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考也比较早。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资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找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意即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用消费品和副食品的多样需要，对这部分产品要允许个体经营。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经济管理工作中出现了“集中过多”的偏向，并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上，“要有点独立王国”，就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195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1956年9月召开八大之后，毛泽东针对“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发表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谈话。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毛泽东的这一谈话显示了他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模式的可贵探索，肯定了在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可以适当保留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保留适当的竞争机制，促进国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吸收资方人员参与经济工作。1956年底，在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他提出，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他要求在公私合营之后，要切实利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工作。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利用资本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发挥他们的长处；另一方面，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听取他们对经济工作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在毛泽东等领导人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稍稍放宽了对某些领域和商品市场的管理和控制，个体工商业曾一度出现恢复和活跃。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业者104万人，其中工业64万人，运输业7万人，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33万人，分别是1956年的1.5倍、8倍、7倍和4.1倍。此外，还有大量无证经营的小商小贩，据估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16个大城市，就有无证商贩约16万人。
第二，“限制消灭”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渐渐暴露出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足。而且由于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波动，中苏关系恶化，使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形势的严峻性，再加上国内出现了少数人闹事，使他们更无法保持冷静的分析。为此，在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后，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思想，从允许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的适当发展，又回到让资本主义“绝种”。195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大跃进”运动和遇到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使一息尚存的个体私营经济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其实，“大跃进”一开始，毛泽东就有急于消灭个体私营经济的思想倾向。1958年4月，《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明确指出，“对于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我们的方针是要将它们一律管起来，不允许它们未经登记进行非法经营；凡是经过审查允许继续经营的，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取缔它们的投机违法行为”，限制它们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同时，对于它们的生产经营，加以审查，然后“分别地有步骤地进行登记、改造、排挤、淘汰或取缔。对它们的挖社会主义企业墙角和投机违法行为，根据不同情况，按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原则，分别给以警告、悔过、补税、罚款、没收、停业以致判刑等不同的处分”。使得残存的个体、私营等经济成分所剩无几。但随着经济形势的严重，从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便察觉并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指出公社社员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小副业。但是在1960年底以前，在如何对待农村的个体经营问题上（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等），毛泽东在思想和政策上曾出现过摇摆和反复，缺乏连贯和延续性，个体经营也时断时续，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到1960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已经在各方面反映出来。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时期，为了尽快恢复经济，1961年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农业六十条》中指出：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党和政府又适当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限制，从而使个体经营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对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对私有经济的调整，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作为小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其发展结果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左”的观点从1962年下半年又开始抬头。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格管理大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决定对大中城市的集市贸易采取“加强管理、缩小范围、逐步代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方针”。要求各地坚决取缔私商的长途贩运，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并强调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196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开展代替私商工作的指示》，提出代替私商工作，“是一场经济斗争，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打好这一仗。”此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个体经济进一步萎缩。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彻底否定、坚决取缔”思想历史很快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十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主张强调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轻视和削弱集体所有制，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批判和否定并坚决取缔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就连农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城镇，大搞“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和“大集体”向国营过渡。对已经被改造成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个体工商业者，重新戴上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和一系列极左政策，致使中国经济被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个体经济逐年下降，根据1975年统计，全国有证的个体商贩只剩8万人，比1964年50多万人减少了85％。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个体经济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非公有制经济在大陆几乎绝迹，“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唯一的所有制形式。
2.毛泽东的外资经济思想
毛泽东不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产生了利用外资的经济思想，而且还是我国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早倡导者。适当利用外国资本来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他一贯倡导的思想。毛泽东利用外资的原则有两个：一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二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这也是后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利用外资原则的基础。毛泽东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始终不渝地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他认为国情是中国利用外资的现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