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个肖悄来临。我印象中江南春天绝美处乃在绩溪。在这皖南深山中小小县城，晴暖时花开遍野，微雨斜飞则绿柳拂窗，别出的自然景致加上独有的徽州方言及一连串的徽人徽事，令这徽商发源地散发出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我想写一写绩溪的愿望已生出好几年，但无论对它的风土人情还是自然风貌都谈不上足够的熟悉，只是无端的一种文化怀旧情结迫使我屡屡想要拿起笔来，写这“千山之中”“弹丸小邑”（沈复语）。近十年来，每一年的春天我几乎都要借故去一趟绩溪，而每次的感受皆有不同。绩溪是出过一个“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胡适的，因此也有个胡适故居。这样一处离县城几十里的乡村旧居，打从它1897年建起，已成了百年沧桑。我读了湖北大学教授易竹贤的《胡适传》后，便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了故居所在地上庄镇。沿着奔腾的常溪河，踏着干净的石板路，朝着一个密密麻麻的村落走，我的心里不由得生出幻想的翅膀，想到胡适幼时在母亲慈爱下早早到村塾中苦读的情景，想到他留洋归来在山村举行新式婚礼的热闹之夜。
但眼前静静的村舍，蜂飞蝶舞的麦垄莱田，祥和宁静的自然美却不由得要叫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感叹，而回望故居门楼上的“风清月朗，魂兮归来”几个字，自然、人、历史的交集已使得游春者仿佛在读一本沉重的厚书了。
由胡适所在的上庄略向西行，却又是一个大村落余村，与上庄一例的徽式建筑，一脉相通的常溪河。对中国新文学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有一个“湖畔诗社”，那里面就有一个汪静之。我曾作过一题《少年行箧老未归》的文章略述其人其事。这汪静之便是余村人，作为新派诗人，他写了一辈子的情诗，但却始终没有超过他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看来人一生的少年期，的确是如四季中这春天，无论后来的季节在热烈、厚重、冷峻等方面如何胜过春天的缠绵与稚嫩，但却无法取代这个自然赐予的季节，更无可比拟于它的稚嫩与缠绵。汪静之就是体现出了这样自然规律的一个人。当我们面对树前常绿的竹尖山，村头常流着的常溪河，自然联想起唐人崔颢春过汉阳时的感叹：“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敢拿绩溪的春天来比北京，这在我读到章依萍的《春愁》之前连想也没想到。这个有点狂傲有点多情有些自卑的章依萍在二十年代以一本《情书一束》刮起了一阵文学旋风，而他也是一位绩溪人。与胡、汪、程一样，章也是绩溪的大姓。他在《春愁》里写道“都说是春光来了，但这样荒凉寂寞的北京城，何曾有丝毫春意！遥念故乡江南，此时正桃红柳绿，青草如茵。”这样美的江南，这样美的绩溪，怎不叫人牵挂神往？出得绩溪城向东而去，公路两边山坡上，真正是杜鹃如火，桃花烂漫，空气中传来一阵阵绩溪人用来做“微州果”的香椿的香味，迤逦数十里的公路旁处处种着一棵一棵香椿，紫红色的椿芽在料峭春寒中欲展又迭，似乎也具备了徽州人的羞涩之美。到了北村，一条小溪由东向西穿村而下，依山坡而层层建筑的徽民宅保持着明代官制的遗风，多为三开间两进，有马头墙、天井、阁楼，一边是粉墙黛瓦，一边是青山绿水，人烟与仙气相交融，便令这古村落具备了某种诱人的魅力。而保存基本完好的章依萍故居，“坐井观天”式的明堂，一排排雕花阁栅，使爱摆弄文化的人徜徉其问，多少能寻到一点精神的慰藉。
绩溪，因两水交织始而名之，而这座皖南小县却是这一区域长江水系和新安江水系的分水岭，因此县内人士到某处去喜欢称岭南岭北。如今去绩溪，往往由南京坐火车过来，经过宣城再一路上去，而昔日水运发达时，则往往由杭州武林下“江山船”逆富春江往上，经由歙县深渡上岸，步行至仁里村。说到仁里，我希望爱文史的人去读一读沈复的《浮生六记》，其中《浪游记快》中就提到了这一个有名的村落。沈复记道：“去城三十里，名日‘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苦无轿马，乃教以断竹为杠，缚椅为轿，雇人肩之而去……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前旷处高塔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拾对烛，大如断柱，八人拾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这段记述已过去二百年，而现在花果会似乎也不再举办，但在春天有这样一点雅兴，约上一两个朋友来仁里，在它那虽经风雨磨蚀却古风犹存的狭窄村街，体会一下昔日行脚商人或苦读游子远游归来或离家远去，途径这里的那份亲切与依恋，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章依萍在《春愁》的结尾写道：“好梦难重作，春愁又一年。”我每读此句，便要想到那“桃红柳绿，青草如茵”的江南春景，想到那地灵人杰、才子辈出的绩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