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动工，1931年10月建成，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因设计了中山纪念堂而名扬海内外。中山纪念堂主体，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角形宫殿式建筑，上部是八角攒尖重檐歇山顶，檐下朱色大石柱烘托着彩绘的廊檐和拼花图案的天花板。红柱黄砖衬着宝蓝钯琉璃瓦盖。梁柱周围装饰着民族风格的彩画图案，金碧辉煌。大礼堂正门上方，挂有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四字横匾，礼堂内看不到一根柱子，支撑大屋顶的8根柱子隐藏在壁内。真可谓巧夺天工。
或许是它的正面太庄严肃穆，太让人难以亲近了。一次，偶然步行在应元路上，也经过它的背面，透过被漆成红色的铁栅栏，扶疏的亚热带树木间，廊檐上的彩绘清晰可辨，檐角的铜铃在风中轻轻摇摆，声音可是被马路上的车声全然淹没了。然而，整座建筑——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挺庞大的，跟马路对面的越秀山呼应着一种属于时间的宁静氛围。
广州市政府大楼、华南理工大学里那些属于老中山大学时代的校舍，还有孙中山文献馆，这些属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被说成是“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都伫立在苍翠的古木中。让经过它们的人，或多或少地，都不禁要油然而生出感触。
岭南建筑艺术的瑰宝——陈氏书院
因为太有名气了，陈氏书院门口开阔的广场上，总是停满旅行社的巴士，因为参观这里，被当做是来广州旅游的人指定地点之一。一车车人被载来这里，匆匆参观完毕，又匆匆地离开，去做另一个指定动作。其中一定有人会觉得遗憾吧？不知道那人是否会重来呢？
陈氏书院，广州人平时一般都叫它“陈家祠”。清光绪十六至二十年（1890—1894），当时广东省七十二县陈姓宗亲，合资兴建了一组典型岭南风格的建筑群。这组“阔五间，深三进”格局，由大小19座厅房、6个庭院组成的院落式建筑群，当年同时具备着学校（书院）和宗族祠堂双重作用。现在还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所在，去到那里，可以了解到广东别具一格的民间工艺门类和欣赏到一些作品。
作为岭南建筑的代表者，陈氏书院汇集了广东民间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木雕、砖雕、石雕、陶塑、灰塑、铁铸、铜铸和彩画等本土民间建筑装饰工艺，在此都得到了精妙的运用。在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和动荡后，保存得都算相当完好，于是晚清那精雕细琢、华丽奢靡的建筑装饰风格，也随之活现于后人眼前。
造出那么华丽的房子来给族中的孩子们读书，可以在那样舒适的庭院里嬉戏，又或在月台上赏月吟诗，寒窗苦读的意味，应该不那么强烈吧？那些于隔扇于屏门、于柱础于瓦脊、于檐板于廊柱、于月梁于券门、于栏杆于墙裙的令人目不暇接的雕塑彩绘，都在给孩子们讲述着一些著名的历史传奇故事，最多的是三国和水浒；吉祥的民间传说以及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情节，再加上族中举行祭祀祖先的重大仪式时的情形。估计“忠义孝悌”的种子，就是那样在潜移默化中播撒到子弟们心里的。
那么多繁复细腻的各种雕塑，恐怕没有人能一次就看得完，吸收得了。何况没有架梯子，又怎么看得真呢？真想那么做的人，可以将他或她的行为定为极限运动的一种——眼睛的极限运动。要是有人能将那里所有的雕塑都仔细地拍下来，再仔细地砌成一幅完整的图片，放在一间房子里头展览，对于饶有兴致的参观者来说，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呢？
在那么高大阴凉的房舍里呆着，在廊庑中慢步，在青云巷里凉快着；庭院里满眼苍翠，黄心的白色鸡旦花不吝惜地散发着清香，雨水落满了院中巨大的鱼缸，隐约可见鱼儿潜入缸底，读书声也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
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陈氏书院的建筑及其装饰艺术，就因曾载入德国学者陂士敏的著作《世界建筑艺术》、日本森清太郎编撰的《岭南纪胜》以及英文版的《中国建筑艺术》等书籍中，而为世人瞩目。
佛山黄飞鸿纪念馆
黄飞鸿为清代“广东十虎”之一，有关其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黄飞鸿比起其他的历史人物，无形中更有一份亲和力，因为我们拥有关于他的一百多部电影。自四五十年代时起，黄飞鸿即成为香港武侠片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中以徐克执导的“黄飞鸿系列”最具风格特色。在影片中，徐克将黄飞鸿塑造成为武功高强，不畏强暴，抵御外侮，惩恶扬善的民间英雄形象，黄飞鸿不再是黄飞鸿，他成为香港电影的一个浪漫符号。走访新建的黄飞鸿纪念馆，更有助我们了解这位充满地方色彩的传奇人物。
