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批判并抛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穷过渡”的错误观点，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邓小平还克服了那种认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错误观点。主张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说，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前提。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排斥非公有制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对立物，二者不可兼容。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又坚持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突破“所有制决定论”的束缚，认同非公有制经济，制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我国生产力整体水平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才作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所谓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既然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力层次参差不齐，就不能仅仅用一种公有制去适应，而必须依靠多种所有制去适应。在我国，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已经取得主体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同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因此，我们应当认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内，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3.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过程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人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化、绝对化，错误地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两者是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使所有制的超前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犯了“左”的错误。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一度提出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当时在许多人看来，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自然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成为历史陈迹。他们将各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和消灭的对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发展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几经折腾之后，各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几乎在中国绝迹。其实，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目前仍有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面，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过早地消灭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促成社会生产力跨越式的发展，反而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扭曲。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人仍拘泥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的认识误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长期纠缠不清，以致成为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思想障碍。只有解放思想，走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误区，才能正确理解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长期性与必要性。
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积极引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发展外资经济，才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引进外资不仅不会导致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会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因为有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面，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目前，私营和外资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说明，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4.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始终紧密地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始终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我党在所有制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往往成为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契机和先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党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开始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我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早已在我国几近灭绝的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得以恢复、萌生和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就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无法容忍和接纳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困扰思想理论界的关于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已经成为制约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思想障碍。有些人固守传统观念，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坚持以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衡量现实政策的标准，他们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心存疑虑，对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私有”化提出种种质疑。这说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仍在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突破与创新自然就无法实现。因此，廓清在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理论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困惑，促进思想观念的解放与创新，对于推动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极具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重大成果，主要表现为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经济尤其是所有制问题上一直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凡事都要首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这已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此外，还存在着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心存疑虑。特别是“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以后，党内“左”的苗头开始滋长。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并说，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有人对我国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办厂也很担心，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
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吸收利用资本主义，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三条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就为十四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打破了“左”的思想禁锢，解除了人们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种种困惑，同时还冲破了以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认识误区，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以这次讲话为契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非公有制经济也由此进入高速增长期。
继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姓“资”姓“社”的桎梏之后，江泽民在1997年发表的“五·二九”讲话，又一次冲破姓“公”姓“私”的争论，为十五大和十五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十四大以来，随着私营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对私营经济的种种疑虑，又不时地表现出来。
有人断言，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已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股份制是一个地道的私有化方案，股份制改造使国有企业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危险；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怕的“两极分化”，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被分别称为“小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由此挑起姓“公”姓“私”之争。这场论争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针对种种疑虑，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中作出了新的回答。江泽民的这次讲话冲破了人们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虑，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理论界认为，江泽民的讲话，是冲破姓“公”姓“私”障碍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内容。它进一步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制度”内，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归属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突破，正是以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为代表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为先导的。
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可以说是我们党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取得的新的重大突破，这是继市场经济问题上破除姓“社”姓“资”的思想困惑之后，在所有制结构上破除姓“公”姓“私”的认识误区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伴随着我党在所有制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我国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在我国理论界的三次思想解放，不仅扫除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增进了全社会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认同感，而且有助于破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障碍。思想解放往往成为政策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几次发展高峰几乎都是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步的。实践证明，只有走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才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向来看，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态势，经营规模日趋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经济运行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继续增加，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将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非公有制企业的组织形式来看，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组织形式日趋规范化。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特点，已经成为私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所占比重逐年增加。部分私营企业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正在向规模化的企业集团发展，有些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转向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大公司、大集团。同时，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将有较大改进。逐渐由最初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和独裁型决策机制向科学、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轨。随着私营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整体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在技术密集、管理密集和资金密集基础上的集约式经营将逐步代替粗放式经营。一批国际化、集团化、创新意识强的跨国企业将会出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家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将得到提升，一大批具有专业化管理知识、创新意识、驾驭市场才能和掌握资本运营本领的非公有制企业家，将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非公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联系将更加密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得以以平等主体资格参与市场竞争，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联营、合作和产权组合、交易将会逐渐增多，呈现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趋势。随着思想理论上的不断解放和创新，公与私的观念将逐渐淡化，不同所有制企业联合的混合所有制将成为非公有制经济未来的一个重大发展趋向。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并不否定所有权，但可以产生新的所有制形式，这就是混合所有制。像合作制、股份制、合营、联营、合资等都属于混合所有制。它将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然而，毋庸讳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识障碍、政策环境改善情况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成为制约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