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不久，周世宗又病死，七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起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博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就发生了。当天晚，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散布舆论说：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拼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而睡，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赵匡胤派人同守卫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联系，二人也急欲立功，赵匡胤一到，便立即开门迎接，个别将领想反抗，即被杀死。宰相范质等人无奈，只得帮助赵匡胤举行了禅让仪式。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始。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既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又对前朝重臣大加笼络。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打压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帝位。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全国了。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两人一起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
赵普问：“夜深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所以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已经时机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我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
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两边，如果占为己有，那么，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便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没敢轻易决定，这次来就是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
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而，赵匡胤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和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961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
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价、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有一次，赵匡胤对赵普说：“天下自唐末以来，不过才过了数十年，帝王的姓氏已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生灵涂炭，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想结束天下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作长久的打算，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时间久了，就积重难返，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
还没等赵普说完，赵匡胤对赵普所说治国安邦之策已经心领神会，他打断赵普的话，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
于是，他就定下了“杯酒释兵权”的方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收缴兵权历来都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赵匡胤选了一个日子，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请到宫中饮酒。
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酣之时，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让四周的人都退下，便悄悄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
赵匡胤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相助，也当不了皇帝，我会永远感念你们的恩德。可是做天子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不知就里，忙问为什么。赵匡胤便接着说：“这不难知道，试问在坐诸位，有谁不愿意做天子？”石守信等人听了这话，立即惶恐不安，连忙向赵匡胤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怀有野心，想做天子？”
赵匡胤说：“你们说得不对。你们虽然没有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难道不想贪图富贵吗？一旦你们也被黄袍加身，你们虽然不愿意做皇帝，但那可能吗？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了我是怎样被你们拥戴当皇帝的吗？”
石守信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终于完全明白了皇帝是在担心他们。他们都是聪明人，不要说当时毫无准备，不能与赵匡胤相抗衡，唯有任他处置一条路，就是被皇帝怀疑上了，最终也没有好下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听从皇帝安排。他们连忙向赵匡胤叩头，并哭着说：“我们很愚笨，没有考虑到这些事，请陛下可怜我们，为我们指条活路吧。”
赵匡胤见他的一席话已经震慑住了石守信等人，便真心地劝他们说：“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多置些歌伎舞女，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便纷纷在第二天上表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那么，“杯酒释兵权”之后，用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来做禁军的将领呢？条件有三：一是资历浅；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再加上一种新的统治方法，使之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
这样一来，宋朝就成功地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为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2）有刚有柔
曾国藩“刚柔”功法到家，在自己鼎盛之时，看到“刚”性太强，便以柔掩之，并强调刚强与刚愎的不同，值得人深思。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嘈”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但也因此遭致失败。他说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办理过柔，寸心抱疚”。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起因是天津境内，常有小孩被迷拐的事情，并且传说失去的小孩，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拐，把他们挖眼剖心，取而制药，因此人民与教徒常有争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驻津办理外交已有十年，可说是外交老手，他约法国领事官到署，提犯人对质，民众愤怒，领事丰大业恐怕吃眼前亏，竟然开枪杀人。民众大怒，把丰大业活活打死，并放火烧教堂，使洋人和教民无辜受害者达数十人。曾国藩时为直隶总督，驻保定，奉朝命往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曾国藩未曾办过外交，而此案之发生双方皆有不是之处。曾国藩在此情况之下，万分为难，因为当时的“清议”是颇有力量的，而本人对外情未悉，不知如何做起，如果办理不善，引起战争，弄不好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洋人掳去。所以他在动身之前，先写下遗嘱，并作家书示其二子处理后事，又写下“遗教”一篇，教诫二子，有云：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外交可言，洋人恃其兵船大炮，威胁中国，中国处处都居下风。天津教案既起，惧外的清廷担心又再发生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之事，便谕示曾国藩、崇厚，不可太过强硬，以免引起交涉破裂。崇厚为人媚外成性，对洋人极端畏惧恭顺，故交涉初开，事事逊让。曾国藩到天津后，见崇厚太软弱，而士大夫的清议又高呼攘夷，主张立刻开战，使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只想在万不得已时一死以谢国人。
他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承认自己为崇厚所误，办理过柔：
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余不多及。
天津洋案，罗公使十九日相见，虽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推诿于提督，为兵船到后要挟地步。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竞？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死生置之度外，徐俟其至而已。
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
杀国人谢罪洋人的方案一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为“卖国贼”。朝廷中的“清议派”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更有人做对联讥讽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声望一落千丈。
曾国藩在处理津案之前，津京地区的顽固派官僚和士大夫，对其在卫道中不惜以杀人为业、双手沾满太平天国农民鲜血的行为大为赞叹，希望他能够借助津民对洋人的愤懑，驱逐洋人，或调兵遣将，不惜孤注一掷，或请求联合英俄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或参劾崇厚的“柔弱”外交以伸民气。但曾国藩从保定动身前，就确立了“中国实力不足同外国抗衡，只有力保和局才不至于开仗”的外交路线。
基于以上的认识，曾国藩一到天津便发布文告，警告天津绅民不许滋事、扩大事态，即而又列数了“五疑”，为洋人“伸腰”。奏折在内阁抄发中披露以后，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谩骂纷至沓来。
朝廷中以醇亲王奕顺为首的顽固派，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只顾眼前利益，而放弃了民族的利益，以人心所向于不顾。曾国藩认为这些放言高论的官僚、士大夫，是“持攘夷之论，蓄雪耻之患谋，又多未能审理彼己，统筹全局，为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曾国藩这一席话，确实道出了当时的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