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基层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生活单调，与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多年来，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重点都放在了乡镇一级，每年的“三下乡”活动为农民送书、送节目，大部分都送到乡镇或极少的行政村，农民还存在“看书难”问题，仅靠“三下乡”活动发送的图书，难以满足群众读书需要。许多农民反映，“三下乡”活动发送的图书内容与农民需求相脱节，部分书籍“看不懂”“用不上”。一些村级文化室、文化大院、文化示范户的活动形式单一，层次不高。大多数文化站（中心）活动形式陈旧，内容缺乏创新，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多，一些乡村文化站只有“壳子”而没有“瓤子”。
三是文化专业队伍状况令人堪忧，与当前文化创新的形势不相适应。目前，我区农村基层专业队伍人员结构普遍存在年龄偏大，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撤乡并镇后调整岗位的，存在文化程度偏低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在一些文化馆、文化站（中心），由于受人才和现行人事管理体制制约，年龄大的退不下来，年轻的又因无编制进不去，队伍青黄不接十分严重。作为群众文化的主要辅导力量——县文化馆、乡文化站的业务人员出现了人才断层现象，缺乏能独当一面、挑大梁的业务人员。
四是管理体制不顺，文化专干不专，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不相适应。全区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名称不统一、职能不一致的问题十分突出。在机构改革中，一些县文化局不再单设，有的与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合设，有的与科技、体育、教育等合设，给乡镇文化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造成“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由于管理体制原因，产生了文化专干不专的问题。
很多文化站干部常年承担经济、社会等行政事物性工作，基本没有精力组织文化活动。
三、对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趋势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进程进一步推进，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是农村文化需求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当前，农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不仅仅满足于听听广播、看看电视、读读书报等“被动式”的形式，更多地想看到“自己人”的创演、看到自己的生活等主动式的参与。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多样上，而且表现在对精品文化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多上。
二是农村文化阵地逐步网络化。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广播和影视传播技术、数字设备技术等发展创新日新月异，农民群众对新型文化传播方式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虽然我区在一些乡镇建设了网络信息平台，但内容形式单一，发挥作用有限。国内一些省区在经济社会条件较好的乡镇建立了综合多功能的网络数字传播平台，为农民群众提供影视、信息、汇演、娱乐等多样化的文化服务，有力推动了农村文化发展。
三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入多元化。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以各地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近年来，国内一些省区在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多元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大连市，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把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资金纳入各级财政计划中，并随着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逐年按比例提高，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提供了资金和物质保障。同时，建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引导专项资金，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通过“民办公助”“以奖代补”引导和发展农民自办各类文化活动。
四是农村文化队伍职业化。农村文化队伍建设是为广大农民提供文化服务，满足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近年来，国内乃至我区一些县市，积极改革县（市）级文化管理机构，充实乡镇文化站力量，落实文化班干部待遇，探索体制外聘用文化工作者的路子，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文化队伍职业化。
四、进一步加强我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针对我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投入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的问题，建议自治区单列专项资金给予扶持，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自治区新增财政收入按一定比例设立专项资金，确保及时足额投入。强化措施，落实政策，各市、县（区）财政要建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入机制，要保证图书馆有一定的购书费，文化馆有一定的文化事业经费。“两馆”事业、活动经费（除工资外）川区应不低于所辖地区人均1元，山区应不低于0.8元的最低标准；乡镇文化站（中心）事业费和活动经费，应不低于所辖地区人均0.5元的最低标准。
二是积极推进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有关部门在抓好“送文化”活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种文化”。要坚持深入基层特别是偏远山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多为基层选送一批农民群众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文化产品，多提供群众普遍欢迎的文化用品。通过乡镇文化站定期将图书流动送到村文化活动室，方便农民群众就近读书，真正解决农民看书难的问题。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创新文化，要充分运用创新文化生产方式，改进和提高农村文化表现形式，不断推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新形式，对那些积极、热心服务于文化公益事业的农户给予扶持奖励，变被动观赏为主动参与，变“拿来”演出为自创演出，努力形成各展所长、相得益彰的农村文化传播新格局。
三是建设一支热爱农村文化工作，有业务专长的乡镇文化专干队伍。要切实加强农村文化队伍，采取公开招聘、招考的方式，录用一批文化艺术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文化站工作，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实活跃农村文化专干队伍。建立长效培训机制，对农村从事文化事业的干部职工进行新知识、新专业、新技能培训辅导，提高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素质；加快开展乡村文化人才资源普查，发掘和培养农村文艺人才骨干，将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才充实到乡村文化干部队伍中，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组织区、市、县、乡镇文艺汇演等竞赛活动，搭建培育农村文艺人才的平台，促进队伍专业化建设。