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表现手法的佛山黄飞鸿纪念馆，坐落在佛山市区中心、著名旅游胜地祖庙的北侧，总占地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纪念馆共两层，为二进深、三开间仿清代一耳式、风火式山墙建筑，是典型的晚清嘉庆、道光时期珠江三角洲一带会馆的建筑风格。纪念馆尽管在去年刚刚落成不久，但在整体建筑上用料精挑细选，如在正门口安置了一对颇有历史感的石狮子；正门上边两套砖雕是清代中叶的砖雕制品；正面墙壁用的1万块水磨砖是清代最高级的外墙装饰砖，由于土质的不同，这种砖现在很难烧制，可谓用一块少一块；纪念馆大门用的是收购来的一套珍贵的柚木趟栊，宽1.5米多，高3.7米多，还配套有原装的门夹石，与柚木趟栊配合得天衣无缝，纪念馆前竖一条十多米高的木旗杆，显得气势雄伟。
馆内设有陈列馆、影视厅、演武厅、练武天井等。陈列展览的各部分内容浑然一体，分别以珍贵文献、大量照片以及影像资料，很好地体现了具有高度典型性的黄飞鸿形象。磨砖对缝的清水墙，依典型佛山民居结构；头门、耳房、天井；连廊、大厅的布局，保存了三间两廊的合院式建筑；梁架、柱础、砖雕，檐板、屏风、门窗、栏板等建筑构件，能征集旧料则尽量征集，以保留历史风韵。屋顶与脊饰彩画建筑装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九狮图代表威严，九鱼图代表进取，九鹤图代表长寿，梅花象征高洁，缠枝象征延绵等，这就使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相得益彰，显示了佛山建筑装饰工艺的底蕴。值得一提的应该是演武厅，大厅的中央放有黄飞鸿的肖像，其他装饰显得非常简洁，两旁摆着两头醒狮，均为典型的“佛（佛山）装”黑狮，狮头具有青鼻、铁角、长须等特征。环视整个大厅，感到演武厅内的气氛更为庄严。而演武厅旁设有仿原有宝芝林而造的药房一间，黄飞鸿创立的宝芝林，因为跌打中药跟武术有密切联系，也使佛山成了著名的跌打中药之乡。
陈列馆除了展示真实生活中的黄飞鸿外，更多的篇幅是介绍了文艺作品中的“佛山黄飞鸿”。收集了与黄飞鸿有关的各种文物近千件，包括1933年出版的第一部描写黄飞鸿小说《黄飞鸿别传》、1936年出版的《黄飞鸿工字伏虎拳谱》以及黄飞鸿开设宝芝林的宣传单张等等。三四十年代的报纸以及与黄飞鸿有关的电影。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从现实生活里概括、创造出来的。一些优秀的描写黄飞鸿的小说和影视、舞台作品，都曾深入、具体地了解黄飞鸿所处的时代特点、阶段地位和社会关系；了解影响造就、决定黄飞鸿思想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这就使有血有肉的黄飞鸿深刻地打上了佛山的印记。
黄飞鸿祖籍南海西樵岭西禄舟村，1847年7月生于佛山。他六岁起随父黄麒英学武，又拜“广东十虎”3的铁桥三首徒林福成为师，后被清朝著名将领刘永福聘为技击教练和军医官以及广东民团总教练，曾随刘永福赴台抗日立下功勋。黄飞鸿的洪拳以狮子采高青、五郎八卦棍、无影脚等绝技闻名。现传下的武术套路有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线拳、五形拳等多种武艺，虽然并不最先发源于佛山，但却因黄飞鸿的发扬光大而使佛山作为重要的武术发扬基地。黄飞鸿死于1924年。
雕刻时光的痕迹——广州民居
一位作家曾经以忧悒的笔调写过这样的文字，他说，在今天，如果一个人被蒙上双眼绑架到数千里的地方，当在那遥远的所在，松开被绑架者眼睛上的布条，被绑架者睁眼一看，他会以为自己仍然还留在原来的城市中。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建筑，已经越来越失去特色，千城一面，广州番禺的住宅小区，房子修得是漂亮整齐，但住在北京和上海，甚至一些发展迅速的二线城市，不也一样，只是窗外流过的那条河，名字究竟是珠江黄浦江嘉陵江还是松花江的区别。
它们，或许通通是城市多年以后的记忆。但是，我们居住着的这座城市，它今天的记忆，很显然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已经逝去的日子里。
在经历了岁月的侵蚀，天灾人祸之后，还能留得下来的建筑，更多的其实是民居。它们的存在，为城市经营出时光流逝的痕迹，记忆的味道，松弛闲散的韵致，浓郁地道的当地生活气息。
当你流连在西关，又或河南南华西街那些迷宫一般的小巷子里。——那里保留着多数建成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典型广州人的居所：从有钱人家的气派的“西关大屋”，到小康人家栖居的“竹筒屋”，还有河南南华西街内历史更悠久的古老大屋，旧时代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你不禁要把目光流连于那些矮脚门上的雕花，趟栊，“绿豆青”水磨大青砖，花荏……等等你其实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建筑和装饰细节，沉湎其中或者浮光掠影。
“绿叶摇风诗宛转，红花经雨书玲珑”的雅意似乎再难寻觅，但啜田螺、整木屐、一盅两件、飞发，三姑六婆……旧时西关生活的内容，换了包装也依然不难辨认得出。
上海建筑
