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营经济在新时期的萌生，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鼓励和扶植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城乡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其经营规模也在逐步扩大。然而，随着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个体户手中的资金日益增多，经营管理的能力日益增强，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带学徒、请帮手限制在7人以下的规定已经满足不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超过国家规定的雇工人数限额。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些雇工大户在雇工人数上就已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8人限额。雇工经营现象在各地的出现，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一个敏感问题，一些政策研究部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陆续组成调查组进行调研。对于雇工人数超过限额的雇工大户是否肯定其合法地位，上上下下争议很大。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1982年，经邓小平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共中央“对于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的”规定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即1983年的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剥削制度存在。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商品生产不发达，允许资金、技术、劳动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利的。因此，对农村中新出现的某些经济现象，应当区别对待。例如，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换工，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力不足者为维持生活所请的零工，合作经济之间请季节工或专业工、技术工，等等，均属群众之间的劳动互助或技术协作，都应当允许。”该文件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中央这个文件虽然对个体经济雇工人数超过规定的现象没有明确肯定，但容忍它存在，表示要“看一看”。所谓“看一看”，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雇工现象不急于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二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实际上对当时新生的私营企业起到了允许存在的保护作用。对这种新兴经济形式的默许和支持，就为私营企业下一步的发展留下了一条生路。这一时期，私营企业在“个体工商户”、“合作经营组织”、“集体企业”的牌子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借助于国家对个体经济的宽松政策，对集体经济的优惠政策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尽管在私营经济萌生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方针，表示要“看一看”，不急于下定论，而是静观待变。
但是，毕竟不能无休止的“看”下去。在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之后，还必须对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作出准确的界定。当时，在私营经济的定位问题上，中央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走合作化道路，引导其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发展；二是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城乡个体经济采取了积极鼓励和扶持的态度。1983年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
“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对于农村中已经出现的雇工大户，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对于颇受社会关注的雇工现象，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
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对于私营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中央最初的考虑是，逐步引导这些带有私营性质的经济组织向合作经济的方向转化。在1983年的1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大批的专业户、重点户，中央提出：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毫不勉强地通过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经济联合”，以便把众多的分散的生产者联结起来，使之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该文件指出：“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类别、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按劳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有所不同，保持各自特点”。当时中央设想的合作经济模式是：劳动者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联合或资金联合，接收国家的计划指导，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制度，有公共提留，积累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这种经济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1984年初，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又对雇工问题做出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认定私人企业时，应该明确私人企业与合作经济之间的界限。指出：“目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有的实行了一些有别于私人企业的制度，例如，从税后利润中留一定比例的积累，作为集体公有财产；规定股金分红和业主收入的限额；从利润中给工人以一定比例的劳动返还等等。这就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合作经济的因素，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完善提高，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看待。”
此外，实行经理承包责任制的社队企业，有的虽然采取招雇工人的形式，但只要按照下列原则管理，就仍然是合作经济，不能看做私人雇工经营：（1）企业的所有权属于社队，留有足够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2）社队对企业的重大问题，如产品方向、公有固定资产的处理、基本分配原则等有决策权；（3）按规定向社队上交一定的利润；（4）经理只是在社队授权范围内全权处理企业业务；（5）实行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对个人投入的资金只按一定比例分红，经理报酬从优，但与工人收入不过分悬殊。按照这一规定，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属于合作经济的范畴，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看待，而以合作经济的名义合法存在。一方面，这说明中央在私人企业的定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内部意见还不统一，试图引导私营经济向合作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将雇工人数超出规定的私人企业加以区别对待，并将部分企业归入合作经济，这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私营企业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的设想，并不符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行着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一讲合作人们就容易联想到生产资料的合并以及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以前的“穷过渡”仍是记忆犹新，对搞合作经济不免心有余悸。此外，在私营经济萌生初期，私营业主有限的生产经营经验和管理水平还不足以领导和管理较大规模的合作经济组织。如果强制施行，很可能蜕变为所有制的再度升级，私营经济产权明晰，机制灵活的优势将无从发挥，这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信心。因而，中央倡导的合作经济形式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后来，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的日渐深化，中央逐步改变了最初的设想。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多种经济成分”，显然，它不仅仅是指个体经济，这就为后来提出发展私营经济埋下了伏笔。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指出：“个体经济的存在，必将不断提出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合，要求平衡多方面利益并形成共同遵守的契约关系，需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覆盖一切地方和一切领域。”因而，中央决定放弃以前引导私营企业向合作经济发展的设想，转而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即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存在，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引导其健康发展。
总的来看，尽管私营经济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产生，而且中央也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在事实上默认了它的存在。但是在1987年以前，“私人经济”或“私营经济”的提法并未见诸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而且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我们党始终没有对私营经济正式开放绿灯。这是因为，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逾越”，还未来得及从理论上、路线和政策上加以深入研究，因而，对于私营经济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必然性与长期性还缺乏全面的估计和系统的论证。
另外，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长期的动荡之后，“左”的思想观念仍然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影响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对姓“社”姓“资”问题仍较为敏感。而且党内对这种经济现象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认识尚未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暂不制定具体的政策，还是较为稳妥的。
3.外资政策的出台
从1978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外资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我国大幅度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国际上的有利条件适时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强调把经济工作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根据利用外资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引进外资工作有了一定的进展。1979年，经广东、福建两省申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实行灵活政策、特殊措施，对外开放。1980年，中央政府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由此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第一页。中国经济从此由封闭和半封闭走向开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称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特区不仅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他提出要使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沿海经济特区的创建，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由于中央政府给予特区政策上的优惠，对引进外资，特别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深圳特区对到该地投资设厂的外商提供优惠条件和各种方便，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特区企业所进口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除烟酒和少数物品按最低税率减半征税外，其他均免征进口税等等。经济特区的创建，对吸引外商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1981年同外商签订协议1000项，13亿美元。1982年与外商签订各项协议1600多项，其中外资项目552项，投资12.86亿港元。至1983年，深圳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7.2亿元，比办特区前增长了11倍，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已基本形成。1984年，我国相继开放了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以及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些地方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政策，改善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1985年以后，又开辟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唐山、秦皇岛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从南到北相连的沿海开放前沿地带，并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我国内地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外资经济的起步和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利用外资的立法工作。1979年7月，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政策。宪法第18条对外资在华办企业有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这样就将利用外资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以后引进外资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