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人才的分析、判断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他的能力素质。邱吉尔以其不凡的分析、判断能力，力主对德作战，其功绩永载史册；王殊同志以其超群的分析、判断能力完成了极为重要又十分困难的使命。而在当今社会，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捉摸不定的局势，领导者在分析、判断能力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领导者的日常活动中，有一项便是要经常做决策，因此领导者往往需要较强的决策能力，即领导者决定采取哪一种最有效方式的决断能力。
一是需要有选择最佳方案的决策能力，决策就是方案选优。不过，这个选择不是简单地在是非之间挑选，而往往是在一种方案不一定全优于其他种方案的情况下进行。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多种方案对比选优的基础上，这就是要求领导者具有方案对比选优的能力。
如我国著名的引滦入津工程，在实施期间，曾经提出北线方案和南线方案。这两个方案各有优缺点，究竟选用哪一方案，在开工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1981年，天津市主要领导经过对比选优，权衡利弊，采纳了北线方案。实践证明，这个方案的选择是成功的。
二是需要有风险决策的精神。客观情况，往往是纷繁复杂的，有一些情况是不可能让人事先作出百分之百正确判断的。现实生活中，领导者常常遇到的是一些不确定型、风险型的决策，这就要求领导者有敢想敢干、敢冒风险的精神，不能追求四平八稳，因循守旧。
在改革开放、实行社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邓小平同志早在九一年视察上海时就指出：“胆子再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在九二年小平同志在深圳南巡时他更是果敢大胆的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以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327页）
三是要有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策是不能一拖再拖的，他需要在有效的时间地点内完成。否则，正确的决策一旦过了时间就会成为错误的方案。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当机立断的魄力。在十月革命的前夕，苏共党内关于起义的时间问题达不成一致，有一部分同志，不同意在24日当晚起义，在这千均一发的时刻，列宁在24日晚写了《给中央委员的信》，信中他大声疾呼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说“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等于死亡。”“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资产阶级进攻，维尔霍夫期基的撤职，都说明了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等等的武器（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不能等待了！等待就会丧失一切！”“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列宁选集》第3卷350—351页）。
正是由于列宁同志的当机立断的魄力，于当晚举行了起义，并获得了胜利。试想，如果当时列宁同志还在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而迟迟不引不发，那么这最佳的时机就会转瞬即逝，起义也就可能只会走向失败。
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统帅、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战前夜，表现出了非凡的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使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势力。登陆前夕，天气情况恶劣，一直下着大雨，气象学也不能完全有把握说6月6日就能转睛。如果天气不转睛，那么空降兵将无法着陆，将使整个登陆计划失败，使50多万士兵面临牺牲的危险，在众多的将都表示迟疑不决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当机立断，决定6月6日实行登陆，并赢得了胜利。
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是领导必备的能力。领导者善于当机立断，敏捷的思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应付自如。列宁、艾森豪威尔就是在紧急关头善于当机立断，取得成功的典范。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市场形势变化多端，就更需要现代领导善于抓住机遇，当机立断，取得成功。但是当机立断不等于盲目冲动地喊打喊杀。正确的分析、判断才是当机立断的首要条件。
知人善任，就是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才，还要善于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汉高祖刘邦说过一句名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统百万之众，战必克，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抚百姓，筹军饷，不绝粮道者，吾不如萧何。吾能用之，所以能得天下。”由此可见知人善任是何等重要。
3.善于慧眼识英才
在商品经济盛行的今天，“知识就是金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拥有知识的人才自然也就成了无价之宝，因此成大事者一定要有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思想，要有尊重人才的习惯。同时，各级领导者能够慧眼识英才，才能使自己得到精兵强将，对自己的工作大有益处。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凡成就事业的人，都需要一大批优秀人才的配合与帮助，一起努力，光靠一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王安石，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就十分重视人才，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现代领导者需要有慧眼识英才的能力，这样才能汇聚人才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重视人才的经验和习惯。鲍叔牙荐管仲，使齐桓公成就霸业；萧何月下追韩信，其“战必克，攻必取”，使刘邦终得天下；刘备三顾茅庐拜诸葛亮，诸葛亮作“隆中对”，并出山相助，终使三国鼎立；宗泽荐岳飞曾一度扭转抗金的局势……这些事例，都能体现出人才的重要作用。
发现和培养人才，还要注意不能求全责备，不因小缺点而忽视了其他的才华智慧。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美国南北战争时的总统林肯任命格兰特将军为总司令，只看他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并不计较他那嗜酒贪杯的毛病。“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是识别人才的重要原则，而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始终恪守任人惟贤的标准。
王安石说：“唯圣人能轻重在，不能铢两为平均。”领导在发现人才时，还要善于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一个人是学术上的权威，善于搞研究，分配到科研单位才能发挥作用。而如果让他去当什么长，也许发挥不了他的作用；而如果一个人擅长管理，有过人的协调能力，那就应该派他去担任具体工作，而不能让他去干什么是研究文艺创作。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都会造成人才的浪费。领导者做到善任，才能使人才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
