禾的后面翻田耙田，田平好了就得插秧，争分抢秒为的是赶季节。受伤的手指插秧时在烂泥里插进抽出，碰上石头砂子就痛得钻心钻肺，难怪有“十指连心”的说法。每年的“双抢”是谁也不能躲避的，经过20多天起早摸黑的苦干，我的手指手掌皮经历了红肿起泡、皮烂流血、结疤长茧的三步曲，可说是修成了正果。
最后说说这脚板皮的磨炼。磨炼脚板皮首推项目是耒禾（草），即对水稻的除草中耕，把稻秧行间的水草用脚蹂伤踩入泥中的中耕方法（出集体工时，有段时间曾强制农民用手指掻扒，弯腰驼背劳动量更大）。熟练耒禾脚步的人，用脚有序，收脚时把水草都封闭在泥浆下面，让野草在泥里沤死烂掉，泥面平滑如镜。我那时耒禾用脚无序，人走草又抬头，农民就用脚示范给我看，脚把脚地教，我才慢慢学会。我们插队那年代，都是耒石灰禾（先把石灰撒到稻田里，灭草除虫，再下田耒禾）。石灰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肥料，撒在田里，田里的黄鳝、泥鳅、田螺、蚂蟥都会被碱水沤死，脚板皮在强碱水里浸泡，更是疼痛难忍。收工时洗净脚板皮，才发现留下摩擦的血晕和划破的伤口。
其他如踩砖泥、踩瓦泥和三合土（黄泥、石灰、砂子混合成的建筑用土），也是磨炼脚板皮的功夫。我插队的窑前生产队有一座瓦窑，这是队上唯一的副业生产，我常在窑场挑瓦泥、踩瓦泥，所以我的三皮是名副其实的过硬了。
由于农村环境太艰苦，我们知青组的女知青苦不堪言，有些农活是不适合她们干的，可是我们的女知青不愿丢这个脸，她们要经得起考验，好好地表现一下自身价值，争取早日跳出这扇农门。结果是事与愿违，有的就弄出病来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知青组6个人有的病退，有的转队，有的结婚，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留下来的我，苦闷、失落、孤独、不甘和憧憬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我决心不改初衷，用自己的血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五、不屈的守望
生产队长见我一个人又要出工，又要自己做饭，就安排我去大队石灰厂上班。石灰厂有食堂，省去了自己做饭的烦恼。石灰厂的采石场离地面有10多米深，打眼放炮是石匠的活，我们只能挑料石，把料石挑到地面后，还要挑到10多米高的窑场。坡很陡，路都是修成“之”字形的。我的体力只能挑到150斤，可是碰上大石块，一担足有200斤，200斤的担子压在肩膀上，走起路来口里直喘粗气，脚下直打哆嗦，走不了几步就要咬着牙换肩，那种艰辛的程度不言而喻。这是我下乡干得最累的活。
除了最累的活，还有最难的活。砍窑柴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活。到五里外的山上砍窑柴，砍的都是茅草和灌木。对于捆柴和枪柴（把两大捆柴用枪棍插进去挑在肩上）这两个环节我总是弄不好，望着别人都是三下五除二地一气呵成，我是又气又急，埋怨自己手脚笨。有一次砍柴，为了跟上别人的进度，我不免有些手忙脚乱，一不留神，柴刀扎向自己的脚关节，扎出一道一寸来宽的口子，鲜血直流。我急忙扯下擦汗的手巾包扎伤口，总是止不住血，直到同来的社员急忙寻来草药帮我敷在伤口上才止住了血，至今我的右脚关节处还留下了一寸宽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