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不管是建交还是未建交的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都要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正常贸易往来。他设想的利用外国资本，既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毛泽东放弃了原本打算从西方国家利用外资的想法和计划，但并未放弃利用外资思想，而是立即把目光转向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毛泽东亲自率团到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从苏联贷款的协议，苏联以年息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偿付从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的款项，揭开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新的一页。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获得了折合14.2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从苏联引进的156项成套设备，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为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毛泽东还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54年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倡议中英两国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同年10月，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又强调了同样的原则。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同年6月11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指示：“要吸收海外资金。”当时一些华侨怕回国投资后会遭到共产，因此，一方面不敢回国投资，另一方面，将已经在国内的投资投向了香港。毛泽东对这种情况说：“要有积极政策。”“港澳华侨在一定限期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往了。”接着，12月27日，他在与民主新中国成立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华侨投资20年，100年也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在毛泽东这些思想指导下，国家制定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鼓励和争取华侨回祖国投资。由此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积极开展了多渠道的利用外资活动。同时，他把着重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中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59年以后，由于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对利用外资失去了兴趣，开始强调“自力更生为主”，视“争取外援为辅”为可有可无。于是在“一五”和“二五”计划中，从苏联和东欧引进的若干项目和举办的合营企业，都随着这一政治原因而中断。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同陈伯达、胡绳等人的谈话中说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还是积极思考了如何利用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先进技术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引进外资的政策：可以让外国人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在这期间，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来争取日本、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先进技术发展生产，使中国同日本、西欧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3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国有关部门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随后又从西欧9国进口了一批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共84项。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增加了我国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能力，并填补了我国工业的某些空白。随着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1972年8月国务院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为开端，70年代中后期成为我国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又一个高峰期。
但是，在上述期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起伏以及1964年10月我国成功发射原子弹，毛泽东在利用外资方面，也滋生了没有外援也行的思想。尤其是到70年代，毛泽东晚年，出现了将“自力更生为主”绝对化，排斥原有利用外资思想的看法。如：1972年，中国政府甚至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5年6月12日，毛译东在会见冈比亚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时说：“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要些外援，但不能附加任何组织条件……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从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的外汇存款等方式，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仅42．4亿美元。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对待外资经济上，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并且有一定的起伏和反复。尤其在他的晚年，甚至放弃了利用外资思想。但他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并给继承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后来利用外资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开端。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和睿智思考，为探索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是对我党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坚持到底。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国际形势的影响。二次大战后世界出现冷战格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因此使得毛泽东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不得不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二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还是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除了生产力这一标准外，还必须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按劳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等。虽然毛泽东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性使他始终未能摆脱苏联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盲目求纯，追求一大二公，朝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结果没能把他坚持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之路走下去。三是受阶级斗争思维惯性影响。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受其思想惯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这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非公有制从业人士被打成“走资派”，非公有制经济当然就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了。
1.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的产值在现代型工业中占第二位，在轻工业和国内商业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解决失业，稳定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做了充分估计，采取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国家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适当的照顾，使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的发展。同时通过劳动保护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限制资本主义的开歇业和活动范围，取缔资本家的违法行为，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投资性。由于党正确贯彻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发生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变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受到了限制，工人阶级权利得到了提高，实践证明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
2.国营经济为主，适当保留和发展私营经济的思想
作为比较成熟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毛泽东主张以国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这在当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对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生活改善有利。他认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非公有制经济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判断，我们党才据此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并建立了当时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充分发挥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早期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表述是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重要渊源。夺取全国胜利以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五种不同经济成分及其性质和相互关系。他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人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有自由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助力，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土地问题上，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是“节制资本”。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这段话实际上把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完全对立起来，并把是否完成从多种所有制到单一公有制的过渡作为判定我国是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个体手工业、商业和农民的家庭副业等分散经营被扫荡无遗，许多人把非公有制经济完全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很明显，这一时期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倒退时期。
历史地看，毛泽东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科学合理的，虽然不够完整但却很丰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上，毛泽东多次指出落后的中国在所有制上，也能够实行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目的上，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落后状态，”所以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尽可能发挥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组织上他认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六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以谨慎的，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现代化集体化方面发展。”遗憾的是，在实践中这些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在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对个体私营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出现了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企图跳过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错误。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这种倒退让我们党在深化非公有制经济问题认识方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四、邓小平非公有制经济思想
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后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比较突出的有：一是时任西南局书记的他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对西南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扶持、引导和发展的积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在1962年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邓小平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积极利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是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