由此可见，一位成功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慧眼识英才的能力，而且还要能因材施用。如果不能因材施用，便是对人才的浪费。
4.心胸坦荡，海量纳人才
人们常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成大事者必须要会宽容，要有博大的心胸与气度。
我国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作了皇帝以后，深知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容纳各种人才的重要性，他一改历朝中“一朝君王一朝臣”的作法，起用了一大批元朝很有才能的官吏和学者。他提出“不以前过为过”的政策。这些人材对明朝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三国演义》中的陈琳曾经在檄文中把曹操的祖宗三辈都骂了个遍，但曹操依然欣赏他的才华并重用他。唐太宗李世民也重用曾帮助太子李建成而反对自己的魏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曾号召我们要团结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党对历史上曾犯过“左”、“右”倾错误的人，基本是采取团结的方针，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就提出我们应当划一个大圈子，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能够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不能搞小圈子主义，做一个孤立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领导者，要敢于用那些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只有豁达大度、宽宏大量，领导者才能正确处理与群众的关系，赢得群众的信赖。建国以后，刘伯承同志负责军事院校的工作，敢于聘用那些懂得军事理论的旧军官给我们的高级将领上课。有的同志不服气，说败军之将怎么给打胜仗的将领上课，刘帅知道后，耐心地进行批评教育，提出我们要相信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也要尊重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原国民党将领也曾一度受到了重用，并且都为我国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领导者要容纳多种人才，就不能求全责备，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大胆任用。用时“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他能认识到错误，再给他一次机会往往会有惊人的效果。毛主席就说过：“一个人有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
5.“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能力
成大事者还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就是组织指挥能力，所谓组织指挥能力是指为了获得理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被管理的客体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能力。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管理”，即熟悉运用各种组织形式，如集权结构、分权结构、矩阵结构、系统结构等，并善于运用组织的力量协调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其达到动态上的综合平衡，从而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二是“控制”，即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使被管理的客体（人、事、物）按照领导者的意图，能依既定的方向运动前进，并最终取得预期的效果。
领导者的组织指挥能力，主要表现在用人授权和遥控指挥两个方面。一个领导者，能够合理地使用手下的人才，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变成自己的手的延伸，脚的延伸、腿的延伸、耳的延伸，甚至是大脑的延伸，那么这个领导者一定会成为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优秀的领导人才。成大事者，不仅要放手让手下的各类人才去工作，物尽其用，各尽其职，而且能够采取有效的控制手段，对他们的行为方向、行为方式和行为效果实行有效的“遥控”，必要时还可以随时将他们“收回来”。那么，这个领导者一定会成为一个牢牢控制、支配和驾驭全局的核心人物，在上级领导者和群众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在本地区，本单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附力的“内核”。
周恩来总理就具有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这一点在他建国后“组阁”便有体现。
一九四九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了定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具体领导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
周恩来从三月下旬到北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都负责包括民主党派的各方面工作。这期间，他建议毛泽东同志到火车站接过两个人，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程潜。这一行动对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和西南地区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的起义。
同时，总理的这种能力还深刻地体现在他对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的处理上。民主党派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安排合适的位置。但这是一件极为复杂、敏感的工作，如果失去了平衡将会使我党领导下的政协受到严重影响。
首先是劝说黄炎培担任政府职务。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的他也一直未表露过做官的意愿。经过周恩来深入细致地做工作，黄炎培终于同意接受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部长的职务。他后来说：“经过周恩来的动员工作，使我认识到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以往拒绝做官，那是旧政府的官，是不愿入污泥”。
二是对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中就包括了大批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张治中，傅作义等。毛主席、周总理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京有着特殊的贡献，这是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一大功劳，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的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请傅作义推荐水利部其他领导人选，还十分诚恳地告诉他，凡是傅作义同志提的人都要用上来。傅作义推荐了张含英和刘瑶章，他们分别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和办公厅主任。同时，周恩来委托薄一波每年请傅作义一次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