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公有制经济36条”的颁布和逐步落实，2006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强劲增长，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到2006年底，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比2005年增长15％，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7.4％；注册资金总额为7.5万亿元，增长22％；从业人员为6395.5万人，增长9.81％；投资者人数1224.9万人，增长10.36％。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576万户，比2005年增长3.8％；资金总额为6515亿元，增长12％。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6年底，城镇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即全部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投资总额达到48260亿元，比2005年增长37.7％，高于全国增长率13.2个百分点，占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由2005年的46.7％提高到5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私营工业增加值为15003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增长率8.2个百分点；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9.26％，比2005年提高约1.5个百分点。目前，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以外的广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GDP的65％左右，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70％～80％来源于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利润和税收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2521亿元，同比增长47.2％，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16.5个百分点；占全国规模工业利润的比重为15.2％，同比提高了1.4个百分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6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3495.2亿元，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占全国企业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8％，比2005年提高了0.48个百分点。个体户税收总额为1194.7亿元，同比增长18.6％。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6年9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利润税金总额为1418亿元，同比增长36.15％，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占工业税金总额的比重为14.65％，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二、改革开放后3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回顾
1.个体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
从1976年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中国终于结束了长期动荡的局面，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从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形势来看，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荡和破坏之后，痛定思痛，党和政府对极左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反思，开始了各方面的拨乱反正。特别是思想理论界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使人们逐渐从“左”倾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打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坚冰之后，过去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理论禁区逐步开始解冻，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党和国家在经历了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终于重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制定和实施，同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日渐宽松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一时期经济形势来看，由于长期以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各项经济事业发展缓慢。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困扰，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直接造成经济体制僵化，所有制形式过分单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统天下。不仅私营、外资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就连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体经济，也被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消灭殆尽。
据统计，我国城镇个体劳动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是900万人，1966年仍有近200万人，1978年底只剩下15万人。由于过分强调所有制形式的先进性，而忽略了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面，不仅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给群众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两年的徘徊，我党终于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桎梏，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做出了客观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最终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要“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逐步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思潮，直接为党和政府制定和实施新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经济条件。从另一方面来看，新时期党和政府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既是出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根据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2.私营经济的萌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个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绝迹20多年之后逐步得以恢复。私营经济的再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客观必然性。
首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是私营经济得以再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得到充分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这种生产力发展状况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而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如此，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其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日渐深化，为新时期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左”倾思想的困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我党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严重教条化的倾向，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突出表现为求公求纯，将个体私营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予以消灭。盲目追求所有制形式的所谓先进性，而忽视了生产力对所有制的决定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左”的思想禁锢，这样就为调整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所有制结构，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扫清了道路，并为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
再次，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私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广阔的市场。私营经济的产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资金积累和相对自由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私营经济产生的重要条件。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直接为私营经济的再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私营经济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劳动力和资金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在农村实行改革以后形成的联产承包家庭经营体制，使农民摆脱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人身束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从而使剩余劳动力自由地离开土地和家庭成为可能。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逐步解体，农民获得了更多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农民社会地位的变迁，为城乡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劳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一部分经过原有的集体经济的长期培养，获得初步的非农业生产和经营才能的人也开始尝试创办私营企业。这样就为私营经济的萌生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此外，大量的城镇待业人员，远远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所能吸收的程度，无法全部由国家统一安置，只得自找就业门路，这也为私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二是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大幅度增产，中国人民多年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在80年代中期基本上得到解决。同时，联产承包作为一种治穷致富的手段，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主要特征。由于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使多数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都拥有了数量不等的剩余资金。而城镇的个体工商户经过几年的经营，手中也集聚了一定数量的资金，一部分有技术，善于经营的个体户、专业户开始扩大经营规模，雇工经营，转变为私营企业。一般来说，一定数量的资金积累，在一定条件下就意味着私人收入资本化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这样，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继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上按照各自都能接受的利益最大化要求自由流动和组合，于是，雇佣劳动关系随之产生。私营经济在中国被消灭20多年之后，终于再度萌生，并且不断发展。此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持续大幅度提高。特别是持续多年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给亿万农民强大的购买力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就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再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放宽了对个体私营企业市场准入的限制，相继开放了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建立了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市场范围的扩大，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空间。私营企业可以在生产资料市场自由选购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从金融市场获得贷款，从技术市场获得技术，从信息市场获取信息，在商品市场销售他们的产品。可以说，市场需求的日益增长为私营经济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最后，党和政府政策的调整，以及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是私营经济在新时期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制定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大多是从个体经济发展而来的，因而，对个体经济的肯定事实上就为私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个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善于经营的个体劳动者，不仅积累了较多的资金，而且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他们需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党和政府给城镇个体工商业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较为顺利地解决了扩大规模时遇到的资金、场地等困难。特别是这一时期国家银行的资金支持，也是私营经济得以快速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些地方对专业大户、新经济联合体给予大力扶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税收，主动送大额贷款上门，甚至动员业主入党。这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垒大户”。于是，在全国各地有一批个体工商户，通过雇工经营，逐步扩大规模而成为私营企业。
我国的私营经济素有“气候经济”、“政策经济”之称，可以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就不会有私营经济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