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食其力做零工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肩上，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每月仅能收到哥哥寄回的15元钱，生活十分困难，母亲只好自找一些门路，干些零活，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我决定自食其力做工。
那时永和磷肥厂生产的过磷酸钙需要一种草袋做包装，永和老街的居民几乎是挨家挨户织草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永和老街已没有了个体商户，一切商业全由供销社经营），被人戏称草包一条街。我家也请木匠做了一台草袋机，母亲和妹妹就以织草袋为主。纺织草袋首先把搓好的6毫米粗的草绳按竖的方向间隔50毫米缠在草袋机上，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然后由一个人坐在草袋机前，用手横穿一根稻草，踩一下踏板，这样一根一根的稻草如同纬线横向交插地织在经线上，织成一块约0.7米×1.8米的草帘，把草帘对折夹在木架上用一根铁针穿上细草绳缝好两端，一只草袋就织好了。一只草袋装200斤磷肥，收购价是0.38元/只，两个人互相配合，一天最多织10只草袋，除去稻草的成本钱，一个人一天能挣一元多钱。由于织草袋的人多，用量又有限，所以一个月最多只有半个月做事。
除了织草袋，母亲还带着妹妹去磷肥厂捶矿石。当时永和磷肥厂硫酸车间有两座块矿炉，块矿炉用的矿石要捶成直径40毫米左右一坨，用铁铲投进炉膛，烧出二氧化硫，经转化，干吸制出硫酸。捶矿石的人多，矿石供应不上，运矿石的汽车有时天没亮就来，为了抢到块矿，母亲和妹妹天没亮就去矿坪守候，早出晚归十分辛苦。
弟弟当时还只有十三四岁，也没闲着，他帮人去推板车往返于横山至永和之间，来往一趟要跑近60华里，很不容易，有时脚都磨起了血泡。
我是成年人了，做的都是体力功夫。我在磷肥厂挑“鲜钙”，这鲜钙就是磷矿粉和硫酸在化合箱内混合的磷肥半成品，经切削成粉状，用撮箕挑到成品仓库进行熟化，然后用抓斗翻堆破碎就是磷肥了。刚化合出来的鲜钙会产生一种叫氟气的有毒有害气体，据说人若吸入大量的氟气，连骨头都会脆化，且鲜钙含有硫酸，腐蚀性极强，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及用的工具，极易腐蚀，工厂只发给我们手套和口罩，其他都要自备。这鲜钙出干的还好挑一点，有时出稀的成糊状就更难挑了，簸箕里的鲜钙不断往外掉，等挑到库房就只剩半担了，掉在路上踩在脚上，穿的套鞋没几天就老化开裂了，我们就在套鞋里垫些稻草继续穿。担鲜钙是既有毒气又有腐蚀，又是很辛苦的苦力劳动，但那时做的活不多，为了一日三餐，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除了挑鲜钙，还去装汽车、装火车。200斤一包的磷肥，由两个人提起，放在肩膀上，扛着上汽车或火车，攀登在高高的跳板上。那时，我虽然年已20岁，但毕竟才从学校出来不久，缺乏体力，200斤的重物压在肩膀上，脚下不免有些发抖，我也只能咬咬牙默默承受。
有时没有零工做，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去浏阳河捕鱼捉虾。大部分的时间是“沉鱼”，沉鱼就是用一只直径30厘米的沉筛，沉筛上面蒙一块白布，白布中间挖一小孔，沉筛中放一点芝麻豆子粉做鱼饵。然后在河床中用脚挖一个氹，把沉筛放在氹中，两边压上石头，小鱼就会从孔中进去吃食。有一次涨大水，我一个人去“沉鱼”，我刚把一轮四个沉筛放下去，顷刻之间，河水上涨了一米多，可能是浏阳河上游的洪水到了。一时间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沉筛放在什么位置都搞不清楚了，望着汹涌澎湃的洪水，我吓蒙了，背起鱼篓就跑，这次是鸡飞蛋打了，不但没捕到鱼，连渔具也丢了。
在没有了父亲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全靠自食其力，总算渡过了那段酸楚难熬的日子。
二、永和完小代课
正当我在居委会的劳动服务站做零工的时候，永和完小的教导主任刘希名找到我，要我去他们学校代课。对于刘主任，我是非常熟悉和尊敬的，我在永和完小读书时，他就是学校的教导主任。1966年下半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回家，刘主任就要我去永和完小代课，我去教了3个月的书，因一中来通知要求我们毕业班的学生要统一去永和磷肥厂参加劳动锻炼，我只好辞去了代课，和同学们去了磷肥厂。
这次，刘主任又来找我，说：“现在永和地区由家厂矿正在扩建，迁到永和完小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老师差额较大，要我帮助物色几个合适的人去当老师。”当时我想，与其在劳动服务站打零工，还不如去当代课老师，至少避了风雨，工作也相对稳定，于是我就答应了刘主任去他们学校代课。
还找谁去代课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李干生同学，他是浏阳三中66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又曾经是红卫兵战友。李干生又去找了彭小凤，我们三人相约到了永和完小代课。
那时还处在“文革”中，中学、大学都停课了，小学虽然没有停课，但教学秩序不好，学生不大听讲。有一次上语文课，当我在黑板上写字时，一个姓巫的同学攀着窗户去捉鸟，我叫他下来他不听，我就扯着他的衣服往下拉，也不知是我用力过大还是他衣服太旧，这一拉竟把衣服扯了个大口子。这下同学们就起哄了，弄得我很尴尬。正在我不知所措时，有好心的同学找来了刘主任，而这位捣蛋的同学正好是刘主任的外甥，刘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他，给我解了围。我把这位同学的衣服拿到永和缝纫社补好了。从此，我总认为，老师这个职业，对我是不太合适的。
教学之余，我和李干生、彭小凤经常在一起闲聊。彭小凤是武汉二十一中67届高中生，她是在大城市读的书，见识比我们广。那时正是革命样板戏风行之时，彭小凤会唱京剧，我对京剧情有独钟，那种京腔京韵听起来，令人陶醉。我和李干生就要彭小凤教我们唱京剧。彭小凤欣然答应。她教我们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她唱一句，我们学一句，她唱得有板有眼，我们学得津津有味。这京剧我们南方人学起来比较困难，要唱好就更不容易了。除了唱京剧，我们还在一起唱革命歌曲。
