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的一种至高境界的向往，是关于人生境界和价值的至高情怀。有人把它概括为“人自由地居住在大地上”，有人则进一步理解为“人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积极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这里的“诗”已超越文学上的“诗”，成为哲学上的“诗”。
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中这样问道：“……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几乎不能领会了。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借海因茨之口回答道：“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
上帝之离去
荷尔德林认为，自从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非常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本节，海德格尔就荷尔德林“上帝之离去”这一观点做了深入阐释。
基于上帝的离去，世界便也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指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的基地。但是，在这里，我们将这个“从……”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
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基地。丧失基础的世界时代将悬于深渊中。即便有这样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也必须要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什么时候有某个新上帝突然冒出来。或者，一个老上帝从某处冲出来。假如人没有事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新出现的时候又该怎样面对，如何处理？假如神性之光辉并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怎么能有一种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
“曾经在此”的神只有在“适当时代”里才能“返回”；这就是说，只有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神才能“返回”。因此，荷尔德林在《回忆》中写道：“……天神之力并非万能，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于是转变与之相伴时代久远矣，而真实自行发生。”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既然如此，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贫困者的贫困由此而沉入黑夜中。贫困完全沉入了暗夜，因为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将自身掩盖起来。然而，我们按理应该将世界黑夜看作为一种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边发生的命运。或许，世界黑夜现在正在趋向其夜半。或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或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预测的困境，有各种无名的痛苦，有不断的不安，有持续的诸种混乱。这时代久而久之了，因为甚至那种被看作是转变之基础的惊恐，只要还没有伴随出现人的转向，它便无所作为。但是，人的转向是在他们探入本己时，人依然更接近于不在场，因为他们被在场所关涉。这里所指的在场，自古以来被称为存在。然而，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因此在场本身即不在场。
荷尔德林在赞美诗《泰坦》中将“深渊”称为“体察一切的”。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比其他人能更早地且完全不同地入乎深渊，谁就能看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对诗人来说，这就是远逝的诸神的踪迹。荷尔德林认为，是狄奥尼索斯这位酒神把这一踪迹带给处于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上帝的众生。因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实同时保存了作为人和神的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本质性的共济并存。无论在哪里，都只有在这一婚宴之所的范围内，还可能为失去上帝的人留存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意愿
海德格尔认为，意愿便是将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制造的一切方式。海德格尔所说的意愿就是制造，是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制造。
什么叫意愿？意愿便是将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制造的一切方式。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制造，而且是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制造。植物和动物毫无意愿，因为他们被镇静在情趣中，绝不将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面前来。它们不能将冒险作为一种被表象的东西而随之而行。因为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因此，纯粹牵引也并不是它们本身之外的对象性的其他东西。相反，人“随”冒险而行，因为人是上述意义上的有意愿的东西。
“……不过吾人
更甚于动植物
即随此冒险而行，意愿随行……”
这里所说的意愿是指贯彻，这种贯彻的意图已经将世界作为可制造的对象之整体设定起来了。这种意愿规定着现代人的本质，而现代人最初对此种本质的深远作用没有丝毫察觉；这种意愿究竟是从什么样的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中发出来的，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人能知道。现代人在这种意愿中将自身作为这样一种人摆出来，这种人在对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关系之中，都作为贯彻自身意图的制造者而站立起来了，且将此种起来建立为无条件的统治。世界是作为对立的持存显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的持存整体听凭贯彻自身意图的制造者的摆布与处理，并因此而处于他的命令之下。意愿在自身中就具有命令的特性，因为有意的贯彻就是一种方式，在此方式中，制造活动的状况和世界的对象特性会合成一个无条件的因而是完满的统一体了。在此会合中，意志的命令性质就透露出来了。就凭这一透露，在现在形而上学的历程中；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早就成其本质的意志的久久隐蔽着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相应的，人的意愿也只能是这样地以贯彻意图的方式，即人的意愿事先就将一切逼入它的领域之内。一切都自始且无法遏止地要变成这种意愿的贯彻意图的制造的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将世界有意制造出来的这种无条件的贯彻意图的活动，被无条件地设置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从技术的隐蔽本质中出现的过程。这种情形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作为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命运展现出来，虽然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零星现象与尝试一向始终散见于文化和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
