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肯定了它们对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继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做出明确定位之后，在指导思想上的新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度”地发展到“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大力发展”的逐步演进过程。今天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
第二，明确提出要在法律上为非公有制经济扫除体制性障碍，在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中要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在完善私有财产法律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从体制上彻底消除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与此同时，《决定》还提出要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上来。
第三，放宽了对非公有资本市场准入的限制，在市场主体地位上突出了地位平等。《决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是在经济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对内开放。同时，《决定》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各类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平等，是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真正实现市场机制配置的前提和条件。随着这一政策的落实，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无疑会进一步加快，从而会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第四，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重要论断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解决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统一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发展，也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政治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保护、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还首次明文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至此，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日趋完善，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得到党和政府的普遍认同。
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特点：首先，由于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是长期不变的大政方针。其次，今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将更加宽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将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一起作为生产要素引入了分配制度。而修改后的《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明确保护更是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吃了定心丸。随着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准入以及投融资等领域政策的逐步放宽，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广阔。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将保持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势头，多种所有制经济联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非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向。再次，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将逐步消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将得到更加可靠的法律保障。现实的政策只有转化为制度和法律，才能得到长远的保障。党和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的同时，逐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最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将逐步得到广泛的认同，其政治参与的领域和范围将逐步扩大。
三、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总结
新时期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所确立的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的正确政策，就没有我国新时期的非公有制经济，更不可能有今天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时期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萌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因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环境既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舞台，也决定了其政治的敏感性和对政策的依赖性。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由于党和政府对个体经营的鼓励和扶持，才使几近灭绝的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并重新焕发出活力与生机。在个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早已在我国“绝种”的私营经济得以萌生。在私营经济萌生初期，面对诸多非议与责难，党和政府对新生的私营经济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政策，对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直接促成了外资经济的启动。而党和政府在政策和法律上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肯定，则为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党和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导向作用愈益明显。可以说，正确的政策是保证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才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由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对个体、私营、外资经济投资导向的正确引导和规范化管理，则是保障其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
事实证明，非公有制经济生存环境及其代表人士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策环境的优化和改进，也只有在这些政策最终转化为制度和法律之后，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持久、可靠和稳固的保障。时至今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步入高速增长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我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同党和政府三十年来正确的政策导向是密不可分的。加强对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规范化管理，是保障其健康、快速发展的前提。在我国政府的正确引导下，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已经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其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日渐提高。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每次徘徊与波动，都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譬如，在私营经济萌生初期，党和政府对其采取的单一扶持政策，在客观上助长了这一时期私营经济发展中的无序状态。而1988—1991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摇摆则直接导致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幅度滑坡。而有关部门对私营、外资企业劳动用工问题的漠视与管理乏力，则是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长期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政策转化为法律，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唯有如此，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发展才能获得合法的地位与持久的保障。
通过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透视党和政府三十年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和政策演变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并取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与创新，也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
1.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伴随并取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深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接连出现挫折和失误，主要症结就在于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缺乏正确的定位，对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长期陷于“超阶段”发展的认识误区，直接导致急于确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盲目改变所有制关系，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过早地予以消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从中国实际出发，得出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表明我们党对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统一的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决定继续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的发展，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发展过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明确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一百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特征做了深刻的分析，进一步强调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后来，他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实际，以免重蹈过去超阶段发展的误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也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继续鼓励、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至此，个体、私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此后不久，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论述，通过法律程序，列入了国家根本大法。
至此，我们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基本完成了一个认识过程：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就要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2.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确立和完善也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从不合法到合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并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重新审视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大胆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挣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通过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他纠正了过去笼统地认为我国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估计，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明确指出，这个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一百年。
第二，邓小平克服了以所有制关系来界定社会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改变了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才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据此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第三，改变了认为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