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20余年间、上海就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进出口贸易和近代企业的中心，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从1844年到1853年，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增加了35倍多，1865～1935年，上海的贸易量增加达35倍。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深化，外商在沪的投资不断加强。1914年，外国人在上海用于企业的投资总额达2.91亿美元。进入30年代，外商对华的资本输入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自李鸿章于1862年创办洋炮局伊始，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在逆境中成长起来，并在持续的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中得到发展和壮大。大大促进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入口的聚集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加速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上海城市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区域的扩张上。综观近代上海都市的区划范围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在旧上海县城的基础上拓展开来的，而是以城外租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1845年出台的《上海土地章程》正式划定了第一块英租界的东、南、北三界（翌年又划定了其西界），共计面积约830亩（约553，278平方米），1848年法租界面积约986亩；此后，英美法等国得寸进尺，不断地扩大租界范围，经过逐年的扩展，至1914年，法租界总面积达到15，150亩，1915年公共租界所强占的土地总面积达到54，793亩，合约36平方公里。大大的改变了上海的区域范围，整个城市被“三分天下”，即划割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地区。形成了新的城市格局随着租界的开辟和迅速膨胀，上海逐渐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和人民劳动果实的吸血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建设，租界市政管理体制逐渐建立起来，1846年成立了道路码头管理委员会，1854年7月11日工部局成立。至此，租界内的建筑活动有了与之直接相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租界开辟之初，西方侨民所进行的第一次市政建设就是修路。1846。年，英租界在道路码头委员会的组织下，首先修筑了“界路”（今河南中路），法租界在管理道路委员会掌管下，于1856年修筑了法外滩路（今中山东二路），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865年，工部局决定统一路名，东西向的马路以中国城市命名，从北到南依次为：苏州路、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南北向的马路以中国省份命名，从东到西有：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福建路、湖北路、浙江路、广西路和云南路。马路宽度一般可容三四辆马车并驰，并以碎石铺地，天雨也无泥泞之患。至20世纪初，上海近代市政道路交通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为近代陆路交通运输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道为车先，从此各种交通工具在沪出现：早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地区就从欧美国家输入客运马车；19世纪60年代初，小车（又称独轮车、羊角车、江北车）传入上海；19世纪80年代，塌车在上海出现；老虎车约出现于19世纪末；1873年法国人米拉从日本引入人力车，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街头最常见的客运交通工具；此外，自行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在上海开埠之初就已出现，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流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