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亦是技术的随从。在为组织世界公众意见与人们的日常想法而准备的各种手段和形式中，也有相同的情形。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而且，原子物理学对各种生命体的现象的进攻也在大量进行中。说到底，这是要将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今天，人们极为严肃认真地在原子物理学的各种成就和状况中去寻找证明人的自由和建立新价值学说的各种可能性，这正是技术观念占了统治地位的标志。在技术观念的统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被遗忘了。甚至当人们在可以说较不重要的地区还试图凭借过去的价值观念来掌握技术，而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已经运用了技术手段，而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已非仅存外貌而已，甚至在这种时候，技术之本质的威力还是表现出来了。因为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都根本上并不就是技术本身，而只是将技术的本质在技术的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客体这回事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情形。
当里尔克体会到作为完满自然的非对象性的东西的敞开者的时候，有意愿的人的世界就必定与此相反的且以相应的方式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显露于里尔克面前。反过来，洞察那美妙的存在者整体的一瞥倒可以从正在升起的技术现象那里获得一种暗示，指示出一些范围的内幕，从这些范围中或许可能出现一些更深远地形成起来的克服技术的办法。
技术生产的产物涌现于纯粹牵引的敞开者面前。旧日成长的事物迅速消逝。这些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就不能再显示自身的特色了。1925年11月13日，里尔克在其所写的一份书信里这样写道：
“对我们的长辈来说，一间‘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和加进人性的东西的容器。然而，现在四处可见的是美国商品，空乏而无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生命的冒牌货……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一棵美国葡萄树，都与我们长辈的希望和沉思所寄的房子、果实、葡萄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但是，单纯就欧洲来说，一个在其中作为求意志的意志的存在开始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本质上值得追问许多方面，都是事先已想到的；美国的东西只是欧洲的东西的被意求的现代本质对欧洲的集中反击而已。并非是美国的东西直到现在才威胁现代人，而是技术的未被体会到的本质早已威胁我们的祖先及其事物了。里尔克的思考给人的启发之处，并不在于他还企图挽救我们祖先的事物。我们还必须更有所先行思考，去认识在物之物性中值得追问的东西是什么。里尔克也早在1901年发表的《朝圣书》里写出了预见甚远的诗句：
“世界诸王皆老矣，
将无人继位。
诸子早已夭折，
诸女已经憔悴，
破烂王冠委暴力。
众人捣之以易钱，
趋时世界主人
熔之以铸机器，
隆隆作响效命人欲
然机器并不送幸福。
金属有乡愁。曾蒙
钱币和齿轮教识渺渺生趣
今欲离之而去。
欲离工厂和金库，
复返被开发之山脉，
山脉纳之将门封闭。”
技术统治之对象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所顾及、越来越完满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技术的统治不仅将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且通过市场将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以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而将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彻底。
里尔克的诗将人思考为一种冒险深入一种意愿中的东西，将人思为一种在求意志的意志中为意志所寄，但并不自知这一点的东西。人如此这般地意愿着，就能随冒险而行，此时他就将自己作为贯彻意图者置身于其一切所作所为之前。因此，人比植物和动物更加冒险。相应的，人处于危险中的情况也会与动植物不同。
在动植物中，没有任何物受到特别保护。人作为自身意愿者，也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人作为表象者和制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贯彻意图的规划又进一步扩大了危险的范围。人在无条件的制造这回事情上有失掉自己的危险。落在人的本质上的威胁是从这种本质本身中增长起来的。然而，人的本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因此，人由于他的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换句话说，就是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本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
这种“人无保护性”始终与动植物的不被特别保护不同，就如同动植物的“阴沉之趣”不同于人的以自身为意愿的情形。这种区别是一种无限的区别，因为从阴沉之趣无法过渡到贯彻意图的对象化。但是，这种贯彻意图活动不仅将人置于“保护之外”，而且，世界对象化的贯彻还日益坚决地甚至将保护的可能性都消灭了。当人将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的时候，人就将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贯彻意图的人，不仅处于敞开者之外而在敞开者面前，而且由于他将世界对象化的原因，导致他更加远离了“纯粹牵引”。人与纯粹牵引分离了。技术时代的人在这种分离中对立于敞开者。
存在者的闻所未闻的中心作为纯粹牵引将一切纯粹之力集中于自身，在一切对象性中总是要远离这种纯粹牵引的，而技术便是以远离此种纯粹牵引为前提的一种无条件的设置，一种在人的贯彻意图过程中无条件的无保护存在之无条件的设置。技术的生产就是这种分离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