1968年9月，全国上千万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聚集在城市里。这些人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现在都成了没有学业的劳动后备军了。
正当造成高初中学生陷入既不能升学，又难于就业的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毫无疑问，我们都是下乡的对象，永和镇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早把我们的名单通知了永和完小，永和完小的领导和老师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勉励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去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永和完小，回到家里，等候下乡插队的通知。
三、复课闹革命的始末
1968年下半年，许多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当时66届、67届、68届（简称“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都积压在学校里，既不能升学，也难于就业。浏阳一中根据上级的指示，发通知要我们回校复课闹革命，当时我们已离开学校一年多了，是去还是不去呢？我有点左右为难，我们66届是毕业班，初中阶段的课已全部学完，去学校复课又复什么课呢？因我1966年下半年就收到了湖南机械工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只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形势越来越乱，我们66届那次分配还算不算数呢？一直也得不到肯定的答复。我当时是渴望上学的，于是我怀着一线希望决定还是去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以便打听一下我们这一届学生今后的去向。
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学校，到处是一片荒凉，教室的走廊、过道长满青苔，教室满是灰尘、蜘蛛网，门窗的玻璃七零八落，课桌椅也缺胳膊少腿。同学们对我说：我们还是认你这个生活委员（因我是寄宿生，一直担任班上的生活委员），你就领着我们进行大扫除吧。我这才发现，来复课的同学仅仅是到了一半，且大多数是家住城关的通学生。这些城关的同学在“文革”大潮中混了两年，现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混乱的局面已趋稳定，待在家中也没事做，听说要复课闹革命也就来了。家住农村的寄宿生来得很少，有的是受经济的限制，有的也可能没收到通知。
说是复课闹革命，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安排，也没有老师上课，同学们在教室里也没有事做，整天还是争论“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我们那届的升学分配问题，大多数同学认为，那届分配既没有举行升学考试，也是在学生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学校领导和老师一手制造出来的，没有分配学校的同学表示不能接受，必须推翻重来，我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也认为这次分配怕是不能兑现了。在学校待了10多天，我觉得这么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带来的生活费也用光了，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了，我去找了79班陈佑明同学，他也是永和街上人，比我低一届，我邀他一同走路回家，他同意了。
我和陈佑明同学离开了学校，经圭斋路走出了东街口，一直往东走。陈佑明说：“我们走铁路回去吧，我觉得铁路是最直的，距离应该也是最短的，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坐上不要钱的火车。”我说要的，我们就走铁路。醴浏铁路是窄轨铁路，每天除了几趟运磷矿石的货车和两趟客车，路过的火车并不多，速度也不快，一般也没什么危险。我们走在铁路上，双脚在两根钢轨之间的枕木上跳跃，这种步伐比平时走路要快一些，可是当我们走过溪江车站后，腿脚就有点发酸了，步伐也慢了下来，望着这两根平行的钢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刚才那种兴奋的心情也一扫而光，倒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枯燥乏味。陈佑明要我讲故事解闷，讲什么呢？我和陈佑明的知识面差不多，我知道的他也知道。我突然想起我哥哥回家探亲时，给我们讲过我国自己制造的国产战斗机歼七、歼八的故事，讲过他外出出差的见闻，什么峨眉山的猴子，东北的狗拉雪橇，北京十三陵的地下宫殿，我把这些故事讲给陈佑明听，这下陈佑明高兴了，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古港车站。古港车站是醴浏铁路比较大的车站，正巧车站有一列货车正在扑哧扑哧排着白色蒸气，准备发车。我一眼认出了尾车上手拿信号旗的车长是我外甥女唐岚珍的亲戚，我跟他打招呼，要他带我们回永和，他爽快地答应了。我和陈佑明跳上尾车，一路顺风回到了永和。28年后的1996年，我到浏阳沙市探访我的一位同学，正好在我同学那里遇上了20多年不见的陈佑明（陈佑明20世纪70年代回到老家沙市去了），他还提起那次走铁路回家的事，并风趣地说：“再给我讲讲歼七、歼八的故事吧！”
自那次走路回家后，后来学校又几次通知我回校复课，我每次都去了，唯一的希望是还能继续上学读书，直至复课闹革命结束，我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等到的是1968年底开展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这才是我们“老三届”的最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