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到1987年，邓小平在“可以恢复、默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同时，在对待外资经济上也采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陈旧观念，打破“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思想禁区，向发达国家举借外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大陆开办“三资”企业。而这方面的突破，一是来源于我国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再就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的必然选择。由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技革命，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并借助于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许多西方国家包括我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进一步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后来又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毛泽东对利用外资的努力和对外正常的经济技术交往工作经常因政治形势的变幻而被中断。尤其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更是将与国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污蔑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种种这些，使得我国无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给我国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结束“文革”灾难后，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大胆提出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资经济的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以便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后来他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为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奠定了基础。早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时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引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搞合营……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一讲话蕴涵了“中国可以吸引国外的私营经济，并要充分利用外国的私营经济”思想。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同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相关的法律制约关系，其主旨就是鼓励外商前来投资。在吸收外资的实践中，除股权式经营的中外合资企业以外，又相继出现了契约式经营的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总称外商投资企业（俗称“三资”企业）。此外，还有中外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通称“三来一补”）以及国际融资租赁等形式。到1983年底，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项目1361个，海上石油合作开发项目31个。外资经济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1979年7月15日，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研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开展拓展外贸、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外经贸业务。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出口特区”，1983年4月又将海南岛加入经济特区行列。采用试点的形式，使国外资金、技术和私营经济能以相当规模与中国经济建立起特殊关系。参照国外经验，在对外商给予了很多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开始了改革外贸体制的进程。1980年7月26日，国务院发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办法》，对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进行法制化规范。并于1982年以宪法的形式保护其合法地位。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回到北京后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针对引进外资会不会对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冲击的疑问，邓小平明确表态，“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
危险有一点，不大”，“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时，有些人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会对民族经济构成威胁，担心民族工业被冲击。针对这些疑虑，邓小平明确表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对外开放是相互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有在日益密切地对外交往中，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在此后四年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开放了14个港口城市，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其中就包括扩大这些城市对外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包括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到1985年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6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并于当年10月公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共22条，简称“二十二条”）。随后，又制定了“二十二条”的实施细则。再加上1986年7月，国务院向各级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通知》，再次使我国吸收外资进一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外资经济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悄然变化，对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党的政策日益理解和认同，也正是在邓小平主持设计对外开放的宏伟蓝图中，在由南向北逐步地设立经济特区，重点延伸的发展外资经济工作中，我国引进外资的局面才被初步打开。统计数字显示：1984年至1987年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8617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146.8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56.6亿美元，这四年比前五年分别增长5.3倍、1.3倍和4.6倍。
2.“积极扩展、大力推进”思想
1987—1997年，邓小平对个体、私营经济明确允许、肯定发展的同时，在外资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势头的基础上，采取了“积极扩展、大力推进”的思想政策。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引下，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上，分析了发展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将其定位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并提出了鼓励、保护、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基本政策。再加上1988年通过宪法的形式，和个体、私营经济一起，确立其合法地位，使我国外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积极扩展、大力推进外资经济中，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以适应扩大吸收外商投资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投资的法律、法规。1988年公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还转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主权意见的通知》。这些法律、法规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权益，提高了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1990年，国家在完善涉外经济法规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3月底，七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修改，取消了企业董事长必须由中国投资者委派的规定；放宽了对合营期限的限制；明确规定对外商投资不实行国有化。9月，颁布了著作权法，加强了对外商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等。这一系列法规和优惠政策的颁布，对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资，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的格局构思引导下，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进展实绩和发展经济的国际机遇，采取了重要举措。1988年3月，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沿海其他地区的一些市、县，总计2.8亿人口、42.6万平方公里面积。为此，国务院制定下达了《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对扩大地方对外经贸权限、采用中外合资或合作的方式改造老企业、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等做了明确规定。紧接着，在邓小平的直接倡议和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讨论后，于1990年4月18日做出了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邓小平生前曾三次亲临浦东，对浦东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开发浦东、事关全局；提高起点、后来居上；突出重点、金融先行；面向世界、全面开发；发挥优势、两个带动；解放思想、敢闯敢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等。第二年，国家又批准深圳和天津设立保税区，使对外开放和外资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针对利用外资的风险和防范，邓小平认为，一要注重经济效益。引进外资并非是把资金引进来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恰恰相反，由于外国投资者也要谋求自身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投资方向，把握投资规划，提高投资效益，而这又必须提高我们干部的素质、知识水平、谈判技巧和经营管理能力。
二要加强反腐败力度。三要控制外资规模。“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四是利用外资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值得说明的是，在1989年前后，在个体私营经济政策颇受关注、怀疑甚至动摇的同时，我国政府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未受太大的冲击和影响，在邓小平对外开放总思想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保持着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期间，尽管外资经济曾受意识形态领域动荡和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外商投资一度出现小幅度下降，1989年新批准外资项目个数比上一年下降2.9％（但协议外资金额和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增长了3％和6％）；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也稍受影响，遇到了一定困难。但由于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资经济的政策总体上的稳定，使外资经济仍然保持了稳步发展的势头。而且各级政府经济部门十分重视，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企业改善外部经营条件。因此，外资经济一支独秀。外商投资企业逐年增加、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由粗放型利用向集约型利用转变）、法律法规日益健全和完善。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掀起了我国外资经济发展的新高潮。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还强调要抓住国内国际的大好时机，抓紧时间搞经济建设等等。在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谈话的指引下，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掀起了发展生产、吸收外商投资的热潮，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个新的发展。1992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协议金额587.36亿美元，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1993年达到1107亿美元，比1992年翻了一番，该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58亿美元。
由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按照苏联模式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经济形式，迅速取缔了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形成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其结果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非公有制经济几乎濒临绝迹，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各地区间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与这种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势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各国都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作为本国发展战略的重点。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呈现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大胆提出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提出，“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模式的弊端渐渐的暴露出来，并且造成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所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提出构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模式与他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与他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弊端的反思是密不可分的。
