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个严父。他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经常滥施家法，动辄用鸡毛掸或竹片，鞭笞抽打我和我的二哥。
其实父亲并不是脾气暴躁的人，他活得不顺心，拿我们出气而已。
他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好好先生”。父亲这辈子实在活得庸庸碌碌，除了为这人世间留下一大堆子女，就再也没有留下什么。他一共生育了我们十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九。不过，我见到的只有三个：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其余两个姐姐只听说在台湾，却从未谋面。另外四个，压根儿没听父母提起过，也许是早天了吧。父亲说：“我把你们生下来，就要把你们养大，这是我的责任。”
“责任”两个字像一座大山，足以压垮一个顽强的生命。父亲把“责任”这座大山扛在肩上，蹒跚地挣扎着，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荆棘满途的驿站，默然承受，无怨无悔！
父亲在闽西北一座山城开了一家照相馆。50年前，山城的人很不开化，人们对照相匣子怀有一种蒙昧的恐惧，说是“摄人魂魄”的魔匣，而照片则被视为“魂灵显现的幻影”。因此山城大多数人对照相存有抗拒心理。再加上穷得叮当，父亲店铺的生意十分清淡。
我的祖籍福州。父亲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为了逃避战火，逃避日军对福州的狂轰滥炸，挈妇将雏，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向闽西北山区流徙。先到南平再尔沙县，最后羁旅穷乡僻壤的三元镇（今三明市）。不料，竟这样注定他在这山沟沟过一辈子，最后还埋骨在这里的一座山头。
这是父亲始料不及的。
山镇四面峰攒翠拥，中间一条清溪穿流而过，一条小街沿溪蜿蜒。
父亲租赁一座靠山边的古厝左厢两房，利用大厅做照相的场所。
父亲没有什么嗜好，也没有什么朋友，他对谁都一样，没有“肝胆”
那一类。他很少上街、印象中他好像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或戏，为的是省几个铜板。他唯一的嗜好是钓鱼，钓友是一位刻印的师傅，他是个跛子。
时常天刚蒙蒙亮跛子就来叫门，于是父亲就扛了钓竿跟他出发，直到夜幕垂空才荷月而归。第二天，饭桌上就有了令人垂涎三尺的河鲜，一家人大打牙祭。父亲这时往往只端着酒杯，却很少下箸，看着馋猫似的子女吃得津津有味，舌头咂得山响，脸上挂着满足且饱含自豪的笑容。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遭受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每人每天定量供应六两口粮。我们几个兄弟正处发育期，食量惊人。父亲为填饱这几张嗷嗷待哺之口，不得不去种些蔬菜杂粮以疗饥度荒。
他在河边的沙滩开垦了几畦菜地，种上花瓶菜，这是一种贱生的植物，即使在贫瘠的沙地上也长得油绿茁壮。父亲又在后山斜坡上刨树根、搬石头，辟出一片木薯地。他起早贪黑，在地里忙个不停。
有时我跟父亲上山。骄阳当空，烈日喷火，我看见从未干过农活的老父，用脖子和肩膀夹着扁担，背脊耸得像驼峰，拄着拐棍，一步一颤地挑着粪桶，爬上陡峭的山坡。爬到半山坡，我已经气喘咻咻，直不起腰，汗如雨下，带有咸味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看到父亲身躯佝偻得像虾公一样，一步一弓地向上挪动。望着他的背影，我直想哭……
父亲总是把自己那份口粮省下来让给子女，自己只吃花瓶菜、木薯粉，甚至野菜。结果，他得了水肿病，全身浮肿发黄，肌肉完全失去弹性，一掐一个窝，连路都走不动了，经常要人搀扶。母亲到处想方没法买米糠给他吃，以求消肿，可是那年头，米糠也是珍贵的奢侈品，“一糠难求”啊。一向健壮的父亲一下子虚弱得像一只充气的皮囊。
后来，就发现他得了胃癌。吃什么吐什么，几个月下来就形销骨立，瘦如枯槁。父亲在病榻上缠绵了半年，但我们惊异地发现，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每天夜里，他那间房总是那么静，静得让我们好几次以为他已经悄悄地去了。医生告诉我们，胃癌十分疼痛，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父亲从病起没有呻吟过一声，为的是不惊扰家人，让我们能睡得安稳，他忍住痛，把嘴唇都咬烂了。
父亲病逝于1968年。每每忆及，我总感到万分愧疚，他为我们劬劳一生，我却没有反哺过他一天。
父亲的一生是庸庸碌碌的一生，但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硬汉，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也许就是“责任”这两个字了。如果我这一生做人做文做事，对社会、家庭、朋友有值得称道之处，或取得些许成就，实应归功于父亲“责任感”的感召。
如果真有轮回转世这档事，又允许我选择投胎的话，面前摆着富爸爸、名爸爸、官爸爸，任我挑选，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穷爸爸，因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