四是理顺关系，明确目标任务。建议自治区有关部门根据文化工作的职能和性质，统一归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关系，要积极探索建立党委、政府农村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乡村文化监督联络员制度等，对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明确定位，确定责任、密切协作、各负其责、齐抓共管，逐步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发展统计内容标准，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和考核、激励、约束机制，使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切实纳入农村经济社会总体发展之中，努力推动我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董强：宁夏党委政研室副巡视员；张洪斌：宁夏党委政研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处长；安军：
宁夏党委政研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副处长；陈艳萍：宁夏党委政研室社会发展研究处主任科员；杨菲：宁夏党委政研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副主任科员）探索具有宁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式
雷侃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首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宁夏的“回族山花儿艺术”“回族民间器乐及其民俗”“回族传统服饰习俗”三个项目赫然在列，这意味着对回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更加规范、有序的历史阶段。2008年6月，我区申报的“隆德杨氏家族泥塑”“隆德高台马社火”“回族汤瓶八诊”“张氏回医正骨”“北武当寺庙音乐”进入第二批国家级名录。在向文化部提交的这八个项目申报书中，对项目的保护内容与五年保护规划作了表述。项目申报成功后，如何对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项目进行传承保护，探索出一条切合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的道路，成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宁夏进入国家级名录的保护项目中，回族文化项目占多数。回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导和决定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留存、传承和延续发展方向。回族山花儿等在宁夏呈现出在回族单一民族中流传延续的特点，受相对内敛的民族性格和宗教习俗的影响，传承脉络在民间十分微弱。因此，对回族民间文化的保护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行为的介入和执行。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保护中心”）首先从“回族山花儿艺术”“回族民间器乐及其民俗”“回族传统服饰习俗”三个项目入手，摸索切合宁夏区情和适合项目传承与发展实际的保护工作方式。
一、因项目定措施，明确保护方案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总体目标，它只有在确定了各种类别的具体文化项目作为保护对象时，才可以说确定了保护的具体对象。回族山花儿、回族民间器乐是在我区回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艺术品种。花儿的分布区域集中在六盘山区的固原、海原、西吉、泾源、隆德及同心的广大乡村。川区部分回族群众也唱花儿，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宁夏移民扶贫政策的实施，许多山区群众移民迁居川区，将他们的民间艺术也带到了川区的居住地。
回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发之于情，行之于声，将高亢、悠远、嘹亮的花儿漫在山间、田野，每一处花儿流传地，都有一批花儿演唱技艺优秀的传人，民间称他们为“唱家子”“把式”。
与许多民歌的传承方式一样，花儿以民间社会的传唱，千百年来自然流传，民间的花儿“唱家子”是其优秀的传承者，但他们大多无意专门授徒。近年来，随着马生林等一批老歌手相继去世，能够掌握多首曲目和风格的唱家已凤毛麟角，花儿的自然传承纽带难以维系。加之回族群众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在信息化、现代流行音乐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花儿作为一直靠自然传承的原生态民族地域文化遗存处于濒危状态。
宁夏回族山花儿流传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固定的花儿会，也就是缺乏固定的“文化空间”开展传承活动。这在第一批国家级名录中也明显地体现出来，进入名录“民间音乐·花儿”的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很明显，甘肃、青海流传的洮岷花儿、河湟花儿是以花儿会这样的“文化空间”形式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独有宁夏山花儿是以音乐艺术的形式申报。
宁夏回族民间器乐的传承方式与山花儿基本相同。口弦、泥哇呜、咪咪等回族民间器乐的自娱性质非常明显，其取材于群众身边的自然之物，与宁夏自然生态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之下，回族民间自娱性乐器的制作者、表演者及欣赏者都在减少，当代青少年更是少有人知泥哇呜、咪咪、口弦为何物。
宁夏回族传统服饰习俗的传承是民族的群体文化行为，服饰制作、刺绣等传统技艺在回族聚居区流传和保存较多，回族服饰的许多特色在头饰、佩饰中体现，各类回族妇女手工刺绣品是回族服饰民俗的显现，所以对回族民间手工的服饰制作、刺绣工艺及其传人的保护被列为对回族服饰习俗保护的主要内容。对宁夏回族传统服饰文化习俗的保护，更应该着重于传承和延续其着装习俗，弘扬民族服饰观念。其次是对传统服饰遗存实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进而合理利用传统元素，开发适合时代需求的回族日常生活服饰、礼仪服饰和表演服饰等。
2007年开始，我们根据回族山花儿、回族民间器乐、回族服饰这三个项目的流布特点、传承方式和濒危状况，分别制订了保护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主要是：开展普查工作，对项目的传承人进行调查、登记、建档；以濒危的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数字化采集，实施抢救性存留、保护；通过资金资助、提供必要设备等扶持手段，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在项目流传地县文化馆或乡村，建立传承点（基地），由当地文化馆对传承点（基地）进行跟踪管理，帮助民间艺人实施传承行为，使他们的传承条件得到切实地改善，传承和传播行为得到鼓励，实现个体自然传承的辐射和延伸；以民间艺术教材进学校、民间艺人进课堂等形式，实现教育传承；建立宁夏回族民间艺术网站，举办各种形式的赛事、学术讲座、研讨会和编纂出版物等，实现回族民间艺术的推介与宣传。期望通过五年保护工作，在政府保护措施的有力推动下，确保项目保护与传承措施的顺利实施，激活和修复民间传承的本体性和自然性，让山花儿演唱、口弦哇呜的演奏、刺绣等回族民间艺术代代相传，成为宁夏最具代表性、地域性、民族性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
在以上措施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使保护工作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采取了边建立传承点，边落实具体保护行为的办法，逐点、逐步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