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地位，并指出：我们提倡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要继续贯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八中全会，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并鼓励其他经济成分适当发展的政策，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政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行多渠道流通的政策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在江泽民总书记的领导下，在贯彻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后，我党有效地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1990年下半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回升并逐步缓慢增长。到1990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的户数和从业人数分别比1989年底增加了6.57％和7.80％。而在同一时期，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的户数，投资人数和雇工人数也分别比上年增长8.3％，4.6％和3.7％；1991年个体工商户的户数比上年增长6.6％，人数比上年增长7.3％，与1990年的发展速度基本持平，处于稳定发展状态。
（2）“贯彻‘南方谈话’、积极快速发展”的思想
这一思想体现在1992年至1996年。1992年1月8日至2月2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走出犹豫、徘徊的局面、驶入快速发展轨道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以邓小平南方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同年6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在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办法要更多一些，而不要被‘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抽象争论束缚住自己的思想和手脚，迈不开前进的步子”。他指出，“任何社会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点资本主义因素存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与此同时，江泽民还初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这一讲话精神后来被十四大报告所吸收。1992年8月，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发布了《关于举办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设立对外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或国内现有公司发行人民币特种股票，都属于利用外资，必须依据国家利用外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审批，并可享受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这就为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外，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又批准了新的开放城市，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具有不同功能梯度的开放格局。而且政府进一步扩展了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政策。1992年8月，国务院首先启动了国内商业零售业引进外商投资的试点工作。1995年6月，我国政府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重新划分了对外商投资实施鼓励、限制和禁止政策的产业范围，并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政策。进一步引导外商投资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及高新技术和出口创汇产业，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发展的方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必须坚持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这些论断进一步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提法，标志着江泽民和我党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加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合作的认识己经开始形成。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平等竞争，打破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性歧视。
针对外资经济，江泽民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的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继续完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同时还要按照产业政策，积极吸引外商投资，“引导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放宽私营经济的经营方式、简化私营企业的登记手续之后，于1993年4月做出了《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我国政府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20条政策。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宽松，社会条件逐步改善。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加强管理。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表明已逐渐突破“补充”的提法，向“重要组成部分”发展。
“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是在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决定》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针对一些外资、私营企业违反劳动法规，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劳动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于1994年3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管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通知》，做出了具体规定。10月，劳动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又联合签发了《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加强了外资企业的劳动管理。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明确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与此同时，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明确提出来，又一次给个体私营经济吃了一颗“定心丸”。而对待外资经济，则提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另外，江泽民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还鼓励支持他们的“光彩事业”，1996年4月，他为光彩事业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随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出台，随着中央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出台相关措施、采取放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还有地方性法规的相继出台，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得到迅猛发展。截止到1996年底，私营企业是819252户，比1992年的139633户增长48.7％；从业人员是1171万人，比1992年的232万人增长40.5％；注册资本金额是3752.4亿元，比1992年221.2亿元增加3531.2亿元；总产值是3226.6亿元，比1992年的205.1亿元增加3021.5亿元。在外资经济中，1996年外资规模3467亿元，外资占全部投资比重14.65％，而1992年外资规模是1059亿元，外资占全部投资比重是13.48％。
2.“十五大”后江泽民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
（1）由“必要补充”到“共同发展”的思想
从1997—2000年，江泽民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可概括为由“必要补充”到“共同发展”。由于1992年以来，从思想上解决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羁绊，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但这一突飞猛进的势头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关注，随之引来了另一场思想上的论争，即姓“公”姓“私”问题。尽管实质上是1992年以前姓“社”姓“资”争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延续，但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却是空前的。先是1995年广泛流传的两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和《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集中围绕“私有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展开了抨击和争论。接着1996年6月，又展开了关于“保护国产名牌”和“引进外资会不会扼杀民族工业”的讨论，还有“私有化”的问题等等。
针对来势汹猛的“左”倾思潮、理论界关于“私有化”问题的种种责难以及人们思想上对改革前景的种种困惑和疑虑，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步维艰，为防止“左”的倾向继续蔓延，身为总书记的江泽民认为应当抓紧时间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误区。1997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后来人们将这次讲话称为“五·二九”讲话），特别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推进改革，开创新局面，面对人们在实践中出现的思想困惑，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践中去探索，找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而绝不能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片言只语来做结论。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走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理论误区，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江泽民还旗帜鲜明地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他强调，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努力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对于人们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种种疑惑，江泽民明确指出：“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极大地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它打破了长期以来“所有制崇拜”的认识和理论误区，为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这一思想和论断可被称作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那就是使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到了“制度内”，即由原来的“必要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江泽民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还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起主导作用是针对全国而言，而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不占主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